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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英文标题】 Retrospect,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Organized Crim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in the Past 20 Years
【作者】 蔡军【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犯罪控制与刑事政策研究所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进程;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英文关键词】 organized crime; criminal law; legislative process; crime of underworld organization
【文章编码】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年份=2017期刊号=6页码=21期刊栏目=法学研究标题=我国有组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21
【摘要】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进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立法的探索阶段、立法的初成阶段和立法的完善阶段。纵观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这反映了随着对有组织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刑事政策观念及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回顾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演进,仍能发现其在立法模式、立法的前瞻性、立法的系统性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的较多问题。针对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缺陷,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改革走向就是要总结既往立法和司法实践探索经验,正视立法存在的不足,不断从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等方面加以完善,运用多元、能动、理性的总体立法方略构建完备的有组织犯罪刑法体系。

【英文摘要】

The criminal law legislative process of organized crime in our count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namely, the exploration stage of legislatio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legislation and the perfection stage of legislation.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t has the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riminal situatio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criminal justice, which reflects the constant adjustment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riminal policy and criminal legisl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concept of organized crime. When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organized crime criminal law in the past 20years,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find out many problems in the legislative model, the prospect of legislation, the systematism of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rrangement of penal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riminal law legisla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n our country, the future reform of criminal law in our country i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previous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face up to the shortcomings of legislation, constantly improve them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system and legislative technology, etc.,and utilize a multiple, initiative, and rational general legislation strategy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organized crime crimina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903    
  “有组织犯罪”一词是一个舶来品,尽管我国学界对该概念尚未达成共识[1],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乃至司法实务工作者认同“有组织犯罪即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即实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组织应以获取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为目的,由三人以上组成,具有层级关系与内部分工,持续性地实施犯罪行为”的观点。[2]本文也采用此种观点,认为我国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我国刑法具体体现的罪名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其他关联罪名。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演进之回顾
  综观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进程,其演进大概可以分为以下阶段:
  1.立法的探索阶段(1979-1996):以地方法规和部门文件的形式对有组织犯罪进行试探性描述。由于对有组织犯罪这一新的犯罪现象缺乏认识,在1979年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刑法典中对有组织犯罪问题没有明确具体规定,只是对“共同”“聚众”“集团”犯罪条款进行了笼统的规定。
  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最早起始于地方法规。改革开放伊始,境外黑社会组织开始向境内渗透,为了有效打击这种新型犯罪势力,1982年,深圳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取缔黑社会组织的通告》(简称《通告》)。《通告》是自20世纪50年代初打击和取缔反动会道门之后,在我国正式的政府机构文件中首次出现“黑社会”一词。在全国性的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黑社会”提法的是1983年第一次“严打”时的“31号文件”[3];而在1986年全国第三次“严打”《198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中则明确指出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和各种恶霸”[4]。1988年,珠海市也发布了取缔黑社会组织公告。1989年,深圳市政府再次发布《关于取缔黑社会活动公告》,同时,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市司法局四家联合发布了《关于处理黑社会组织成员及带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成员的若干政策界限(试行)》。在这一文件中,第一次对黑社会组织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团伙进行界定。1990年,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和广东省司法厅联合制定“粤公(研)字第156号文件”,对黑社会组织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做了明确解释。1992年10月在公安部召开的部分省、市、县打击团伙犯罪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团伙)的6个特征:“(1)在当地已形成一股恶势力,有一定势力范围;(2)犯罪职业化,较长期从事一种或几种犯罪;(3)人数一般较多且相对固定;(4)反社会性特别强,作恶多端,残害群众;(5)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的甚至控制了部分经济实体和地盘;(6)千方百计拉拢腐蚀公安、司法和党政干部,寻求保护。”[5]1993年11月16日,在广东省第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广东省惩治黑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于同年12月1日施行),这成为我国第一部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地方性法规,也是我国第一部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文件。相对于1989年深圳市对黑社会的定义,上述这个地方法规对黑社会组织的界定,抓住了犯罪组织的组织特征,更强调组织结构的严密性,要求有名称、帮主、帮规等特点,体现了对黑社会组织认识的深化,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2.立法的初成阶段(1996-1997):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体系初步确立。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正式启动刑法修改工作。在刑法典修订的研拟中,针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越来越多、危害越来越大的现实,有部门和学者提出设立相关有组织犯罪的罪名。例如,公安部修订刑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一份《关于增设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犯罪的设想》的立法建议文件,提出增设有组织犯罪或黑社会犯罪的立法建议。[6]1996年8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完成的《刑法分则修改稿》中,吸收了公安部上述建议的部分内容,确立了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犯罪,并设置了三款规定。[7]在1996年10月10日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并确立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规定,即第261条规定:“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欺压群众,对首要分子或者其他罪恶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在1996年11月举行的刑法修改座谈会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指出:我国十分典型的、严重的黑社会组织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经常出现。[8]随后通过多次座谈会的讨论,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尚未出现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机关在1996年12月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在该草案第266条第一款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非黑社会组织犯罪。在第二款增加了数罪并罚的规定,第三款增加了对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到境内发展组织成员或者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定。199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又做了较大修改:一是在草案第一款的罪状中增加了“积极参加”,与“组织”“领导”行为并列;二是将之前规定的“其他参加进行违法活动”修改为“其他参加”;三是对其他参加者增加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四是又增加了一款为第4款,规定了包庇黑社会组织罪。[9]1997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修订后的刑法典在其分则的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第294条规定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具体包括三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第一次在刑法上规定了有组织犯罪集团即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有组织犯罪,标志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初步确立,为我国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3.立法的完善阶段(1998-2011):经过司法实践的不断磨合,促成了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渐进完善。2000年12月10日,为了配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新一轮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专项行动,解决黑社会性质组织认定标准的不统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概括性细化,从四个方面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10]相比刑法规定来说,《解释》所确定的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更为明确,操作性也很强。但是,《解释》主张用“保护伞”要件将一般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开来,这一规定也随之产生了新的问题。针对《解释》所规定的“保护伞”要件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4月28日对刑法第294条的有关规定以及如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做出了立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应具备的特征做了四个方面的限定,把国家工作人员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包庇或者纵容作为选择特征。[11]自此,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统一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也为后来对有组织犯罪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爱法律,有未来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由于各地方尤其是重庆地区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2009年12月,三部委联合下发了《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的核心内容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也做了具体回应,如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何认定、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其他问题如何处理等。《纪要》的规定为后来《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有组织犯罪立法的重大修改完善提供了指导方针。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变革的加快,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也进入活跃期,不断出现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犯罪的破坏性也在不断加大,抗打击能力不断增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方式不断变换,如有组织犯罪的企业化趋势日益明显。现行立法在面对我国有组织犯罪的这种当代转型时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的地方,刑法立法的不足不断显现。为了应对新形势下有组织犯罪的新趋势,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和棘手问题,同时为了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将自1997年以后10余年来在历次司法解释、立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经验予以总结和统一,2011年2月25日,《刑法修正案(八)》在第43条对1997年刑法第294条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专门规定进行了较大修改,同时也在修正案的其他若干条文中对有组织犯罪关联犯罪的立法予以修订。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有组织犯罪立法的修改情况看,此次修订比较全面地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归纳总结了1997年修订刑法后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在实践中适用的经验,体现了刑事一体化思想,使得法网更加严密,有关有组织犯罪的罪状表述和认定标准更加明确具体,对犯罪的惩处力度有所加大,基本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和刑法的根本价值追求。[12]至此,经过30余年的发展完善,我国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刑法体系基本建成。
  二、我国有组织犯罪20年刑法立法之反思
  纵观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反映了随着对有组织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刑事政策观念及刑事立法也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
  1997年刑法初步确立有组织犯罪的相关罪名时,由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和危害并没有完全显露,司法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犯罪现象尚未深入观察研究,立法者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有组织犯罪与普通犯罪集团的根本差别,还只是将其视为一个由共同犯罪→犯罪集团→黑社会犯罪发展链条中的最高级阶段的犯罪形态,进而认为有组织犯罪在总体上还属于共同犯罪和犯罪集团的范畴。基于这种犯罪观念,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第294条规定了有组织犯罪的三个相关罪名,虽然是刑法立法上的巨大进步,但是其缺陷和不足显而易见。这种缺陷和不足不仅表现在罪状表述上,也表现在打击和惩处有组织犯罪的社会效果上,间接促进了21世纪以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快速发展演进。犯罪形势的发展倒逼司法部门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检讨固有立法,改变犯罪观念,进行司法创新;同时,犯罪观念的转变也会塑造新的刑事政策观,并最终促成刑法立法的变革。经过1997年以后10余年的实践摸索和理论探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放弃了传统的“脸谱化”观念,认识到有组织犯罪从根本上与普通犯罪集团相差甚远,运用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的理论和规定无法有效打击和预防有组织犯罪的转型升级,遂站在新的刑法立场上运用新的刑法手段对刑法立法予以修正,[13]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与传统共同犯罪和普通犯罪集团完全不同的新的犯罪类型,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上尝试性地适用新的罚则和刑事诉讼程序,初步开始了从专门立法向关联立法甚至是立体立法的转变[14]。应该说,《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并不完美,但却是我国有组织犯罪观念和刑法立法的一次飞跃。
  然而回顾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演进,仍能发现其存在诸多不足。主要问题如下:
  1.立法模式问题。综观世界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例,大体上可分为隐含式、法典式、专门立法式以及综合式四种模式。[15]1997年修订刑法,第一次在刑法上设置了有组织犯罪的相关罪名,从立法模式上看,我国有组织犯罪立法采取的是法典式体例,即在刑法典分则中专门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条款。法典模式虽然结束了打击和惩处有组织犯罪无法可依的局面,但是由于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犯罪形势和复杂多样的犯罪现实,其保守性、滞后性也备受各方质疑。另外,虽然法典模式有利于保持刑法规范的协调、统一和稳定,更具权威性和威慑力,但是受制于刑法典分则这一特点,造成了在解决惩治有组织犯罪实体问题的同时很难兼顾办理有组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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