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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中国法家道德法律化研究
【英文标题】 The Study on Legislation of the Ethic of Ancient Chinese Jurist
【作者】 邢晓晖【作者单位】 天津商学院
【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文关键词】 法家 道德 法治 国家利益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1
【页码】 131
【摘要】

本文在对道德法律化进行一般性阐述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古代法家法治学说产生的深刻背景,有助于对法家道德法律化的研究,克服长期以来对于法家道德学说的冷漠与回避态度,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与法治建设。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020    
  一、道德法律化探析
  道德法律化是一种与法律道德化相对而言的表述道德与法律紧密结合的方式,指一定社会的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对道德概念、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思想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吸收与接纳,并转化为一国现行法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法律这一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因此在自己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受到包括道德在内的一些较早、较成熟的社会现象的影响就成为必然。道德法律化正是道德行为与道德关系的特殊法律形式。它在范围上具有广泛性,涉及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环节。在历史发展上,道德法律化主要集中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两个历史时期,因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法律本身的不断完善与丰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与道德、宗教、政治等现象相分离而不是结合的趋势。在中国封建社会,道德法律化主要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儒家道德法律化,一是法家道德法律化。在这里,本文只考察后一方面的内容。
  二、关于法家道德
  关于法家道德,自古以来就很少有人问津。究其原因,不在于法家道德是否适应社会发展,而在于中国古人宥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法家学说的道德一向持有一种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既与儒家学说的长期盛行有关,也与某些法家代表人物关于自己学说“不务德”的公开承认有关。
  然而,如果我们现在重新审视一下这一态度,就发现其中隐藏着某些令人疑惑之处。
  首先,它对道德概念的认识颇为狭窄。所谓道德,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评价人们思想与行为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荣誉与耻辱的各种观点、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可是,中国古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将道德理解为善的一面,认为道德是一种对个人、社会有价值的行为、方式。例如,中国西周的统治者在推翻了殷商王朝以后,就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明确认识到有德与否,是关系统治者能否高居统治地位的一个正当理由。这种关于德的最初指引,经过儒家的大量修饰与反复使用后,专门发展为一种善的、最好的统治方式——德治,即“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既然中国古人对道德的理解主要偏重于其正面意义——善的方向,那么。与儒家学说相对立,具有恶之特色的法家学说,自然而然就被摒弃在了道德范围之外。
  其次,它对“不务德”的非议过分拘泥于原意。“不务德”的原意是不讲道德、不讲仁义,即表面上似乎与道德内容毫无关系。然而,辩证思维的方式恰好与之相反,因为不讲儒家仁义、与仁义相对立、甚至反对仁义的学说,依然是一种道德,是一种“不务德”的道德,正如否定法律的思想依然是一种法律思想一样。
  在这里,还是借助于有关不务德的原文予以分析,可能最具有说服力。它载于《韩非子·显学》之中:“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为吾善,境内不什数;用其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1]结合其它法家代表人物的阐述,我们可以对以“不务德”为特点的法家道德进行如下概括: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一)与儒家强调家族本位不同,法家道德更加侧重于 上述韩非子提及的“严家”、“慈母”、“败子”、“吾善”等,都是以家族或宗族背景为线索展开的,这也正是懦家道德精髓之所在,以家为起点和基础,构建一套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理想秩序——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理想秩序中,能否管理家族显然是治理国家和天下的前提条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而“家之本在身”,即个人的品德修养与利他行为又在“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这种道德观念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家和家族的现实。国家制度虽然在家族、宗族的延伸与扩大的基础上形成了,但是,与之相适应的国家观念中还残存着很浓厚的家族与宗族因素,因此,维护国家制度的规范在形式上依然表现为原来维护家族与宗族制度的规范——礼,维护国家制度的道德观念,在内容上依然受着原来维护家族与宗族制度观念的深刻影响;国家的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是这种矛盾还没有尖锐化,或者更多地以原来家族与宗族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个人,特别是某些君主与贵族的修养与高尚行为,又或多或少地对这种矛盾起着缓解作用。可是,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新的生产力及其代表法家集团的形成,特别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这些交替上升的政治势力对血缘关系的冲击,原先的“天子——诸侯”的国家结构已经名存实亡。而以奴隶的相继起义与暴动为代表的阶级矛盾的急剧化和阶级身份僭越行为的普遍化,都说明了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通过家族与宗族的内部矛盾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更直接地反映为阶级矛盾、诸侯国之间的矛盾。这样,那种专门维护家族、宗族的礼规范与血缘伦理观念,就在法家“不务德”思想的冲击下,迅速走向没落。其实,“不务德”本身就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道德,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否定任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家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法家的代表人物们一再强调法律是“国之大道”、“国之权衡”,它所维护的“国家利益在形式上表现为公义、至公、公正”的意义所在,因为国家需要耕战法禁,而个人则需要品德、修养、地位与尊严。儒家的主张在春秋战国之际之所以不被各诸侯国的政治实践所采纳,其代表人物的游说活动之所以在各诸侯国东西碰壁,关键在于它的主张不符合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不能给这种新的国家带来利益。
  (二)与性善论不同,法家以性恶为出发点,将道德之反 面意义——恶予以了充分扩展
  在中国古代,法的最初形式是刑。而刑从其产生之际,在深层上就隐有“恶”或“乱”的含义。无论是在“蚩尤维始作乱,延及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2]之中,还是在“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吕刑”之中,都是如此。中国法家更是从人性好恶利害的角度出发,不仅将刑视为恶,而且特别强调了这种恶的非常必要性。它认为,犯罪与刑罚虽然是一种恶,而严刑与重罚则是一种比这种恶更为严厉的恶,只有用这种大恶才能镇压与惩罚那种小恶,即“以刑去刑”、“以暴止暴”,从而将刑推向道德上恶之极端形式。正是这种极端形式,才阻碍并从根本上抹杀了西方意义上“法律是善良公平之术”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可能性。
  (三)法家道德的最后完成,在实践中表现为时法家利益的否定
  中国法家们在历史中的命运,可以说是最为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并为之惋惜的事。他们在各诸侯国大力推行了法治政策,并或多或少促进了各诸侯国生产力的进步。然而,最后他们又先后身败名裂,而且有的就惨死于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之下。太史公司马迁对商鞅是如此评价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其欲以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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