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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为法律赢得神圣
【副标题】 中西法律观念的信仰基础反思
【英文标题】 The Influence Imposed by Japan on the Leg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作者】 任强【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
【分类】 法理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 信仰 儒家 基督教 理性主义
【英文关键词】 law,belief,Confucianism,Christianity,rationalism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5
【页码】 46
【摘要】

法律的存在离不开信仰的支持。西方法律的信仰基础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当代中国法律的信仰基础应该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公平与正义等信念,经过扬弃的儒家信仰可以作为合理的思想资源,被纳入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

【英文摘要】

The law can not do without belief.The belief of the Western law has finish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hristianity to rationalism,but in contemporary China,it should be these faiths,such as impartiality,justice etc.,based on rationalism.The Confucian belief,which has developed the useful and discarded the useless,would be incorporated in to the culture of Rule of Law in modern China as the reasonable thought resour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10    
  引子
  人们常常把西方文化称为“基督教文化”,将中国文化叫做“儒家文化”。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全然准确,但它的确描述了中西文化的精神渊源。T·S·艾略特说:“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然后才能把羊毛弄来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1]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儒家思想的意义也是如此。
  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中,信仰不但与物质、制度、思想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还是三者的底蕴,因此它与法律也就必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伯尔曼所言,在所有的社会里,除非人们信赖法律,除非他们赋予法律以普遍和终极的意义,除非他们依据一种超验的真理来看待和判定法律,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法律将形同虚设,它将是“死法”。人们不会衷心拥戴一种法律,除非对他们来说,这种法律代表着某种更高的、神圣的真理。如果在人们看来,有一种法律与他们信仰的某种超验实体相悖,他们就会抛弃它。[2]同样,在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类型的社会里,尽管它们的信仰内容与方式极不相同,但是它们的法律都是借助超验的神圣事物,从而使人们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它们的法律都不仅包含有人们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的情感、直觉、献身以及信仰。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西法律观念的信仰基础及其现代性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文拟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终极关怀的问题域及其进路为基础,探讨它们与法律在精神渊源上的联系、演变、危机及其现代性等问题。最后,还将分析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留给中西当代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始终难以回避的问题:法律与信仰的现代性。
  一、基督教神启时代的法律观
  《圣经·诗篇》歌唱道:“愿大海拍手,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3]根据《以赛亚书》,上帝的审判乃是“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4]我们在《申命记》中也可以读到:“你们听讼,无论是兄弟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5]所以,上帝凌驾一切之上,他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人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摩西五经所记载的,既是上帝的戒命,又是人间的法律。上帝权衡时宜,对古人制定那样的法令,对今人制定这样的法令,但古往今来都适应着同一正义。[6]这一正义依据上帝的智慧确立了事物的秩序,这种理性即是他的法律。[7]可见,上帝的法律就是智慧,就是道。
  上帝的法律有何意义?这得从罪恶谈起。上文说过,基督教认为人的罪恶来自其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使人的本性败坏,人就有了犯罪的必然性。奥古斯丁说:罪恶从两个源头而起,一个是从个人自己的心思而起,一个是从被别人说服而起。我想这就是先知所说:“主啊,求你洁净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容别人的罪辖制我。”(见《圣经·诗篇》第19章第12—13节)二者都是自动的,因为我们的心思领我们犯罪,并不违反我们的意志,而我们被别人说服也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意志。可是犯罪若是由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由于被别人说服,就比被别人说服犯罪要严重些,而由于嫉妒和奸诈去说服别人犯罪,就更严重了。[8]
  无论是自己的心思,还是被别人说服,在基督教看来,犯罪就该受到惩罚。因为罪恶本身或者不快乐本身,并不是为上帝创造的全体所必须的;但灵魂是必须的。当那些不犯罪的人有快乐的时候,全体就是完全的。当罪人不快乐的时候,虽然他们不快乐,全体却仍是完全的。只要是有灵魂,不管它们是在犯罪时而成为不快乐的,还是在行善时而成为快乐的,全体既有各种存在,便总是完全的。[9]那么,为了达到完全,上帝惩罚罪,就是公道。而罪恶及其刑罚都不是有形体的东西,而是有形体的东西之状态,罪恶是自动的,刑罚是刑事的。自动有罪的状态———罪恶乃是可耻的,为了纠正罪恶而加的刑罚不是可耻的。它使可耻的与宇宙之尊荣相配合,叫罪恶的刑罚纠正罪恶的羞耻。由是,较高的受造者(例如人)犯罪,就被较低的受造者(刑罚)惩罚,因为后者的卑微可以因惩罚邪恶的灵魂而升高得到荣耀。上帝发怜悯把人类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时就被他荣耀了,上帝也恰恰因为这些罪而应得荣耀,不仅是因为上帝惩罚犯罪的人,也是因为罪恶只是由于人离弃了上帝的真理而犯下的。[10]因此,至高的上帝公义既然无远不届,就绝不能遗弃堕落了的罪人,上帝惩罚罪人,是为了使他内心的骄傲离弃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回到上帝那里去。可见,法律乃是爱与信仰的一个方面,也是上帝恩典本身的一个方面。上帝本身是立法者和法官,他的法律和判决乃是神妙之物,是崇高与欢悦之物,是给予人类的福泽。[11]也就是说,上帝的公义不是在乎律法上的戒命,因为那只能叫人惧怕,乃是在乎那由基督的恩典而来的救助,它要引人得到基督的恩典。所以,人犯罪是由于自己,罪得到医治却是由于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法律是永恒的法律,永恒的法律使万事万物有条不紊,使功德出于意志,给善以有福的报酬,给恶以无福的惩罚。[12]这种法律是上帝的道,也就是生命智慧,人人必须服从它。埃德蒙·柏克对永恒法律做了热情奔放的论述,他说:“有一种东西,并且只有这种东西恒久不变,它先于这个世界而存在,并且也将存在于这个世界自身的组织结构之中;它就是正义。这种正义起源于上帝,驻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胸中……并且,这个地球都化为灰烬之后,以及在我们的律师和诉讼当事人面对伟大的法官———上帝———之时,它仍将特立永存……。”[13]
  与永恒法律相对应的是世俗法律。世俗法律就是由此岸的属世的人制定出来的法律,它可以追求公正但永远不能达到永恒法律的公正,它只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加以适当的修正。永恒法律是世俗法律的最终根据,凡接近永恒法律的世俗法律一定能长久存在,凡背离永恒法律的世俗法律必然会自取灭亡。人们正是从永恒法律得到了世俗法律中公正合理的原则,世俗法律也正是因永恒法律而得以正当地颁布和改变的经验知识。当然,基督教认为,永恒法律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它不属于此世,人间最好的法律也不过是永恒法律的“残片”或“镜像”。[14]作为经验知识的世俗善法必须建立在上帝的生命智慧之中,如果没有永恒法律的信仰基础,世俗法律就极易沦为暴政的工具,因此,昏君制定的不符合上帝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由此,在基督教理论中,当一个统治者下令行上帝禁止之事时,一个基督徒有义务采取消极不服从的态度。这样。在决定一个统治者何时和在何种程度上违反了永恒法律并因此受到抵制的问题上,教会成为最高仲裁者。这种违法最终是与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统治者因背叛教义而被开除教籍,他的臣民依据这一事实便可不接受他的统治,并解除约束他们的效忠宣誓。[15]由于整个社会被基督教视为由上帝为保障世界的有序运行而制定的法律所安排的,所以,君主和政府也要服从于以永恒法律为根据的世俗法律。政治上的统治者应由选举产生,其职权受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不敢行任何新奇之事,而是实施编撰成的法律。[16]这样,基督教得出“统治者服从法律”的结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教会被要求来捍卫和保护无法回避的个人领域,在这一领域内,人们可以践行其信仰,期待在神恩与拯救的范围内成就公义。而且,由于教会为了完成其守护者的职能需要帮手,这便在制度上促进了西方社会多元等级集团的形成,而议会制度的发展正是多元等级集团的政治产物。还有,在这些早期探索中,受到注重地产的封建秩序多元论保护的个人宗教信仰的权利,也显示了宗教和财产特有的关联,这一特征在人权观念的演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导致了人们对分权的法治秩序的坚定的接受。[17]另外,西方法治思想的一些伟大原则,如使人性升华的法律原则,体现博爱的法律系统化原则,法律的理性化原则,良心自由原则,法律与道德体系保持一致的原则,法律之发展原则,基于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原则,等等,都与基督教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有些甚至是由基督教的历史经验和教义中直接引申出来的。可见,西方的法治,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许多价值上面的。[18]也就是说,西方法律是借助于上帝的神圣性,使人们有了为正义的法律而献身的激情,正是这种情感让人们将法律视为他们生活终极意义的一部分而信仰它。
  二、儒家的天道与礼法
  在儒家的思想中,天道是礼法的信仰基础。《郭店楚墓竹简·成之闻之》曰:“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分为夫妇之辨。是故小人乱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伦以顺天德。”[19]顺天德者必遵礼,逆大道者必遭刑。[20]
  先来看礼与天道的关系。《礼记》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也。”[21]“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22]可见,礼以天道为根本,天道也就是大一。“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地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而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23]因此,张载认为,礼其实就是“天秩”。他说:“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大小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24]天秩即天之条理节文,也就是理。由此,***明认为,“礼字就是理字”,[25]理就是天理。他说:“夫礼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浑然全体之中,而条理节目森然毕具,是故谓之天理。天理之条理谓之礼。是礼也,其发见于外,则有五常百行,酬酢变化,语默动静,升降周旋,隆杀厚薄之属;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为而成行,书之于册而成训;炳然蔚然,其条理节目之繁,至于不可穷诘,是皆所谓文也。是文也者,礼之见于外者也;礼也者,文之存于中者也。文,显而可见之礼也;礼,微而难见之文也。是所谓体用一源,而显微无间者也。”[26]这就是说,礼之不可言说谓之礼,礼之可以言说谓之文。所以,礼就是理或者天理,也就是文,它是天以条理节文而显现的妙用,在天之本体上,它与仁、义、性、命、道、是同一的,它们都是天之本体的不同妙用。[27]可见,天是礼之本体,礼是天之妙用,它们是生命智慧的体用一如。
  再来看刑与天道的关系。《尚书·吕刑》曰:“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即,人若违背天命,必遭天罚,上天的惩罚是天下众民生活美好的保证。因此,陆象山说:“典,常也;宪,法也;皆天也。”[28]无疑,这样的刑罚是天道的显现。那么,作为天道显现的刑罚有何具体内容呢?《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曰:“不柬,不行。不匿,不察于道。有大罪而大诛之,柬(简)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于道。柬(简)之为言犹练也,大而罕者也。匿之为言也犹匿匿也,小而诊者也。柬,义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刚,义之方也。柔,仁之方也。“不强不,不刚不柔”,此之谓也。[29]可见,合于天道的刑罚是仁义的刑罚,就是义刑义杀。[30]仁义的思想才是天道在刑罚中显现的具体内容。所以,“杀戮”,“不由其道,不行。”[31]由此可知,在儒家的思想中,与礼一样,刑也本于天。换句话说,儒家认为,符合天道的杀戮刑赏都是天之妙用,它们与天同样是生命智慧的体用一如。
  然则,具体说来,礼法对于人回归天道有何作用?***明说:“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玩,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如此习礼,“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32]德性坚定,就能合于天道。因此,荀子说:“取人之道,参之以礼;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义动静,度之以礼。”[33]以礼行事,日积月累,则能明道。相反,儒家认为,那些违背仁义的恶人、小人和奸人被施以刑罚,本身就是天道的显现。例如,对于恶人,荀子说:“偷懦惮事,无廉耻而嗜乎饮食,则可谓恶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顺,险贼而不弟焉,则可谓不详少矣,虽陷刑戮可也。”[34]
  又如,针对好斗之人,荀子指出:“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然且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残,亲戚不免乎刑戮,然且为之,是忘其亲也;君上之所恶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为之,是忘其君也。忧忘其身,内忘其亲,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圣人之所不畜也。”[35]再如,对于奸人,荀子说:“饰邪说,文奸言,为倚事,陶诞突盗,惕悍侨暴,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36]因而,荀子总结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罚以杀损也,是百王之所同也。”[37]显然,在儒家的思想中,刑罚是用来对付恶人、小人及奸人的,这些坏人正是由于不行仁义,不积善德,行恶害人,违背天道,才招致刑罚的。孔子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38]因此,刑罚加于恶人、小人及奸人之身,是其背离天道,自招天罚与毁灭的标志。
  当然,在儒家看来,惩罚只是刑之意义的一面,其另一面则是要通过制裁,使恶人、小人及奸人向善、行仁义,从而达到挽救他们的目的。这一点与基督教的“罪得救助乃是上帝的恩典”的法律观有相似之处。孔子云:“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39]这就是说,小人受小的惩罚而警戒犯大错,这种惩罚就是他的福分。可见,惩罚并不是刑的目的,刑的目的是拯救。因此,荀子指出:“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40]所以,儒家认为,治国应以礼义教化为先,刑罚惩处为后,通过刑罚使百姓服从教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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