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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西部法学评论》
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内涵解读与法律适用
【副标题】 兼及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与完善方案【作者】 王建文庄玲玲
【作者单位】 河海大学【分类】 保险法
【中文关键词】 合同解除权;不可抗辩规则;内涵解读;法律适用;完善方案
【文章编码】 1674-3687(2012)03-0055-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3
【页码】 55
【摘要】

关于不可抗辩规则适用前提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以及作为其延伸制度的拒赔权,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均显不足。关于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要件,应在立足我国保险市场实践确定其内涵的同时,明确将欺诈型投保排除在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关于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既应厘定其内涵,又应对“30日短期限”的规定进行反思。拒赔权的内涵及其法律适用也应区分不同情况妥善处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973    
  
  我国2009年《保险法》16条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及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了详细规定,尤其是该条第3款所确立的不可抗辩规则还填补了我国在此问题上的立法空白。[1]不可抗辩规则作为新创制度,学界对此研究颇为丰富,其内涵及裁判规则均已较为清晰。{1}但关于不可抗辩规则适用前提的保险人合同解除权以及作为其延伸制度的拒赔权,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关注却均显不足。因此,为厘清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内涵与裁判规则,并探求与此密切相关的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与完善方案,本文立足于我国保险市场实践,对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要件、期间以及作为合同解除权延伸的拒赔权展开系统分析,以期为其法律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一、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要件
  (一)我国《保险法》中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要件的内涵解读
  我国《保险法》16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依此,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要件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投保人在主观上要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这里排除投保人的“一般性过失”,是因为投保人不是专业的保险业者,对保险专业知识的了解不如保险人,“不能要求他们向保险人那样尽善良保管人的注意义务,其只需尽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即可”{2}164
  其二,投保人在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存在误报、漏报、瞒报的情形。也就是说,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针对的是投保人的不实告知行为。
  其三,投保人的不如实告知必须能够影响到保险人是否订立保险合同或者确定保险费率高低的决定。亦即“足以变更或减少保险人对于危险之估计者。”[2]“足以变更”意味着如果投保人据实说明,保险人将会拒绝承保;“足以减少”则意味着如果投保人据实说明,保险人则将收取较高的保险费。如果保险人因为投保人不实的告知行为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那么这项意思表示将会给保险人带来额外的风险和负担,而保险人只有通过解除合同才能避免自己所面临的这项风险。
  对于上述第三项条件,如何判断投保人的不实告知行为已经确实影响到了保险人对危险的估计,目前有两种见解,即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认为“以保险人的认定为准”;客观说则认为“主张是否为重要事项、是否影响保险人承保意愿、是否应该适用加高费率、应该客观认定,所谓客观认定就是由专家认定,比较妥当的方法是以书面将各个事项以书面列举。”{3}虽然第三项条件考虑到的是对保险人意愿的影响,依此主观说显得更为合理,但采取此说将可能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利,因为如果一个恶意的保险人想要借此解除合同,那么完全由其认定相关事实的不实告知是否影响到其决策方向就已经丧失了公平的前提。而依据客观说,就显得更为公正,但是专家认定又将是一项额外的成本加人,且在判断时间上也必然会多过主观说。但利弊相较,比较恰当的还是客观说。
  (二)欺诈型投保的法律适用
  对于投保人故意隐瞒相关事实进行投保的行为,一般被称为“欺诈型”投保。不可抗辩规则的效力是否可以涉及这类投保人,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大的分歧。主要因为欺诈型投保既涉及“适用不可抗辩规则”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反欺诈”的问题。“不可抗辩条款的目的是为了督促保险人进行尽职调查、尽快行使其权利,以便早日结束被保险人的不确定状态,使其安心依赖保单的有效性;而反欺诈则要求给予保险人以充分的武器来制裁欺诈行为人,为此不应当限制保险人提起保单无效的诉讼,什么时候发现欺诈,什么时候就应当否定保单的效力。”{4}
  在这种矛盾的协调上,支持“欺诈型投保适用例外”的加拿大,认为不可抗辩规则只适用于过失性隐瞒或误述,而投保人的欺诈性隐瞒或误述则不能获得不可抗辩条款法则的保护。{5}而在《澳门商法典》第1041条中也规定:“ ( 1)如投保人之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能影响风险之评估,则导致第974条及第975条所规定之后果。(2)然而,保险人不得于订立合同起一年内或短期合同中所定之更短期限内行使因不声明或不正确声明而生之权利。(3)如投保人之行为属故意,则不适用上款之规定。”
  但是,从美国乔治亚州某个法院的判例中,却可以看到相反的论述:“被保险人从事了欺诈行为,但保险人却不能撤销合同,这跟传统的合同法理论的确背道而驰,乍一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转换思维方式,就能理解这种处理方法了:问题的关键在于保险人而不在于被保险人,不可抗辩条款不仅仅保护了被保险人的期待利益(虽然在他具有欺诈嫌疑的情况下这种期待显得不那么重要),而且还督促了保险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尽职调查,如果保险人没有这样做,那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6}

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而纵观我国的保险法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欺诈型投保无论是从法律角度来看,还是从保险公司的业务操作角度来看,它都毫无疑问地赋予保险人绝对的抗辩权(当然,如果保险人明知投保人的这项欺诈而继续这项合同的签订,那么其抗辩权就非绝对)。例如,《大清商律草案》第232条规定:“契约之当时要保险者或生命人因恶意或重大过失不告知重要事实或就重要事项为不实之告生命保险业者,得为契约之解除,但生命保险业者知其事实者不在此限。”{7}但是在之后的南京政府时期的保险法以及我国2009年《保险法》中,欺诈型投保都被纳入到了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内。
  综上,我们认为,将欺诈型投保排除在不可抗辩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更加适合我国保险业市场的发展,理由有四:
  其一,欺诈型投保人比过失性投保人更容易骗过保险人的审查,因为他们的故意使得欺诈行为更具隐蔽性。而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管理和评估风险的水平还不够高,保险人为了避免这种欺诈行为,就不得不进行更为缜密的审查,费时费力且需消耗更大的成本。保险公司终究是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营利性企业,这种消耗对其来说,显得过分苛刻。
  其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国民的诚信度还不够高,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遵守最大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投保人比一般情况下所遵守的诚信度要更高,如果保险法允许恶意投保人在可抗辩期满之后可以获得赔偿,那么将有可能对国民的诚信价值观进行错误的引导:连要求最大诚信的保险领域都允许恶意投保人在2年后获得赔偿,那么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诚信的需求感便可能会降低。
  其三,对于可能引发的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的恶意姑息欺诈以骗取保费的情况,我国《保险法》已经将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知道不实告知”的情形排除在了不可抗辩规则适用范围之外,因此不存在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问题。而且如果在保险诉讼中,加重保险人对欺诈行为的举证责任,也可以避免恶意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的欺诈骗取保费的情况。
  其四,如果恶意投保人骗取保费的目的在抗辩期后得以实现,那么就从宏观上削弱了真正具备此类风险的保险基金共有人的保障基础,丧行了公正性。
  二、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期间
  (一)我国《保险法》中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期间的内涵解读
  我国《保险法》16条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依此,我国《保险法》安排了三种限制条件来排除保险人的解除权:“2年”的可抗辩期;“30日”的短期限;合同订立时知道不实告知事实。
  “2年”的可抗辩期是从保单生效之日起算,超过2年,保险人丧失合同解除权,保单于两年后将处于效力不可争的状态,2年后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必须按照合同条款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赔偿或支付保险金。这是不可抗辩规则最本位的时间设置。
  “30日”的短期限以及“合同订立时知道不实告知事实”,两者的成立都是以保险人对不实告知事实知晓为前提,区别在于:前者是在合同订立后的知晓,而后者是合同订立时的知晓。且前者是为了防止保险人的消极不作为,而后者是因为投保人的不实告知与保险人的决策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直接剥夺保险人的解除权。[3]这两种限制条件虽然也被纳入到不可抗辩规则之中,但事实上它们是英美法系中弃权(Waiver){8}和禁止反言(Estoppel){9}的制度体现。
  30日的短期限期满可以被理解为是保险人对合同解除权的放弃,而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对不实告知事实的知晓则可被理解为足以造成投保人对其愿意继续保单效力的信赖而使其不得反言。因此,我国《保险法》中的这两项时间限制条件,可认为是以英美法系中的“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为基础。不过,两者仍存在重大区别:30日的期限届满,保险人失去解除权,若基于30日内的沉默,则不能理解为英美法上的弃权,因为一般情况下,沉默不能作为弃权的理由,{10}只有表现为行为才构成权利的默示放弃。
  (二)关于“30日短期限”规定的反思
  1.《保险法》16条第3款与第6款之间的矛盾。我国《保险法》16条第6款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处“订立合同时已经知道”代表的是保险人自此就不再具备条文中所述的合同解除权。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第3款短期消灭时效的规定中,应当限定“知道”的时间,即应当在合同成立之后“知道”。
  举例说明:如图1所示,合同订立时保险人知道不实告知事实的时间点是A,合同成立的时间点是B,从A到B的时间又小于30日,设定距离A点正好30日的时间为C点,那么从B到C的这段时间,保险人若想解除合同,到底是按照《保险法》16条第3款30日短期限的规定允许保险人解除合同,还是按照《保险法》16条第6款的规定保险人根本不享有合同解除权?当然根据不可抗辩规则的精神,保险人在此时理应丧失抗辩权,但从法律条文严谨的角度出发,在第3款短期限中加入“合同成立后”,将避免这样的矛盾。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2. “30日短期限”条文设置的合理性。探讨“30日短期限”条文设置的合理性问题,首先要确定,这个期限设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难看出,保险法规定这个短期消灭时效,是为了防止保险人怠于行使权利,在知道不实告知事实之后,却不积极行使合同解除权。也就是说,“30日”开始的条件有两项:其一,保险人知道了投保人的不实告知事实;其二,保险人希望解除合同。仅根据法条的内容,第二项条件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希望”是保险人的主观心态,外人又该如何了解?这里可以进行分类探讨:第一,如果保险人在知道了不实事实之后,有与投保人进行协商以调整保险费率的行为,那么可以判断出保险人此时主观心态是“维持合同有效性”,这种协商行为应当是值得鼓励的,符合“有利于交易”的原则;第二,如果保险人在知道了不实事实之后,没有与投保人进行协商的行为,那么此时保险人的主观心态,一种是“希望”解除合同,另一种则是“不置可否”的放任心态。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种,以“30日”的消灭时效来限制他们的合同解除权,都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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