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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政治文明建设与民主、法治、宪政、人权
【英文标题】 Political Culture Building with Democracy,Ruling by Law,Constitu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作者】 谷安梁【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政治文明 政治文化 民主 法治 宪政人权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
【页码】 2
【摘要】

修改宪法写入政治文明建设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人权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时期。本文论述了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解及其与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的关系,并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分析。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044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了政治文明建设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治领域改革与建设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与人权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研究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与人权事业是理论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讨论政治文明必定涉及民主、法治、宪政、人权几个基本概念,这四个概念关系密切,但又各有不同的内涵。有民主不一定就实行法治,有宪法也不一定就有宪政。实行民主制度,人权也不一定受到尊重。人们都应还记得,我国在一段时间里就是有民主而没有法治,人权曾被当作反面东西加以批判。我们的许多“公仆”至今仍不清楚这四个概念的含义,甚至在“民主”与“法治”的旗号下继续干着破坏民主、侵犯人权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与人权事业尚属起步阶段,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20世纪80年代学界有人提出还应当有一个“制度文明”。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是指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等等,其中并不包括政治法律制度。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政治文明”的范畴。报告提出的政治建设与改革的九个方面的任务,都属于政治法律制度的内容。此次修宪是把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方针政策法律化。所以,可以把政治文明建设理解为制度文明建设,自然包括民主、法治、宪政和人权的制度建设。
  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是不同的概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概念中应当包括先进的政治文化。但许多人却只讲教育、科技、文艺、道德等,而不讲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这是不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的思想文化前提。任何政治文明都体现一定的政治文化。没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文化就不会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文明。在文革年代发生的抄家、游街示众、“早请示晚汇报”以及现在还在发生的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强迫处女承认卖淫等现象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封建专制、无视人权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从政治思想史来看可以追溯到世界各地、各民族国家政治现象产生之时。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的著述中记载了当时的政治文化观点。罗马公民惧怕违背誓言甚于惧怕违背法律,这也是一种政治文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出现政治科学化运动,兴起研究政治文化的热潮。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于同义词,可以互相置换[1]。我国政治学研究较为滞后,许多人迄今尚不知道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必须承认二者的密切关系。进行政治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政治文化的建设。
  政治文明不等于文明政治。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有了作为政治制度的政治文明,所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有政治文明。但有政治文明不等于有文明政治。文明政治是与野蛮政治相对而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酷刑就是野蛮政治。我们文革中的“戴高帽子”、挂牌游街、割喉管,显然都是野蛮政治。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文明政治,但仍不断发生虐俘一类破坏人权的野蛮现象。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在本质上应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应当是文明政治,不能允许野蛮执法。
  十六大报告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作了如下的理论概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对此概括可以理解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或者从本质上说就是要解决好党的领导的权力、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和政府依法行使的各种权力这“三权”的关系。如果把政治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机关,对权力没有限制,就必定产生专制和权力腐败。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西方国家采取“三权分立”来解决政府的权力制约。我们不采取“三权分立”,同样也承认权力制约的必要性。可以说,十六大的上述概括实际上就是提出要解决好党权、民权和政府权三权的关系和制约的问题。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特点。党对国家的领导就是党权对政府权的制约。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制定与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必须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党权的行使同样也要有制约,否则就会产生腐败和专横。党的权力由谁来制约呢?靠党组织、党员自己制约自己(自律),靠党的纪检工作都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则是民权的制约。因为党的领导权力正是来源于人民的信任,即党权来源于民权。所以只有真正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党的领导权才有牢固的基础。
  我国对政府权力有多种制约形式。除党权对政府权的制约外,还有一府两院受人大的监督、公检法的互相制约、专门的监督机关的监督等等。这些制约都很重要,但都属于“官管官”,有时难免官官相护。只有把政府权真正置于民权的众目睽睽监督之下,实行“阳光政府”才会有真正的现代民主政治。
  如何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如何把党权、政府权真正置于民权的监督之下,这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需要在探索中逐步加以解决的大问题。理论上、法律上宣布了的东西要变为现实的东西必定要有一个过程。民主、法治、宪政、人权,这些基本的政治概念早已成为世界通行的政治话语,中国人民业已为之奋斗了一百多年,但至今人们仍然比较生疏,认识上也有很大差异。下面先谈谈对这几个概念及相互关系的理解。
  许多著作都谈到了这几个概念的共同性,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实行法治的、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但仅仅注意到共性就会认为有了民主政治,就等于实行了法治、保障了人权、实现了宪政。因此,既要承认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应当研究其相互区别之处。这样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我国政治文明达到的程度以及存在的问题。
  这四个概念有何区别呢?首先从宪政的概念谈起。什么是宪政?我国学者一般都引用毛泽东同志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所说的,宪政“就是民主政治”,即国家制定了宪法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通过宪法规定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和制度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政治。如果虽然有宪法规定,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实行民主政治,那就是有宪法而无宪政[2]。西方学者对宪政的解释则多强调法治,认为宪政是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下,制约政府权力的政治制度。以上两种理解,前者强调宪政与民主的联系,后者强调宪政与法治的联系,均有其合理性。但民主、法治的概念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着重点,均不能等同于宪政。民主是强调多数人的统治的政治制度。列宁说:“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3]。但多数人的统治有可能忽视少数人的利益,甚至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法治则是强调法律的统治、法律至上,即与人治相对而言,强调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进步,随后写入了《宪法》之中。但由理论、治国方略形态的法治变为现实状态的法治却并非易事。
  宪政的概念中既包括民主也包括法治的内容。但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理解,即宪政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人权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东西。这也正是此次修宪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写上这一条意味着我国在走向宪政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只讲民主与法治还不行,还必须讲人权。只有把人权、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宪政的基础才能对民主与法治作出正确的理解。这就是说,宪政下的民主不能只重视形式上的少数服从多数,而且要特别重视尊重和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法治不仅是强调服从法律,更要特别重视防止政府利用形式上的合法侵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近些年出现的大量侵占农民耕地和城市征用居民住宅中的问题以及乱收费等,大都是打着法律的招牌进行的。可见在法律的名义下也会侵犯人权。只有把法治与保障人权统一起来才是宪政下的法治。
  人权的概念与公民权利的概念还不完全等同。人权就是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就是法定的每一个公民享有的权利。有了法定权利之后仍然存在法律之外的社会权利。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谈到:捡拾枯枝、采集野果都是贫民享有的习惯权利。他说:“习惯权利作为和法定权利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它和法律同时存在,而习惯是法定权利的前身的场合下才是合理的。”[4]西方国家实行“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就是承认公民除法定权利之外还保留其他的社会权利。我国司法机关强调依法办事当然是对的,但对某些找不到法律根据的事情不予保护,可能就是不承认法定权利之外的人权。这就与宪政强调保护人权的精神不相符合。总之,本文认为宪政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宪政之下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必须同保障人权一致起来,而且要以保障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为基础。根据以上对民主、法治、宪政、人权的理解,下面就当前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
  十六大报告第五部分全面阐述了党中央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问题。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了以上问题。
  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5]1986年他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中又说:“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6]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意见。1997年十五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同时强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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