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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金融法苑》
国际金融新秩序与香港
【作者】 饶余庆【分类】 金融法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15(15)
【总期号】 总第二十七期【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5450    
  一、背景与分析
  布雷顿森林体制(即联合国主持下的固定汇率制)的崩溃,可说是“二战”结束后,国际金融领域的最大灾难。该体制固然有许多缺点,但却在25年的时间里,大致保障了自由世界国际金融的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其解体之时,正值货币主义抬头。此学派极力鼓吹浮动汇率制,认为汇率自由浮动,加上期汇市场的广泛使用和发展,便可解决所有国际金融问题。30年来的事实,完全否定了这种过分简化的理论。实际上,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非但没有消失,反有变本加厉之势。为简便起见,我们可将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的种种金融危机,分为以下几类:
  (一)牵涉主要国家货币—美元、英镑、日元等的汇率危机。
  (二)国际收支失衡的危机。其中以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所直接造成的国际收支危机为最显著的例证。
  (三)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982年夏,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外债,接着许多拉美、亚非、东欧等国也纷纷要求暂缓偿还外债。
  (四)证券市场危机。1987年10月,因美、德两国在利率和汇率问题上发生歧见,导致华尔街股市暴跌,触发全球性股灾。
  (五)地区性货币集团的汇率危机。最显著的实例是1992至1993年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导致英、意两国被迫退出。
  (六)货币与债务混合的危机。主要实例是1994至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8年8月的俄罗斯危机和1999年1月的巴西危机。
  (七)货币、银行和债务混合的危机。最显著的例证是历时已两年,至今尚未结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和影响之大而论,亚洲金融危机可说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上述危机,强调了一个不容逃避的事实,即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康德苏眼中的“金融新秩序”五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康德苏在1998年10月就金融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高度透明。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有责任向公众经常地、准确地披露政策、法令、措施以及业务与财务状况。
  (二)银行与金融制度的改进。各会员国须改善和加强金融监管制度,采用国际认可的会计、审计、保险、支付系统等方面的一贯性准则。
  (三)私营机构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国财金当局应加强与私营机构的沟通与合作,鼓励私营机构参与金融危机的预防、债务的重整、国际债券条款与巴塞尔资本充足比率的修改、应急信贷额度的提供等活动。
  (四)有序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须在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业已相当完善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地进行。
  (五)国际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各会员国的金融部门,须尽快地采取国际公认的财政与货币管理、会计审计、企业管治及破产法的准则。
  上述原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金融新秩序”,如没有这些支柱,便难以长期维持。然而,它们也只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单靠上述五大原则,“金融新秩序”未必就能成功。例如,康德苏在声明中,对国际汇率稳定的问题只字未提;但是很显然,“金融新秩序”如不能维持汇率的一般稳定,而任由汇率危机不时爆发,则该名词便毫无意义。
  三、有关“目标区”的建议
  目前局势下,重建布雷顿森林体制殆无可能,于是许多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提出了“目标区”(target zones)的建议。所谓“目标区”,是指通过各国金融当局的合作,把汇率波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通常以中心汇率的10%至15%为上下限),其中尤为着重的是少数主要货币—美元、日元和欧元—间汇率的稳定。“目标区”的最大优点,是它能防止突然的、与经济基本因素无关的汇率波动,阻止恐慌的蔓延。著名学者如克鲁格曼(Krugman)、麦金农(McKinon)和博格斯顿(Bergsten)都赞成此议;而在政府方面,最积极的则要算德国政府。
  然而当今年春天,欧盟与日本向美国试探合作建立“目标区”时,却为美国所拒绝,其官方表态为:稳定汇率的关键,应取决于各国政府采取稳健的宏观财经政策。这一立场应当说是相当虚伪的,过去在其自身利益有需要时,美国不惜亲自出面,带头组织主要工业国家进行汇市干预,其最佳例证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和1987年的罗浮协议(Louvre Accord)。经济学家指出,这两个协议虽未使用“目标区”的概念,但内容上却与“目标区”大同小异。此番美国之所以转变态度,无非是因为现在其经济表现十分理想,大可不必理会汇率变动而已。
  四、“托宾税”与资本管制
  事实上,康德苏原则中还忽略了如何运用税收和其他手段,来减少汇率的过度波动和其可能引起的恐慌;而在有关的提议中,最著名的要数“托宾税” (Tobin Tax)。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主张“在国际金融的飞轮上撒些沙子”( throw somesand in the wheel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以减少汇市的过度敏感性,遏止不合理的投机浪潮。他认为,对外汇交易总值征收约百分之一的交易税,便可达到此目的。近年来频发的金融危机促使学者们对“托宾税”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而这些工作又为其合理性与可行性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注脚。
  此外,康德苏也没有提到资本管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不仅多数新兴经济仍然维持资本管制;就连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直至最近也还保留着资本账户的外汇管制。例如,英国和日本就都是在1979年后,才逐步撤销资本管制的。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表现较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两者仍维持着资本管制。马来西亚也因此在1998年9月,重又开始实施资本管制。
  五、港府拟采取的措施及三大国际金融组织
  本人绝非主张应无条件地采纳“目标区”、“托宾税”和资本管制,但也反对对这些建议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我认为,除非不想建立真正有效的“金融新秩序”,否则,任何对稳定国际金融和汇率有利的建议,我们都应采取开放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探讨在什么条件和什么国家或地区中,可以实行上述措施。以香港而论,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际经济、商业和金融中心,“托宾税”和资本管制是无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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