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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少年法庭发展路径
【副标题】 基于对部分省市法院少年法庭的实地考察【作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改革调研课题组
【作者单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少年法庭;司法改革;家事合一【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4【页码】 13
【摘要】

少年审判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步探索建立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方式,培养了一支专业素质较高、作风优良的少年审判队伍。在当前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少年法庭工作已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尤其随着内设机构改革陆续启动,少年法庭正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少年法庭改革的路径选择,总体看主要有三种模式:集中管辖模式、综合审判模式和少年家事合一模式。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少年家事合一模式框架设计的具体构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0324    
  

引言

少年司法是衡量司法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对推动全社会关注青少年权益保护发挥着引领作用。加强少年法庭工作,是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30多年来,在党和政府关心支持下,在几代法院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少年法庭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发展。目前全国法院共设立少年法庭2300多个,形成了一支由7000余名法官组成的少年审判专业队伍,涌现出尚秀云、李其宏等许多优秀法官。共判处未成年犯150余万人,先后探索创立了圆桌审判、法庭教育、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到场、心理评估干预、轻罪记录封存、判后回访以及“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等制度机制,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失足未成年人,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也打造了中国少年司法的经验和范本。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依然严峻,必须从社会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通盘考虑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发展问题。[1]在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少年法庭工作已走到改革的十字路口,正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如何顺应改革潮流更上层楼,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好、运用好少年法庭,发展好少年司法的中国特色经验,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现状检视:少年法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1.理论和审判实务研究尚不深入。少年审判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审判业务类别,关键在于少年司法是否具有特殊性。然而时至今日,理论界、实务界对于少年司法独特价值问题的理论研究仍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和结论尚浮于表面,说服力不强。尤其对少年审判业务的独立性、内部运行机制等问题研究尚不够系统化;对少年审判案外延伸工作正当性和可行性的法理依据研究还不透彻。由于欠缺科学的理论支撑,对于少年法庭的发展方向,目前认识还不统一,导致改革迟迟不能破局。

2.顶层制度设计尚不健全。虽然我国在少年司法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加强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出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专章规定等,但这些规范是在成人司法框架下的“修补”或者“微调”,在顶层设计层面尚缺乏相对独立的、科学完整的少年审判制度体系乃至少年司法制度体系。此外,相较于涉少刑事审判,涉少民事、行政审判[2]的法律制度更加不健全,其特殊制度仍处于实践摸索阶段,尚无可以遵循的成熟做法。

3.组织模式亟待明确。自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行综合审判试点工作[3]至今已逾十年,对少年审判的组织模式仍没有确定明晰的发展方向,以至于形成多种组织模式。目前,全国各地法院的少年审判组织模式多达6种,包括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少年家事审判庭(家事少年审判庭)以及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4]由于组织机构发展方向不够明确,许多法院认识不统一,或各行其是,或迟疑观望,不利于深化少年法庭制度机制改革。

4.受案范围尚不统一。组织模式各不相同的同时,各地法院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也五花八门。有的仅受理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有的还将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纳人,有的则将部分民事案件也纳入,还有的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所有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都纳入少年法庭审理范围;有的法院不区分是否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统一将离婚案件归入少年法庭审理范围,有的甚至将民间借贷等商事案件和知识产权案件也归入少年法庭审理范围。这些做法虽一时解决了少年法庭案件数量过少的问题,但也削弱了少年审判的特色。由于缺少统一的受案规范,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必然不能良好对应衔接,在业务指导等方面难免脱节。以某中院少年庭为例,其审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分家析产和法定继承等二审案件,来源于辖区一审法院各民事审判庭;而其辖区有的基层少年庭审理的离婚案件,上诉后则移送至该中院的民庭。这种上下级法院少年法庭受案范围的不一致,容易导致审判业务的多头指导或缺乏指导,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

5.案件数量相对不足。由于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加之随着《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确立,少年法庭受理刑事案件数量正在逐年减少。以全国法院少年法庭判处未成年犯的数量为例,2015年判处43800余人,2016年下降至35000余人。北京市少年法庭2014年共审理刑事案件1148件,民事案件2859件;2015年审理刑事案件1099件,民事案件3189件;2016年审理刑事案件782件,民事案件3746件;2017年审理刑事案件716件,民事案件4565件。少年法庭审理的案件总量和法官人均结案都明显低于全市法院平均值。由于案件数量相对不足,有的少年法庭人员被调整到其他业务庭室,有的少年法庭为了满足案件数量的要求,将一些与未成年人权益联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的案件调整到少年法庭审理,冲淡了少年审判的特色,影响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

6.机构建制受到改革冲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很多地方没有将少年法庭改革纳人改革总体布局中通盘考虑。近几年由于涉少案件减少,许多法院的少年法庭已经撤并。今年随着内设机构改革的推进,绝大部分基层法院少年审判庭可能面临裁撤的风险,面对这种形势,多数法院尚无明确对策。如果简单撤并、削减,又不找新的出路,则可能带来少年司法的理念逐步淡化,已经建立起来的专业队伍逐步流失,初步构建起来的社会关护体系逐渐解构等问题。

7.考核评价不尽合理。少年司法制度要求法官在办案的同时,还要开展社会调查、法庭教育、回访帮教、法治宣传教育等案外延伸工作和社会事务性工作,这些工作量可能几倍于普通案件审判的工作量,而且周期长、难度大、耗时费力,成效难显。但绝大多数法院仍单纯以办案数量为标准考评少年法庭工作,并未将庭外延伸工作纳入考评体系,少年法庭法官在业绩考核方面一直处于尴尬的地位。

开弓没有回头箭

8.审判队伍缺乏稳定性。少年法庭自创建以来,始终受到人员流动过于频繁的困扰。特别是法官员额制改革中,确定法官员额的标准主要是案件数量,造成少年法庭入额法官较少。加之受案源不足、机构不稳、考核不科学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法院从事少年审判的法官工作热情受挫,而调动频繁则导致专业化建设滞后,影响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

二、溯本求源:少年审判之特殊性分析

少年对于民族的重要性、少年本身的特殊性、少年司法的特殊性等,决定了少年审判应当从普通成人审判中独立出来。尊重少年审判特殊性,保证其独立性,是少年审判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1.审判对象特殊:未成年人的幼弱性[5]与可塑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们这一代,更要靠下一代。”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和民族的未来。应当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从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的高度、从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度,看待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大量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的当代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大脑的发育一直持续到25岁左右,那时候最后一块发育的区域是前额叶,而前额叶具有阻止人们作出轻率、冲动决定的作用。[6]未成年人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分辨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其在心智、理性、体力等方面均较成人处于弱势,需要得到有别于成人的对待,特别是国家、家庭、社会以及相关机构的关心、帮助和爱护。充分发挥少年审判职能,努力为青少年创造良好的家庭、校园和社会环境,保障青少年健康、幸福成长,也是人民法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2.审判理念特殊:国家亲权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少年司法的理论基石是少年司法理念,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少年司法独特的思想基础。

“国家亲权”这一核心指导理念,强调国家承担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责任,国家是未成年人最高和最后的监护人,得以父母般角色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便宜行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一项国际性原则,强调儿童的利益应当得到独立保护,儿童的需求应当得到首要考虑和尽量满足,各方应努力为儿童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少年司法一方面要强化国家的主体责任,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适当主动干预;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少年的人格独立性,从少年的角度评价少年的行为,在奉行一般社会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少年人格和行为的特殊性,对少年行为与成人行为采取不同的定性准则和不同的措施。从少年审判看,在刑事领域,要更加突出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更加关注犯罪的未成年人如何经过司法程序更好地回归社会;少年案件的处理应首先考虑到社会对这些处于特殊状态中的儿童的“补偿和救助”;少年司法的程序设计应当人性化,遵循少用监禁、司法人员专业化、特别的审判方式、适应少年身心发育特点、保护隐私等原则,实体上体现出非刑事化、个别化、轻刑化和特别保护的原则,以利于实现教育和挽救的目的。在民事领域,突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特殊优先保护,构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保障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意见表达权,让法官拥有更强的探明权和诉讼程序的控制权,使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公权力能够及时有效介入,并作出回应。

3.审判方式方法特殊:职权探知主义与司法职能延伸。少年审判方式与一般审判方式的消极、中立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是审判方式上,更加注重适用符合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的方式进行;二是工作内容上,不仅注重查明案件本身的事实,更需要深入了解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未成年人自身的困境、家庭的责任、未成年人的生存状况等案件背后的问题,从而利用专业能力,对接政府多个部门、联合社会多方力量为未成年人化解困境;三是干预方式上,少年审判工作更加注重公权力的主动介入,法院的审判职能贯穿于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并适当延伸至案件审理之外,全方位地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综合保护;四是工作体系上,更加注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力量的沟通联系,通过“政法一条龙”、“社会一条龙”的工作机制,整合未成年人保护的各类资源。

此外,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讲,以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处理少年案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性做法。如德国采用的是专门少年法庭的形式,日本采用的是家庭法院形式,美国综合采用专门法庭、少年法院、家庭法院等多元并存形式,我国台湾地区则采用的是少年及家事法院与专门少年及家事法庭结合的形式[7]。我国已经加入《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8]等涉及少年保护的国际公约,建立独立、专门的少年审判机构,既是履行国际义务,也有利于使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融入世界潮流。

三、困境突破:少年法庭改革路径与设计

基于少年审判的特殊性、专业性和相对独立性,选择少年法庭的发展路径应当首先着力于组织机构的改革。当前,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少年审判组织机构到底应以哪种模式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已成为少年法庭发展道路上最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

(一)少年法庭机构改革的原则。

一是遵循少年司法规律,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为目标,主要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和少年审判组织的相对独立、少年司法人员的专业性上。二是遵循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总的要求和部署,与当前中央确定的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各项司法改革目标相一致,坚持在法律与司法政策的框架内改革。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和区别对待,既有利于解决影响少年审判发展的瓶颈问题,又有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降低司法成本。四是有利于少年审判组织内部整体架构的统一管理、上下衔接,以及与外部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服务支持体系)的协调对接。

(二)少年法庭机构改革的模式对比。

结合实践中较有代表性的少年法庭模式,选取三种较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模式予以比较分析:

1.集中管辖模式。这种模式在原有的少年审判庭的基础上,将分散于各基层法院的涉少案件集中到某些特定法院少年法庭审理,从而进一步体现少年司法的专业化和集约化。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第一,能较好保持少年审判的特色,使业务分工更加细致,审判指导和管理更加便利,有利于提高少年审判的专业水平。第二,能够增加少年法庭的收案量(综合审判庭已审理少量民事案件),解决少年法庭案件数量过少的问题,使审判资源配置得到优化,审判效率得到提高。第三,改革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6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要时,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同时这种改革模式还能够为探索建立少年专门法院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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