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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论取保候审中的诚信因素
【作者】 孙渝欣【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诚信;取保候审;诚信失范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3)03―0100―0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100
【摘要】

诚信原则作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近年来不断向公法领域特别是刑事诉讼领域渗透。主要研究取保候审中的诚信问题:通过契约性质将取保候审与诚信原则联系起来,对取保候审中诚信原则的价值及诚信缺失的现状进行分析,对取保候审中的诚信保障提出构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348    
  诚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起源于古代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与诚信诉讼。[1]诚信原则要求诚信契约的当事人不但要履行约定的义务,而且这种履行必须是善意的、诚实的。同时,为了避免契约内容的不公正,在契约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契约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契约进行解释,而不必拘泥于契约的字面涵义。目前,公私法逐渐相互渗透,公法呈现出私法化的倾向,私法中的平等协商、契约精神正在向公法领域挺进。同时,随着国家公权力向私法领域的不断扩张,诚信原则逐渐发展壮大,进而成为公法领域的指导原则。
  具体到刑事诉讼领域,诚实信用原则约束的是诉讼法律相关主体在诉讼法中的诉讼行为,故而诚信原则在刑事诉讼语境下的基本涵义应该是公安司法机关、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处理刑事案件和进行刑事诉讼时,必须遵循公正、诚实和善良的原则,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行使权利,承担义务。[2]
  一、取保候审制度中的诚信原则
  取保侯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和妨碍侦查、起诉和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办法。[3]我国取保候审中,办案机关与被取保人和保证人其实是一种刑事诉讼契约关系。学者们一致认为,诉讼契约是一种产生诉讼法律效果的合意。基于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契约是指,刑事诉讼主体在诉讼过程中以共同的意思表示,依法就相关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达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意。
  适用取保候审其实就是取保候审主体就取保候审的条件和相应的违约责任达成合意,作出愿意遵守约定并承担违约的不利益后果的意思表示。取保候审作为一种契约一旦达成即对相关主体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必然要求双方当事人严格遵守约定。诚信原则作为刑事诉讼契约的道德基础,通过契约将道德规范法律化,使其具有合法性的同时更加具有合理性。诚信原则在取保候审中的确立是订约主体遵守契约的基础和依据。契约的遵守必然要求取保候审主体诚实信用,信守诺言,违背诚信撕毁约定将面临否定性的不利益评价或相应的法律制裁。
  二、诚信原则在取保候审制度中的价值
  (一)软化法律“硬度”,弥补法律不足
  成文法作为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具有极大的确定性,这对于约束权力的任意性具有重要作用。[4]但是,这种形式理性的法也具有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因此适用成文法时有必要结合一些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原则,而诚信原则就是其中之一。办案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时,如果单单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操作,难免会由于法律的局限性而出现不正义,从而与取保候审制度的预设目的背道而驰。诚信原则弥补了成文法实质理性的缺失,使办案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时加入道德因素的考量,确保取保候审的决定不但合法而且合理。
  (二)实现取保候审中的利益平衡和个案正义
  作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的适用不单单要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还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具体适用取保候审时,要谋求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要做到取保候审中各方利益的均衡,在立法层面予以一般化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求决定机关考量具体个案的特殊情形,做到个案均衡。立法上的规定是按照一般法律规则去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只有在具体个案当中才有活生生的当事人,个案正义对他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这就为诚信原则发挥作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个案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夫妻本是同林鸟》对于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决定机关根据诚信原则,认为对其取保候审不会影响诉讼顺利进行的,决定机关完全可以适用取保候审。这样一来,诚信原则通过决定机关的决定,由纸面的法上升为现实的法。
  三、取保候审中的诚信失范问题
  如果诚信失范,取保候审制度的诸多功能将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遗憾的是,我国取保侯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失范问题。
  (一)被取保候审人的诚信失范
  被取保人脱保是最常见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危害最大的失信行为,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国家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逐渐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陌生人社会转变。其结果,人口高速流动,之前的熟人社区再难找到。[5]研究表明,中国人比较注重在熟人圈内的名声,失信的坏名声可能作为失信者的标签而伴其左右,成为其人生的一大污点,甚至影响到整个家族直至子孙后代的荣誉。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道德作为一种约束机制的效用逐渐弱化直至消失。与此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蜂拥而至。与我们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念势必产生冲突,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之后,上层建筑没有随之跟进,传统的价值观念没有与现代社会意识相融合,导致民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了价值观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诚信需要当事人的风险评估,即个体在对未来利益进行权衡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守信的决定,如果守信比失信对自己更加有利的话,当然选择信守承诺。相反,如果失信者可以用极其低廉的成本投入获得丰厚回报的话,他宁愿选择失信,更加可怕地是它的示范效应必将吸引守信者纷纷效仿。在失信回报高于损失,甚至零损失的情况之下,人们的诚信实践不仅不会给个体带来实质的利益,甚至会带来某种利益的损失,那么,选择失信就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方案。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无疑为被取保人选择这一“理性”方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止对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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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小牛,储育明.诚信原则的价值与意义:从实体法到程序法[J].安徽大学学报,2011(2).

[2]李文华.在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1).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38.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4]黄金荣.法的形式理性论——以法之确定性问题为中心[J].比较法研究,2000(3).

[5]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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