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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现象探究
【副标题】 以100份二审刑事裁判文书为分析样本【作者】 黄博儒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被告人反悔;认罪程序【文章编码】 2095-2031(2019)01-0122-07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1【页码】 122
【摘要】

近年来,认罪认罚反悔问题在学界存在热烈的讨论。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过程中,虽说被告人反悔的案件数量仍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并未影响到认罪程序的整体运行,但被告人反悔所导致的后果却不容忽视。并且,由于被告人反悔问题尚属于立法真空地带,办案机关面临被告人反悔时不可避免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在此背景下,降低被告人反悔率尤为重要。通过典型案例归纳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的具体缘由,并对导致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的内在成因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根治对策,减少反悔案件数量,以便能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优势。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166    
  一、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之概说
  (一)认罪认罚反悔
  什么是认罪认罚反悔,这是探究认罪认罚反悔现象的基础前提。《法律文书大词典》将“反悔”一词解释为:“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允诺”。从语义上看,唯有被告人亲身经历并作出选择或决定的事项才能反悔,换言之,反悔是建立在被告人的事先允诺行为之上,并对其选择和决定的允诺事项作否定性评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种从轻处罚的量刑激励制度,一改对抗性的控辩审诉讼模式,审判中控辩双方不再表现为对抗,而更多强调的是协商合作,检察机关通过互动、协商与被告人达成一致意见,以相对较轻刑罚的量刑建议换取被告人的自愿、主动认罪并接受所认之罪在实体上带来的刑法后果,实质上是一种典型“认罪减刑”的协商性刑事司法模式。{1}基于此,认罪认罚反悔可理解为:被告人就认罪认罚能够换取多少量刑优惠与检察机关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又对其认罪认罚作否定性评价的行为。在实践中,被告人反悔无外乎两种情形,一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之后选择不认罪,即被告人反悔内容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二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之后选择认罪但不认罚,即被告人在认罪的前提下,为获得更加宽裕的量刑优惠反悔不利于己的事实供述。被告人反悔的表现方式是多样的,根据被告人反悔发生的诉讼阶段可分为庭前反悔并撤回有罪答辩、庭审中反悔当庭表示不认罪和判决后反悔并提起上诉三种情形。
  (二)被告人认罪认罚反悔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案件时常发生。据《认罪认罚中期报告》的数据表明,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率就达到3.6%[1],意味着每28个认罪认罚案件大约就有1个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反悔的案件,而这还不包括被告人庭前撤回答辩、当庭不认罪等难以统计的情形。在被告人反悔的三种情形中,被告人提起上诉所占的比率最高,中国公安人民大学马明亮教授曾就被告人反悔问题作实证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被告人庭前撤回认罪答辩案件占所有反悔案件的6%,庭审中反悔情形占比20%,而判决后上诉情形占比却高达74%。{2}
  立法方面,设立认罪认罚反悔权作为被告人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关注,但相关的理论证成与体系构建仍然只是浅尝辄止,尚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化设想。并且,被告人反悔所引发的一系列证据、程序和实体方面的法律问题正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试点办法》对被告人反悔问题并没有详细的条款予以规定,仅在涉及刑事速裁程序以及简易程序的部分简单的规定了被告人反悔的程序性后果[2]。被告人反悔后其有罪供述也仅能在办案机关存在非法取证情况下依据《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被告人反悔问题存在严重的法律空白。
  虽然说被告人与检察机关达成认罪认罚协议后又反悔的案件数量仍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并未影响到认罪认罚程序整体的运行,但被告人反悔所引发的不利结果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反悔对被告人本人不利,被告人反悔将错失因先前认罪认罚行为获得的量刑优惠,甚至可能因反悔行为惹恼司法机关进而遭受报复性指控和审判;另一方面,反悔对司法机关不利,被告人反悔往往会使司法机关所做的有关被告人认罪工作归于无效,相关的证据也可能会被排除,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与诉讼成本的增加,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初衷的目标。由于被告人反悔问题尚属于立法真空地带,此种情形下,减少反悔案件数量、降低被告人反悔率成为保证认罪认罚程序有序运行的关键所在。为此,笔者收集了100份二审刑事裁判文书,以被告人上诉反悔案件为研究样本,就被告人的反悔理由进行整理和归纳,尝试找出致使被告人反悔的内在成因并提出解决之道。
  二、被告人反悔理由之实践样态
  通过调查,笔者整理出被告人上诉反悔的具体理由,主要可以归纳为非自愿认罪、判决结果偏重和信赖利益受损三种情形(见下表)。
  被告人反悔理由及相关数据统计情况

┌──────┬───────┬────────────────┬───┬───┐
│反悔理由  │具体表现   │代表性案例           │案件量│占比 │
├──────┼───────┼────────────────┼───┼───┤
│非自愿认罪 │司法机关误导 │(2018)粤01刑终586号何某某贩卖毒 │1   │3%  │
│      │       │品罪上诉案           │   │   │
│      ├───────┼────────────────┼───┤   │
│      │辩护律师误导 │(2018)粤01刑终559号曾某某贩卖毒 │2   │   │
│      │       │品罪上诉案           │   │   │
├──────┼───────┼────────────────┼───┼───┤
│判决结果偏重│避免监狱服刑 │(2018)闽01刑终188号叶某交通肇事 │9   │78%  │
│      │       │罪上诉案            │   │   │
│      ├───────┼────────────────┼───┤   │
│      │关押刑期过长 │(2018)京01刑终292号周某某涉嫌盗 │69  │   │
│      │       │窃罪上诉案           │   │   │
├──────┼───────┼────────────────┼───┼───┤
│信赖利益受损│检察院临时变更│(2018)京01刑终163号张某贩卖毒品 │4   │19%  │
│      │量刑建议   │罪上诉案            │   │   │
│      ├───────┼────────────────┼───┤   │
│      │法院量刑建议幅│(2018)粤01刑终557号唐某某贩卖毒 │15  │   │
│      │度外判决   │品罪上诉案           │   │   │
└──────┴───────┴────────────────┴───┴───┘

  (一)非自愿认罪
  “非自愿认罪”指被告人对检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表示认罪认罚,签署认罪认罚悔过具结书,但一审法院判决后,被告人却认为其先前认罪认罚决定是非自愿情况下做出,并以此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情形。这类案件共有3个,占样本数量的3%,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司法机关诱导
  被告人主张认罪认罚决定系司法机关诱导下做出。此类型案件共计1个,占比1%,代表性案例为何某某贩卖毒品罪上诉案[3]。上诉人何某某在侦查阶段主动交代、对贩毒事实供认不讳,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公诉机关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并经一审法院告知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仍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然而,一审宣判后,上诉人何某某以“贩卖0.2克毒品是其毒瘾没戒掉,头脑不清醒被诱导才认罪,其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应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从轻改判。本案中,司法机关诱导下的非自愿认罪是被告人反悔并提起上诉的主要理由。
  2.辩护律师误导
  被告人主张认罪认罚决定系辩护律师误导下做出的。此类型案件数量共计2个,占比2%,代表性案例为曾某某贩卖毒品罪上诉案[4]。上诉人曾某某在原审庭审中当庭自愿认罪并向一审法院递交《认罪认罚具结书》,经原审人民法院向其明示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曾某某当庭表示对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但一审判决后,上诉人曾某某以“案件定罪错误,其认罪认罚是在律师误导下做出,并非出于自愿”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改判其无罪。本案中,辩护律师误导下的非自愿认罪是被告人反悔并提起上诉的重要理由。
  (二)判决结果偏重
  “判决结果偏重”指被告人对涉嫌的犯罪事实主动认罪认罚,就具体的量刑优惠与检控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院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一审法院在检察院提交的量刑建议幅度内进行判决后,因最终的量刑结果偏离被告人的心理预期,被告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情形。这类案件共有78个,占样本数量的78%,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避免监狱服刑
  此类型案件共计9个,占比9%,代表性案例为叶某交通肇事罪上诉案[5]。上诉人叶某因交通肇事逃逸被人民检察院指控犯交通肇事罪,在审查起诉阶段与原审公诉机关自愿达成认罪认罚协议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原审公诉机关依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建议原审法院对叶某判处3-4年有期徒刑。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可原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认定叶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一审宣判后,叶某以“无犯罪前科、系初犯,且具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后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判处缓刑对社会没有危害性”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判处叶某适用缓刑。本案中,避免到监狱服刑是被告人对量刑结果的心理预期,而最终结果偏离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心理预期,被告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反悔。
  2.关押刑期过长来自北大法宝
  此类型案件共计69个,占比69%,代表性案例为周某某盗窃罪上诉案[6]。周某某因盗窃他们财物被人民检察院指控犯盗窃罪,经一审法院释明后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原审公诉机关依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向原审法院建议对周某某判处六个月有期徒刑。原审法院审理后认定吴某某犯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但是,在一审判决后,吴某某以“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且以退还部分赃物,原判刑罚量刑过重”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减轻其刑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上诉行为提起了抗诉,抗诉机关认为:“周某某的上诉行为表明其不认罚,认罪认罚量刑从宽不再适用,原审人民法院的量刑畸轻,应予变更”。本案中,关押期限偏离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期望值,被告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反悔。
  (三)信赖利益受损
  “信赖利益受损”指的是检控方为激励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就具体的量刑优惠与被告方达成一致意见并让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一审判决结果并不具有检控方允诺的量刑优惠,被告人以其信赖利益受损为由提起上诉反悔的情形。这类案件共有19个,占样本数量的19%,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1.检察院临时变更量刑建议
  即检察院在审判环节临时变更量刑建议,未按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一审法院根据变更后的量刑建议进行判决的情形。此类型案件共计4个,占比4%,代表性案例为张某贩卖毒品罪上诉案[7]。上诉人张某在审查起诉阶段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原审公诉机关“承诺”张某某向一审法院提出七个月至十个月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但在一审过程中,原审公诉机关临时变更量刑建议,建议一审法院对张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最终,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可了原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一审判决后,张某以“一审存在程序违法,原审公诉机关侵犯其信赖利益”为由提起上诉,要求二审法院应按照《认罪认罚具结书》建议的刑期幅度量刑。本案中,检察院临时变更量刑建议导致张某信赖利益受损是其反悔认罪认罚协议并上诉的主要理由。
  2.法院量刑建议幅度外判决
  即检察院根据协议约定的内容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但一审法院审查认罪认罚协议后,并未在量刑建议的幅度内进行判决的情形。此类案件共计15个,占比15%,代表性案例为为唐某某贩卖毒品罪上诉案[8]。唐某某因贩卖毒品被人民检察院指控犯贩卖毒品罪,在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院据此建议原审法院判处唐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以下。然而,原审法院经过审理后并未采纳公诉人开庭前的量刑意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唐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以“公诉机关起诉书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以下,原审却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判决过于主观,侵犯其信赖利益”为由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并请求从轻处罚。本案中,法院量刑建议幅度外判决致使唐某某信赖利益受损是其反悔认罪认罚协议并上诉的重要理由。
  三、被告人反悔之成因分析
  溯本追源,找出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上文对被告人反悔现象的阐述以及对反悔理由实践样态的整理和归纳,不难发现,影响被告人反悔的内在成因不外乎有以下几个:
  (一)自愿性审查机制缺失
  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作为被告人有效认罪的前提条件,不仅影响到认罪认罚程序适用的正当性,其审查机制的缺失也将影响认罪认罚协议的效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缺乏行之有效的自愿性审查机制,过低的自愿性审查标准限制了审查机制应有的功能,也是致使被告人反悔的重要成因。{3}纵观100份二审刑事裁判文书样本,审判机关常以“无异议”检验作为“认罪认罚自愿性”审查的重要标准,对自愿性审查在裁判文书上主要体现为:“被告人XX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然而,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无异议”就推导出被告人是自愿认罪认罚,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无异议”本身可能是被告人在非自愿情况下作出的结果。
  此外,自愿性审查问题并没有详细的操作性条款予以规定。《试点办法》第15条规定了司法机关有义务对认罪认罚悔过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进行审查,但具体的审查操作程序并没有法律条款予以规定,法官进行自愿性审查难以形成统一标准。而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通常采用“阅卷+讯问”方式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开庭前对认罪认罚悔过具结书等材料进行阅卷,庭审中讯问被告人对认罪认罚是否持有异议,这种“依赖阅卷和形式讯问”审查方式得出认罪认罚“自愿性”结果是受到诸多质疑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被告人不是自愿认罪,而是单纯出于获得从宽处罚的目的,继而在审判前阶段认罪的基础上不得不在审判阶段继续认罪,审判的公正性将受到严重的冲击,一旦裁判结果超出被告人的期望值,被告人通常会反悔并提出上诉,这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法律帮助作用有限
  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是被告人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往往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其自行辩护的能力明显弱于律师辩护,且大多处于被羁押状态,在此情况下,被告人难以正确理解控方指控罪名的具体涵义,更会因不能正确理解认罪后果而产生错误认罪,因此确保被告人获得律师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认罪程序中被告人获得法律帮助的状况并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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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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