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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治与法律》
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
【副标题】 我国《民法总则》第196条的问题与解决
【英文标题】 On the Right of Claim Which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s Not Applicable to
【英文副标题】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196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Civil Law”
【作者】 杨巍【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诉讼时效;请求权;民法总则;返还原物请求权
【英文关键词】 Limitation of Actions; the Right of Claim; General Rules of the Civil Law, the Right of Claim to Demand the Return of Original Property
【文章编码】 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2018期刊号=2页码=12期刊栏目=主题研讨 ——民法典编纂中的时效问题研究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2
【页码】 12
【摘要】

我国《民法总则》第196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其不是法律移植的结果,而是选择性接受既有理论共识并进行一定程度理论创新的体现。该条的规范涵义可结合立法目的、法条文义、其他相关规则等因素予以确定。该条存在的问题是:遗漏了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的规定失之草率;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请求权范围过于狭窄;兜底条款遗漏了“依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运用目的性扩张解释等方法予以解决。

【英文摘要】

By way of enumeration, Article 196 of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Civil Law prescribes the right of claim which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s is not applicable to. This is not the result of legal transplant, but an embodiment of a certain degre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n basis of accepting existing theoretical agreement selectively.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this article can be determined by considering factors including legislative intent, the textual meaning of the provisions, and other relevant rules. The problems of this article include that it omits the right of claim to demand apology, elimination of the influence and rehabilitation of reputation; the provision that cancels the right of claim to demand the return of original property is rather hasty; the scope of the claim based on the personal relationship seems to be excessively narrow; and it omits “other claims which the limitation of actions is not applicable to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in the miscellaneous paragraph. These problems should be solved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extensive interpretation on basis of the purpos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898    
  
  对于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196条系我国首次在狭义法律层面作出的规定。该条立法目的在于,“为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根据各方面意见并吸收司法实践经验,对诉讼时效制度所作的完善”。[1]在《民法总则(草案)》讨论和修改过程中,其“一审稿”至“三审稿”中均有该条规定。这似乎表明,该条内容已经在立法过程中取得高度共识并有充分依据。然而,从宏观角度即立法模式而言,域外并无设置列举式条款集中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请求权之立法先例,《民法总则》196条的立法创新是否妥当,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从微观角度即规范内容而言,《民法总则》196条之规范目的妥当性和规范涵义确定性并非毫无疑义,主要是:该条不是对已有规定的简单继受,除第4项兜底条款外,其余三项均为新增规定,这些新规定的某些内容并非以司法实践经验为基础,两者甚至明显抵触;对于学理及实务上已经形成共识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某些请求权,有所遗漏;兜底条款的表述有欠严谨。为此,有必要对《民法总则》196条的四项具体规定,从规范依据、规范涵义、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民法总则》196条的规范依据:法律移植、既有共识抑或理论创新
  (一)《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的规范依据
  对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2]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其一,在德国,由人格权或支配权产生的、为回复与这些权利相应的状态服务的独立的返还、排除侵害和不实施干扰的请求权均适用诉讼时效。[3]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条和第1004条规定的因姓名权、所有权受侵害而产生的不作为请求权和除去侵害请求权,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95条规定的3年时效期间,而非其第197条规定的30年时效期间。[4]其二,在日本,通说对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持否定意见。因为所有权本身不适用诉讼时效,从所有权产生的妨害除去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有着回复所有权圆满状态的作用,所以应解释为只要所有权存在,由所有权产生的这些请求权就不适用诉讼时效。[5]实务判例也持此意见。[6]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法典》第167条第2款规定“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适用诉讼时效,因该规定容易产生误解,日本“民法改正研究会”起草的民法修正案中,将该规定修改为“所有权以及基于所有权发生的请求权不因时效而消灭”,[7]明确将此类请求权排除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其三,我国台湾地区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无明文规定,学界素有争议。现今较有影响力的学说为折中说,即区分物权是否已登记,以决定其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64号”认为,已登记不动产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未登记不动产及动产所生的物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理由主要是考虑与取得时效的衔接及登记公信力的贯彻。[8]质言之,域外有关规定对于停止侵害等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规范并无统一模式,对该规则的设置主要取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态度。
  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我国学界主流意见与日本通说类似,认为此类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理由在于:维护支配权圆满状态的需要;诉讼时效制度功能的要求;适用起算规则的困难;兼容性的欠缺,等等。[9]实务界意见与学界主流意见一致,所持理由也基本是对学界理由的重复或延伸。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虽未明确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此类请求权是人格权、物权和知识产权受侵害产生的请求权,因为关系到民事主体的人格存续、生存利益以及伦理道德、支配权的完整性和圆满性,所以不适用诉讼时效。[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5]4号,以下简称:《专利纠纷规定》)第23条规定,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该条明确了停止侵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法[2016]399号,以下简称《第八次民事纪要》)第24条规定,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其理由在于,现实和可能的妨害或危险本身已在事实上对相对人起到了某种“风险提示”作用,在此情形下,比较物权人的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与相对人基于交易安全所需保护的信赖利益,前者更应得到保护。[11]
  在司法实践中,因此类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没有明确法律依据,法律也未明确将其排除出诉讼时效适用范围,在此前提下,法院往往利用诉讼时效起算规则或中断规则使权利人不因时效而丧失救济。例如在“范英海、李先飞诉北京市京沪不锈钢制品厂制作并展览以及在网页上使用不锈钢雕塑作品侵犯其著作权案”中,原告针对被告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行为,提出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诉讼请求,被告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法院认为:“被告涉案使用行为一直持续进行,因此诉讼时效并未届满。”[12]该判决系运用起算规则得出原告请求权诉讼时效未届满的结论。又如在“李忠轩、谭宗焕诉王奇祭祀权案”中,原告针对被告致使原告亲人骨灰去向不明导致原告不能正常祭奠的侵权行为,提出停止侵害等诉讼请求,被告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法院认为:“因祭祀是每年持续进行的活动,被告侵权行为随着每年的祭祀活动不断发生,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13]该判决系运用中断规则得出原告请求权诉讼时效未届满的结论。法院这种做法实质上使权利人不因诉讼时效规则而丧失救济,这体现了司法机关与学界类似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对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内并不存在被普遍认可的通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受限于对物权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态度,对该问题作出了不同处理。《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不是移植域外通例的结果,而是接受国内学界及实务界共识的结果。该规定并不存在理论创新的因素,其规范内容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已经具有较高的理论认可度和实践基础。
  (二)《民法总则》196条第2项的规范依据
  域外有关规定对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的立法模式差异较大。《德国民法典》第197条第1款第1项规定,返还原物请求权原则上适用30年时效期间。[14]《荷兰民法典》第3:310a条和第3:310b条规定,在不同情形下返还原物请求权分别适用1年、5年、30年和75年的时效期间。[15]《意大利民法典》948条第3款规定:“返还所有物之诉不因时效而消灭,但是基于时效取得所有权的情况不在此限。”[16]《葡萄牙民法典》1313条和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237条与上述规定类似。[17]《法国民法典》对此虽无直接规定,但根据法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追还(财产所有权)之诉不受时效约束。追还(财产之诉)是指,原告援用其所有人的名义,据以要求持有财产的人向其返还所请求的财产的诉讼(诉权)。”[18]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均未明确规定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而由学理及实务解决。在日本,学理及实务主流意见均认为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19]为使该观点更加明确化,日本“民法改正研究会”起草的民法修正案中,新增条文规定所有权及其所产生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20]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旧通说为肯定说,但其后逐渐被折中说取代,区分登记物权和未登记物权之返还原物请求权以决定是否适用诉讼时效。[21]
  在《民法总则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颁布之前,我国学界对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争议较大。肯定说的主要理由是:诉讼时效的价值功能;独立请求权的性质;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的衔接等。[22]否定说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物权请求权与物权的关系、物权请求权的功能、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诉讼时效与取得时效的关系、我国立法现状及法治环境等。[23]折中说主张未登记物权之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已登记物权之返还原物请求权则不适用。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物权变动登记生效主义的要求,保护不特定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对未登记物权之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质疑的反驳等。[24]否定说在学界一直居于有力说地位。
  实务界主流意见对返还原物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持否定态度,《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将诉讼时效适用对象限定为债权请求权,实际上将物权请求权排除在外。其理由除重申学界否定说理由外,更强调国别差异、社会客观现实基础、物权法的完善等理由。[25]由于受学界争议影响,《诉讼时效规定》将该问题作为待解决的争议问题不作正面规定。[26]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无明确法律规定,司法机关通常依据学理认定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亦未区分该物是否登记而有所不同。例如在“串井小等诉贾计生返还出借的名画案”中,被告占有原告父亲的名画长达20余年,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而被告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法院依据所谓“物权理论”,判定原告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27]又如在“章丘市绣惠镇建筑工程公司与章丘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返还原物纠纷案”中,原告请求被告返还涉案22间房屋,被告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法院以返还原物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为由支持原告诉讼请求,但在说理部分未提及涉案房屋是否登记与裁判结果有关联。[28]
  综上所述,对于返还原物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不存在通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规定差异很大。《民法总则》196条第2项不是移植域外通例的结果,而是部分接受学界折中说的结果。该做法与学界及实务界主流意见抵触甚大,该规定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并不具有一致的理论认可度,也并非建立在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从某种角度而言,固然可将该规定视作理论创新,但这种创新的合理性却颇值得怀疑。
  (三)《民法总则》196条第3项的规范依据
  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可分为不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请求权和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请求权,域外有关规定一般将前者排除出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而对后者适用诉讼时效。在德国,基于扶养关系产生的定期金请求权(《德国民法典》第759条至第761条)无论是个别定期金给付请求权还是定期金之整体请求权,均适用诉讼时效。[29]此类请求权适用3年普通时效期间,其理由是这样能够避免将各个请求权相加,从而减轻债务人的负担。[30]日本对此问题的态度与德国类似,而且《日本民法典》第168条更明确规定定期金债权适用20年时效期间。日本“民法改正研究会”起草的民法修正案虽然删除了《日本民法典》原第168条,但并非认为定期金债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而是认为该债权应适用普通时效期间而无必要作特别规定。[31]《法国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此类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据法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此类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32]
  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学界对于此类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争议较大,[33]未形成通说意见。实务界主流意见主张此类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诉讼时效规定》虽未规定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据最高法院的解释,基于公序良俗、保护生存权等因素的考虑,此类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只是应以特定身份关系存续为前提。[34]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无明确法律规定,法院通常依据学理认定此类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例如在“顾某诉周某追索抚养费案”中,原告作为非婚生子女请求被告(原告生父)支付抚养费,被告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抗辩。在法律并未规定该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请求权属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35]
  综上所述,对于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域外有关规定多持肯定态度,我国学界则存在较大争议。《民法总则》196条第3项不是法律移植的结果,其与域外通例并不一致。该项也不是接受学界通说的结果,而是反映了司法实务界的主流意见。虽然该规定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并不被学界一致认可,但在司法实务界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实践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规定具有较高的理论创新成分。
  (四)《民法总则》196条第4项的规范依据
  综观域外有关规定,罕有类似《民法总则》196条设置兜底条款的做法。其原因在于,各有关规定通常未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作列举式规定,故无从设置兜底条款。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域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在民法典各编就某些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作个别规定,而未在“时效”章(节)作统一列举式规定。例如《德国民法典》第一编第五章“消灭时效”并无列举式条款集中规定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但其第758条、第898条、第902条、第924条、第1138条等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分别作出了规定。另一种是既未在民法典各编就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作个别规定,也未在“时效”章(节)作列举式规定,而通过学理及判例认定某些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日本民法典》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既无列举式规定也无个别规定,而学理及实务总结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权利包括占有权、物权请求权、相邻权、共有物分割请求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等。[36]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持开放性态度,防止列举式条款造成挂一漏万的结果。
  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债权请求权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该条第4项设置兜底条款“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其立法理由在于,“由于司法实务中的问题纷繁复杂,债权请求权种类众多,本司法解释难以全面规范,故作出兜底规定”。[37]在学理上,主流意见也认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除法律列举的具体情形外,还存在其他情形。[38]在现行法框架内,确实存在就某一具体权利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办〕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7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9条等。这些规定的存在使该兜底条款作为引用性法条具有了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民法总则》196条第4项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设置兜底条款,不是法律移植的结果,而是延袭了《诉讼时效规定》第1条第4项规定并有所修改。该项规定一方面为以后的立法和法律适用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也为诉讼时效适用于本条列举以外的请求权提供了解释依据。[39]在《民法总则》颁布之前,学界及实务界对该规定的内容已经具有较为一致的认可度。与域外有关规定相比,该项规定具有较高程度的理论创新性。
  二、《民法总则》196条的规范涵义
  (一)《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的规范涵义
  《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规定,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准确理解其规范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该项规定的请求权既包括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侵权责任请求权。对于侵权责任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立法定位及相互关系,我国学界素有争议,笔者于本文中无意对其作全面梳理,仅针对现行法规定展开分析。现行法采取二元立法模式,一方面,我国《物权法》35条规定了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之物权请求权,另一方面,我国《侵权责任法》15条和其他单行法(如我国《著作权法》47条、我国《专利法》60条、我国《商标法》60条、第65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之侵权责任形式。当事人依据该两条中的任何一条主张权利的,均不适用诉讼时效。第一,《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规定的请求权包括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这三种侵权责任请求权不存疑义。首先,从文义解释角度,该项规定的三种请求权与我国《侵权责任法》15条第1款第1项至第3项规定的侵权责任形式完全吻合。其次,停止侵害并非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请求权,而仅被我国《侵权责任法》和其他单行法规定为侵权责任形式,其只能被解释为侵权责任请求权。最后,在前述学理及实务意见中,多从人格利益、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论证此类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正当性。如果将此类请求权仅解释为物权请求权,显然与前述观点不符。第二,虽然《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所采用的表述与我国《物权法》35条规定的“排除妨害”不完全一致,但该项规定的请求权应包括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之物权请求权。该结论无论是从学界通说意见、该物权请求权的功能与效果,还是从《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释义书中均可得到印证。[40]有学者仅以《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所采表述与我国《物权法》35条不同为由,认为《民法总则》196条第1项不包括物权请求权。[41]笔者认为该观点不符合立法本意。
  其次,同一侵权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然适用诉讼时效。如果一个侵权行为同时满足数个民事责任请求权的要件,构成请求权聚合,权利人行使数个民事责任请求权时,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仍然适用诉讼时效。在持续侵害专利权的场合下,权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虽可行使,但赔偿数额受到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时间的影响。《专利纠纷规定》第23条规定,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期内,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依该规定,针对该持续侵权行为,虽然权利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仍可主张,但持续造成的损害并非都可请求损害赔偿,而仅能就诉讼时效期间内的那一部分损害请求赔偿。
  (二)《民法总则》196条第2项的规范涵义
  《民法总则》196条第2项规定,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对其规范效果的准确理解,对司法实践意义重大。
  首先,不动产物权无论是否已登记,其返还原物请求权均不适用诉讼时效。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物权,因为其采用登记生效主义,为保持与登记公信力的一致性,并保护不特定第三人对登记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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