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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浅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作者】 秦天宁廖越李霞
【作者单位】 上海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刑讯逼供;沉默权;被追诉人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3)03―008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3
【页码】 87
【摘要】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逐步完善的产物。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有效贯彻该原则,值得我们探讨。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概念、与沉默权的比较、入法原因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分析,探讨如何将该原则更好地运用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0326    
  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修改,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共五篇290条,修订了100多条,其中新增70条左右。本次修改重点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和强制措施制度。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案件质量、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关键作用。刑诉修正案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在第50条,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借助修改过程提升法律的文明和进步,尽可能将国外先进可行的制度为我所用的立法理念。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含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作为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制度,起源于一句古老的格言:“任何人无义务控告自己”,具体内容为:如果一个人回答了政府机构的提问就会暴露于自证其罪所造成的真实和可估计的危险之中时,他有权拒绝提供证据。[1]在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通常被视为被追诉人的一种权利,在很多资料中都将其写为“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其基本概念是指:任何人对可能使其受到的刑事追诉有权不向当局陈述,不得以强制程序或强制方法迫使任何人供认自己的罪行或者在刑事审判时充当不利于自己的证人。[2]该原则不仅体现了国家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正当,而且是反映一国人权状况和司法进步的重要标志。
  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的比较研究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确立表明对沉默权制度的认可,因为面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归罪性的提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保持沉默,所以刑诉法修正案实际上确立了沉默权制度。毋庸置疑,沉默权制度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有着密切联系。从职权宣誓程序和纠问程序中,根据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产生了“不自我控告的权利”,由此产生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而发展为具体的沉默权制度。[3]可以说,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理论渊源是沉默权制度。但是,两者又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从权利范围上看,现代沉默权制度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二是有权拒绝陈述;三是法官不会因被追诉人拒绝陈述而作出不利于被追诉人的法律推定。[4]可见,沉默权项下的权利范围明显大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沉默权制度,不应该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进行扩张性解释。
  从立法目的上看,沉默权制度更多考虑的是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以实现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等。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确立更多地从保障人权出发,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和消除司法专横,反对刑讯逼供,维护人格尊严的作用。简而言之,二者是基于诉讼模式和保障人权两个不同的角度。
  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确立沉默权制度,在以后的刑事诉讼法发展中,是否可以逐步引入该制度呢?从现行的司法制度和侦查模式来看,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沉默权的条件。
  首先,沉默权在体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自由保护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沉默权仅有利于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的主体,而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如果片面强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而忽略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则明显与宪法相抵触。
  其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权拒绝回答。司法实践表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获取合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如果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不作任何供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直接证据受到自然或人为因素影响而毁损灭失,侦查人员很难从案外获得可靠有效的证据,这样就会增加侦查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如果在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不能侦破案件,最终只能解除强制措施,结果让真正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最后,长期以来,侦查活动过程中仍然存在以获取口供为主的侦查模式,将主要精力放在讯问攻坚上,很少以口供提供的线索进入侦破工作。这种传统的模式在实践中还屡建奇功,尤其在基层得到了广泛运用,对抑制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刑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传统的侦查模式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较好的完善,改革的过程必须循序渐进,否则,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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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沉默权在我国的实行必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只有随着法治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对沉默权进行立法考虑。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入法的原因分析
  (一)国外相关立法为我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由于不同国家的诉讼文化和诉讼结构的差异,不得自证其罪在有些国家立法中表现为沉默权制度,该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5]13世纪以后,英国的教会法院、星座法院以及宗教裁判所在纠问式诉讼中强迫被告人就犯罪宣誓供述,[6]被告人拒绝就犯罪宣誓供述,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当时这种刑事制度遭到了英国国民强烈的抨击,希望法院能尽快废除。1639年,在约翰·李尔本一案中,李尔本否认犯罪并拒绝回答可能导致自我归罪的询问,星座法庭以拒绝宣誓为由判处李尔本藐视法庭罪,对其收监并施以肉刑。[7]1641年英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议会废除了星座法院等特别法院,宣布李尔本一案的判决不合法,禁止在刑事案件中使用“依职权宣誓”,并且率先确立了“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证言的特免权”(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英国立法委员会于1898年出台了《刑事证据法》,“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在法律上首次得到确认,这一特权与沉默权互为表里。其后,英国《法官规则》规定了警察在讯问时就沉默权的告知义务。《1984年警察及刑事证据法》的出台再次强调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与普通公民一样的沉默权,并且警察在进行讯问前必须告知其拥有此项权利。
  在美国,对此项原则及其具体权利的确立显示出了有序的层次性。1789年,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被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吸收,上升为被追诉人的宪法性权利。最初,这一宪法性权利只适用于审判阶段,且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沉默权。第五修正案的初衷和核心是确保自白的自愿性和任意性,并由此确立自白任意性规则。20世纪30年代,美国讯问程序中的警察暴力已经构成对自白任意性的严重损害,联邦最高法院通过排除以刑讯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使得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谈到对此原则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就不得不提及美国最高法院于1966年在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中确立的“米兰达警告”,这一警告明确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沉默权,并规定了警察在讯问中的告知义务。正如最高法院在2000年迪克森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所写道的:“米兰达规则已经深深根植于警察的日常实践中,以至于米兰达警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8]
  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在部分国家宪法或基本法中有所体现。《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规定,预审法官应告知被审查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不得对他进行讯问,且此项同意只有当他的律师在场时方可取得。[9]《德国基本法》第20条指出,任何人都没有协助证明自己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义务。《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作对自己不利的供述。《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也有关于沉默权的规定。[10]此外,随着国际社会人权保障思想的高涨,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确认为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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