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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问题研究
【副标题】 以福建省三明市为例【作者】 肖文波熊纬辉
【作者单位】 三明市委政法委三明市委政法委【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非法集资;涉众型经济犯罪;研究【文章编码】 2095-2031(2019)01-0005-08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页码】 5
【摘要】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影响,三明市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呈现案件数量增多、涉案主体变化、受害群体集中、涉网特征明显和潜伏期长、危害性大等特点,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存在行政监管难、立案侦查难、法律政策把控难和追赃挽损难等问题,应从建立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情报预警研判工作机制、专业侦查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判机制、维稳处置工作机制、宣传防范工作机制等六个方面强化工作举措,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高发态势,严防经济领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170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业在改革中稳步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目前我国还存在金融制度不完善与金融市场化发展不充分、金融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使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内部存在很多风险隐患。特别是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以后,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由速度向质量发展转变、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等方面的严峻挑战。随着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不断暴露,并不断集中传导和体现于金融领域,导致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1]数量日益增多。相关利益受损群体频繁串联、抱团上访,并与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的风险,并可能迅速传导到社会稳定领域,一旦被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甚至可能诱发重大的社会政治风险,直接威胁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
  在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并明确指出“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2018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指出“金融风险已成为当前最突出、最显著的重大风险之一”。2018年4月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三明不是化外之地、真空地带,金融方面风险在我有动向、有情况、有苗头、有连锁反应。当前,我市经济犯罪案件总量在高位运行,特别是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问题比较突出,涉及面广、受害人数多、社会影响大,已经成为影响金融系统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对2015年来三明市查办的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以下简称非法集资犯罪)进行梳理分析,以求形成依法惩治和预防非法集资犯罪的有效对策,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一、近年我市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呈现高发态势
  2015年至2018年11月,全市公安机关共受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152起,立141起,涉案金额23.8亿元,涉及人员3.3万人;今年以来立25起,涉案价值达1.1亿元,涉及人员近千人,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发案主要集中在我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县(市、区),其中2015年以来永安市立35起、梅列区立26起,分别占全市总案件量的24.8%和18.4%,其他县(市、区)立案均在7起以下。有的地方虽立案较少(建宁、明溪等小县),但存在稳、漏案的可能性大,有很大的风险隐患,一旦暴发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涉案主体变化明显
  涉案主体由2015年以前的本地经营性企业为主转为外地投资类企业为主。以2017年为例,我市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共涉及24家公司,其中总公司在省内其他地市的3家,总公司在外省市的12家,合计占比达62.5%。外地公司大多为理财性质的公司,在我市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大肆向广大群众非法吸收投资敛财。如三元区文某伟等人集资诈骗案,文某伟等人在三元区新市南路178号2楼租房设立办公室,以陕西省华县天缘润滑油有限公司经营扩建需要资金为由,将发展对象带到酒店、公司等场所进行集中开会、授课,许以年利率16%等高息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集资。
  (三)受害群体相对集中
  从案发情况来看,涉及的行业包括房地产业、种植业、养殖业、资源开发、生产加工、消费返利、养老投资、理财等各行各业。其中针对老年人的投资理财、保健品、健康养老等领域的非法集资犯罪占比例较重。梅列区此类犯罪尤为突出,仅2017年就发案16起,占当年全市总案件的39%,从受侵害对象看,80%以上都是老年人。如三明市梅列区芦桥养老院汪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参与非法集资的老年人有一千余名。从社会危害性方面来说,这些老年人有很多是中低收入者,属易感群体,抗风险能力差,一旦遭受损失,对其家庭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四)犯罪手段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政府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力度持续加大,犯罪分子也不断采取新手段来逃避查处。主要表现为:一是以高利率或者高回报为诱饵,牟取公众巨额财物。如沙县人王某霆以在福州投资房地产等做生意投资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向40名社会不特定人员许以高额利息集资4342万元,后携款逃匿。二是以公司经营为幌子,利用合法经营形式掩盖非法活动。如2016年起,山东军豪铝业有限公司三明分公司虚构山东总公司需要拓展业务,向梅列区、三元区等325名不特定老年人吸收资金1600万元。三是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骗取地方政府支持。有的犯罪分子利用国家在某一时期所倡导的经济政策,或者某些地方政策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骗取地方政府支持,导致投资者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被骗。如2014年来,泰宁怡养中心负责人张某向我市梅列区、三元区部分老年人以预售养老服务的方式进行非法集资,涉及800多人。四是利用欺诈性宣传。在E租宝、“泛亚”集资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利用高额回报诱导群众进行投资,邀请知名人士进行形象推介,以投保等手段为犯罪行为打掩护,从而使得涉众型经济犯罪活动的隐蔽性更高。我市该类集资诈骗案的受损群体人数高达2000余人。五是利用新的经济概念和经济模式的专业性,偷换概念,编造一些貌似合法的专业经济术语推行新的犯罪模式。如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名目,打着致力于探索构建“新经济生态模式”,推动国家精准扶贫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落地的旗号,以高收益为诱惑,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渠道进行宣传,大肆发展“会员”,骗取巨额财物,仅我市就有近万余人参与。
  (五)涉互联网特征明显
  由于网络监管缺失,信息不对称、知识结构差异、牟取暴利的原动力等因素共同发酵,利用互联网作为平台实施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日渐增多,主要表现在违法犯罪分子假借金融创新之名,从事P2P等网贷平台和电子商务行业进行圈钱。三明市目前未发现网络借贷平台,主要是本地籍人员在外地网络投资平台进行投资,包括e租宝、泛亚、沃客等网络投资平台,目前全市受害人员达到近2万人,多为自行下载网络APP在电脑或手机上操作投资的,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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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潜伏期长、危害性大
  由于手段具有隐蔽性,非法集资行为往往不易被执法机关发现,案件具有较长的潜伏期,一般在集资行为人资金链断裂、无法按约返利并遭到举报时才案发,有的耗时长达5至7年。如被告单位永安某有限公司被告人陈某坤、钟某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告人从2009年开始非法集资,直至2016年1月才案发。另外,此类案件的涉案金额往往很高,以三明市永安市法院为例,2016年以来受理的29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达9起,占比31.03%。这类犯罪除了造成直接损失外,还可能导致当地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大幅减少,影响经济发展。
  二、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犯罪面临的困难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常见的如投资渠道狭窄、资金紧缺等外部因素以及受害人法律意识薄弱、趋利本性、防范意识弱等个体因素。众多人员基于某种相似的目的聚在一起,在各种因素驱动下,从最初的违反经济法规的经济行为到最后发展成为危害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害社会稳定的经济犯罪,其发展过程大致遵循着“产生发展演变升级恶化”的线形发展规律。当下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执法监管层面中存在的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作案手法多样、隐蔽性强,金融、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部门执法监管难度大,监督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
  1.现行监督体制对以民间借贷、投资理财、健康养老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的活动缺乏有效监管。绝大多数非法集资的都是自然人或者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公司,不在金融监督机构监管范围之内。另外,自然人和一些未经注册的民间理财公司,一般不属于工商部门监管。而且,一些民间借贷形式的非法集资活动在发生纠纷和造成损失前,表面上看只是当事人双方间的民事法律问题,存在一定的隐蔽性,给监管带来难度。
  2.公司虚假注册,逃避法律监管。有些公司虽经注册,但往往“挂羊头卖狗肉”,比如注册的是“投资咨询公司”,但以“投资公司”的名义经营。
  3.对本地注册,异地经营的公司监管不到位。涉案单位中有很多出现异地经营的问题,即企业实际经营活动不在注册地,直接导致注册地管理部门无法实际行使管理职权,而实际经营地管理部门又不是法律规定的管理机关,存在两头管理不便的问题。
  4.职能部门联动协作机制运行不畅。在防范非法集资犯罪工作中,虽然公安机关或与其他职能部门都建立了相关的工作规程,但在具体的日常防控、打击工作中,仍以各自为政的工作方式为主,相关信息流转不畅,职能部门之间做不到及时共享,缺乏一套运行高效、能快速反应、准确打防非法集资犯罪的工作机制,往往对非法集资没有及时做出反应,致使涉案范围进一步扩展。
  (二)案件侦查中存在的问题
  1.犯罪初期发现难。非法集资犯罪均是在一定的领域或群体中进行,公开度较低,时间跨度很长,初期往往不被他人所知,难以发现。集资参与人往往在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才选择报案,甚至有些受害群众虽明知活动非法,为了自身利益,案发前不愿举报、案发后不愿配合调查,担心一旦被查,投入的资金将无法挽回,导致公安机关不能及时立案侦查。
  2.立案时机选择难。在一些非法集资的案件中,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方法获取了其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情报线索,但因其资金链尚未完全断裂,仍具有一定还款能力。此时如果强行介入,可能导致其资金链提前断裂,给群众造成巨大损失,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实践中甚至发生过被害群众联名要求将非法集资人释放以便盘活企业归还债务的情况。但如果公安机关对上述非法集资犯罪未及时立案侦查,又容易导致集资波及范围继续扩大,错过追赃挽损的最佳战机,导致公安机关陷入两难境地。
  3.准确固定证据难。从案发的非法集资案件来看,非法集资活动主要从生意伙伴、朋友、熟人中发展,最终像传销组织一样层层铺开,息滚息、利滚利,案中有案。集资人在使用这些资金时,也是公私交叉,有的借款无任何凭证,有的仅为简单记载,更无账本可查,公安机关在办理该类案件时,难以及时、全面、准确地固定证据。
  (三)审判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定难。(1)关于非法集资与民间借贷特别是涉众型借贷的区分。调研发现,我市法院对经公安机关立案的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案件绝大多数作出有罪判决,表明我市政法机关对最高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的认识和贯彻比较到位。但是有相当观点认为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的区分标准并不科学合理,实践中部分民间经济行为形式上符合《非法集资解释》第1条规定的“四要件”但不必然属于非法集资,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筹集资金的目的。民间借贷筹集资金的目的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生产经营需要,不具有金融性,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纯粹的货币资本运营活动,是一种金融行为。根据《非法集资解释》第3条入罪门槛的规定,吸收资金的人数、数额、损失被认为区分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重要标准,三者居其一即可入罪。依据该标准,筹集资金的目的显然被颠覆了,例如,一个村子里,养殖户向25人借款用于生产经营可能不涉嫌犯罪,而向50人借款就构成犯罪了;再如,该养殖户向31人借款100万可能涉嫌犯罪,但向其中1个人借款500万元却未必涉嫌犯罪。显然,解释规定的入罪标准主要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易于司法实践操作,但明显缺乏公正性、科学性及内在合理性。(2)关于非法集资不特定对象的界定。在非法集资的“四性”特征中,“社会性”即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资金被认为是判断罪与非罪最重要的标准。实践中对于该要件的理解与适用仍存在以下问题:①对“亲友”尤其是朋友的范围如何把握?②不特定对象的范围是否必须跨地域?③集资行为人最初主要向亲友吸收资金,这种情形下是否构成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如果构成,应否将向亲友集资的数额从犯罪数额中扣除?(3)关于非法集资类案件刑民交叉问题。①部分集资参与人要求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与被告人的纠纷,能否支持?一种意见认为,对于同一名被告人在相同期间内采取相同手段的集资行为均属于非法集资犯罪范畴,应当遵循同一处理原则,对于证据证明的所有被害人均应通过刑事追缴或不予受理;另一种意见认为非法集资犯罪行为与单个民间借贷行为不等价,单个借款行为仅引起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而非法集资犯罪是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行为的总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单笔独立的借贷行为并不当然无效,出借人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通过民事途径主张其权利有其合理性。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选择提起民事诉讼的集资参与人取得的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后,必然面临与刑事被害人退赔的顺位孰先孰后的问题。②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案件中的借款合同设定的担保或抵押效力如何?一种意见认为,作为主合同的借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下,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亦应认定为无效;另一种意见认为,实践中的担保主体、形式复杂多样,有的是集资人以自己的财产或公司提供担保,有的是在不知情的第三人受骗而作为保证人或者提供担保物。
  2.此罪与彼罪的界定难。非法集资类涉众型经济案件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两个罪名,实务中易发生混淆的是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区分问题。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易混淆之处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件的把握上。绝大多数集资案件被告人会辩解自己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司法实践中一般通过行为人实施集资的客观行为,如资金投向、经营方式、行为手段、后续表现等等情形进行推定,但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实际损失已经造成,以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应当避免客观归罪,实务中主要是如何正确适用《非法集资解释》中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的7种情形,特别是被告人存在实际经营或真实项目的情况下,对“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的把握仍有难度,导致对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认定不当,错误定罪。(2)集资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易混淆之处在于行为对象是否不特定以及行为方式是否具有集资属性。首先,集资诈骗罪侵害的是不特定社会公众的财产权,而诈骗罪侵害的对象往往是特定的人,但集资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应有相关证据的支撑而不能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其次,集资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包含“集资”内容,行为人通常虚构某个或某些投资项目,许以高息或红利骗取借款,客观上形成一个吸纳资金的平台;而诈骗罪的行为人只是虚构某个事实或编造某个事件骗取他人钱款,如虚构公务员身份骗取钱款,以劳务出口为名骗取钱款,虚构交通肇事受伤住院骗取家属医疗费用,等等,其行为方式不具有集资属性。
  3.真正实现证据裁判难。非法集资案件,由于证据繁杂,取证困难,历时久远,被告人与集资参与人之间资金往来频繁,所涉资金有些属正常的借贷关系,有些是投资款,有些是还款,在审理过程中实现证据裁判难。原因如下:
  (1)公安机关往往没有对涉案资金的流向、性质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导致无法客观认定犯罪数额。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动则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如马某华集资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150余亿元,林某健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达4亿多。除了涉案金额大外,集资人与集资对象之间资金往来频繁,资金往来性质复杂,需提交专业的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对相关的账目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但公安机关出于司法成本考虑,往往自行统计集资数额,且往往只根据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来进行统计,该统计结果的客观性较差,时常出现统计结果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不能作为裁判的证据使用。(2)法院考核方式不科学导致仓促结案,影响审判质量。犯罪数额的认定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定罪与量刑,在公安机关没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况下,如在进入审判阶段后,在法院的要求下再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审计,严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现有的司法考核制度,对于长期不能结案的主审人进行扣分或追责,导致部分案件仓促结案,影响审判质量。(3)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难以真实确立,司法责任分配不合理,导致侦查主导审判的现象仍然存在。在现有的司法责任体系中,只要被法院认定为有罪,公安机关及审查起诉机关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而在现有司法体制下,即使证据缺乏,法院认定被告人无罪仍然非常困难。因此,公安机关往往只注重搜集定罪证据,不注重全面搜集证据,只注重搜集言词证据,不注重客观性证据的搜集,导致法院审理时难以下判,又不能不判,最后往往放弃证据裁判原则,勉强作出有罪判决。
  (四)追赃和挽损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该类案件往往发现较迟,不少被告人已将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高风险投资、员工返点甚至高消费挥霍等,案件往往因被告人已经出现严重的资金困难,没有能力偿还集资款,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而揭发,被告人已经资不抵债,即使有资金或者实物财产,通常也存在执行难问题,如涉案因素的多重性,异地、异域执行,涉案账款再分配问题等,因而资金追回难度较大。在损失巨大、追讨无望的情况下,被害人极易受他人煽动,引发集体上访、闹访等群体性事件,维稳工作难度大。2016年以来,三明市信访局共接待群众到市上访反映非法集资信访问题有21批975人次,其中2016年5批311人次,2017年10批425人次,2018年上半年6批208人次。
  三、对非法集资犯罪的社会综合治理建议
  当前,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从事关“再上新台阶、建设新三明”的高度,从打赢三大攻坚战的高度,充分认识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按照“打防结合,有疏有堵,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基本原则,从建立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情报预警研判工作机制、专业侦查工作机制、依法公正高效审判机制、维稳处置工作机制、宣传防范工作机制着手,形成责任明确、上下联动、精准打击、处置妥善的工作格局。
  (一)建立完善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涉及刑事、民事范畴,涉及银行、工商、经信委、发改委、教育、住建、农业、林业、国土等领域,
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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