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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
法教义学视野下污染环境罪的规范性研究
【作者】 张金钢【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法教义学;污染环境罪;规范性;刑事政策
【文章编码】 2095-2031(2019)01-0079-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
【页码】 79
【摘要】 风险社会视域下开放式构成要件的积极入罪模式和法教义学视角下谦抑原则的出罪模式影响了污染环境罪立法和司法实践走向。以法教义学视角审视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通过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审视出污染环境罪构成要件的模糊性、违法阻却的虚置和有责性的突破。从规范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教义学进路出发,着重强调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以及污染环境罪的解释原则。污染环境罪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当前相关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现状,还需要在刑事政策和社会风险互动关系的前提下有效推进刑事政策的刑法贯彻与落实。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163    
  一、冲突与抵牾——问题的缘起与提出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总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风险社会视域下开放式构成要件的积极入罪模式和法教义学视角下谦抑原则的出罪模式影响了污染环境罪立法和司法实践走向。生态环境的保护是当代的重要课题,反映在法律领域,就是要利用法律手段加强对生态法益的保护,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针对环境污染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相关部门也与时俱进,“污染环境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在“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为的是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污染罪的惩治力度,并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进行了相关回应与补漏。污染环境案件的高发,与近几年频繁的立法修改和司法实践中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所采取的从严的环境刑事政策相关,同时也离不开不同地域在面对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所采取地不同的保护主义政策,而这些彰显的正是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的内涵。鉴于此,本文主要从法教义学的进路,通过剖析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二者的关联,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下审视污染环境罪的异质性,规范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法教义学进路,以求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
  二、正本与清源——污染环境罪之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的效用和意义在于指导刑法,主要显现于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立法政策两个方面。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可以说是我国环境犯罪司法和立法进程中首要遵循的原则,更是国家政策在刑事法领域的展现。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顺应风险社会的发展趋势,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趋于严格,立法观念也逐渐更加符合现代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观。
  (一)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内涵
  “刑事政策”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国,但真正意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首见于德国法学家克兰斯罗德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将其界定为“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1}此后,刑事政策定义也被很多刑法学家界定为刑法的辅助学科或者刑法的辅助手段。20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提出“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的论断,刑事政策的内涵才被拓宽。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和刑法学科的理论更迭,刑事政策的涵义已不仅仅限于立法政策,还涵盖了司法、行政上的各种措施,日本学者大谷实指出:“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安宁所采取的一切措施。”{2}刑事政策研究在我国并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性,尽管如此也不可否认近几年取得了成就,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有不同的解读,例如著名学者马克昌认为,“我国的刑事政策是指导我们与犯罪进行斗争的纲领性意见,必须基于国情和一定时期的发展规划需要而制定,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至消灭犯罪。”{3}魏东教授提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政治系统和社会公共权力组织基于一定的社会公共价值目标(为共性价值目标)并以防控犯罪为个性价值目标而有组织地采取的一系列方略。”{4}从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界定可知,防控犯罪是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它在致力于帮助犯罪人重返社会的同时,还要做好如一般预防等其他防止犯罪的相关对策;但刑事政策的目的又不仅仅是防控犯罪,它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去维护社会稳定。
  (二)我国污染环境罪刑事政策的适用
  刑事政策是时代的产物,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我国法学界理论和实践水平的提高有关。2006年中共十六届全会正式首次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1],随后此项政策成为刑事法治的主要政治方针与指南;2010年公布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条文及草案说明》使该政策完成向立法政策的转变;同年最高司法机关将该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2]。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是刑事司法政策,另一方面还是刑事立法中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政策。“宽严相济”的意义就在于均衡罪刑,平衡个案,调整刑罚结构使之更加合理,将轻罪刑事政策与重罪刑事政策统一,重点打击某类犯罪,或基于社会各方利益的考量而对某类犯罪做出较为轻缓化的处理,以期达到双重预防的效果。
  结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言,污染环境罪可以说是新近刑事政策刑法化相对成功的罪名。在司法解释和刑事立法中,污染环境罪在构成要件的配置上体现出“从严”的要求,此罪的罪过形式将过失犯罪转化为复合罪过;从刑罚上体现出“从宽”的一面:增加“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以及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对案件的审判工作有较大的影响,直接阻碍了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立法沿革、相关司法解释分析污染环境罪案件来审视该罪的政策适用。
  首先具体表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变动上,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我国立法者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初次为《刑法修正案(八)》将罪名的更改,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惩治犯罪,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并取消了“危害后果”的规定,在严密刑事法网的同时,降低了污染行为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处罚范围。第二次为201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明晰了法律条文的适用规则和具体情形,确定了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的规定,不仅降低和明确了污染行为的认定标准、扩大了对象处罚范围,还改变了以往的主观罪过形式——故意和过失都可以构成该罪,这不仅体现了趋于严厉的刑事政策和立法者重刑治污的目的,还减少了司法适用上不确定性,有效地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的司法效率。第三次为2016年两高的司法解释,为了更好地与趋于严格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将行为犯引入当下的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阶段并增加其他行为的入罪情形和证据的认定、适用;同时还增加“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以及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形。不仅解决了以往的入罪难问题,也使得相关的规定更加科学、合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有效执行和贯彻。
  其次具体表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对案件的审判工作上,通过对污染环境罪案例的统计可知,立法上的变化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手段是影响案件数量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表1可以明显地发现,污染环境罪案件数量在2013年和2016年骤然增多,其原因就在于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而《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两年内,案件数量仅有一个,充分体现出立法的不科学性;另外通过环境公报上的数据显示,在污染环境罪罪名变化之前的十几年时间内一共只有一百多个案件,而当时的环境污染是极其严重的,很显然当时的立法是存在缺陷的,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政府对待环境污染的态度是漠视的,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这也就表明污染环境罪刑事政策的运行严重脱离了规范的法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受政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政治决策替代了刑事政策。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刑事政策与法教义学的关系,探寻出科学合理的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
  表1 2011年-2017年案件数量统计
  (表略)
  (三)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污染环境罪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呈现出众多迥异于传统犯罪的特点。但是,目前为止,刑法学界关于污染环境罪迥异性探究还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尽管意识到了该罪名在危害结果、因果关系等方面与一般犯罪的差别,然而却没有展开关于对该罪名较为成体系的教义学探究,从而使刑法学界对此罪名的迥异性探究仍囿于相对局限命题的局面和对此罪的探究的“专业槽”不精、不深的阶段。此种状况对于该罪以及对于该罪的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无法适应理论指导司法实践的要求。刑法教义学的研究需要引入刑事政策的内容,以此来调和刑法所固有的滞后性,以应对所出现的新型犯罪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疑难案件。
  刑法属于规范学科,主要研究犯罪与刑罚,而刑事政策则是主要针对社会治理的一种政策,它涵盖的范围不仅仅法学科,而且对其他相关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式,更多意义上刑事政策处于刑法之上或者之外。但是具体到刑事政策的研究和发展,它应回归到自身应有的规范性和系统性,以此来指导刑事立法和司法。所以,“刑法教义学不应该排斥刑事政策,而是应当吸收刑事政策的内容,以此克服教义学所具有的形式主义带来的僵硬性,保持刑法学对社会的即时反应能力。”{5}
  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被李斯特加以严格区分:刑法教义学是形式的——实证的学科,其完全排斥价值判断,被称为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刑事政策则是在刑罚论中予以研究,以特殊预防的目的性思想为依归,将法教义学的规范原则排除在外,形成了所谓的“李斯特鸿沟”。之后,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系研究又经过新古典派的犯罪论体系[3]和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4]改良,但仍充分显现出二者相互分立的状态。罗克辛对李斯特鸿沟予以贯通,创立形成了其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将刑事政策相关内容引入犯罪论体系,使构成要件实质化、违法性价值化、罪责目的化。不仅以刑事政策先进理念充实了教义学的内容,有利于打击出现的新型犯罪,弥补刑法滞后性的缺陷;还通过法教义学对刑事政策的边界加以明确,使刑事政策学科更加的科学合理。我国的刑法教义学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范的系统性研究,所以,我们有必要借鉴上述思想,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情况下来贯彻:注重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刑事政策的相关内容来引导刑法教义学的的发展和完善,以刑法教义学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来控制刑事政策的边界。
  三、检视与选择——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的污染环境罪
  具体罪名的研究只有通过不同视角进行审视,才能发现其独有的特质,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法教义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刑事政策具体内容的研究,因为刑事政策对刑法教义学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立法上对污染环境罪有关构成要件、责任认定方式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均有影响;其二是司法实践上对相关刑法归责进行解释,以达到指导作用。{6}结合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和三元递进排除模式来审视污染环境罪的刑事政策,我们可以探查到对此罪名在先前研究中被忽视的众多特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推动对此罪的理解和研究。
  (一)构成要件符合性的模糊性
  “构成要件符合性,是指案件的客观事实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7}也就是说,某一行为要经过构成要件的层层排除才可以被认定为违法,从而进行违法性的判断。构成要件符合性通过系统性、规范性与逻辑性来层层限制刑罚权滥用,切实保障人权。构成要件的必要要素包含行为、行为主体、结果、因果关系等。具体到污染环境罪,个别要素不明确,兹分述之:
  1.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生产行为的边界模糊
  “实行行为意味着构成要件的核心行为。”{8}我国台湾地区陈子平教授指出:“所谓实行行为,于形式上,乃该当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属构成要件论之议题,另一方面,于实质上,系具有侵害法益之一般危险性之行为。”{9}也即,实行行为的范围及内容,形式上根据各自的构成要件的解释来决定,在其自身意义上是明确的。但是,当将此套用到现实的犯罪行为时,就很不确定了。通过认真分析污染环境罪的法条表述,我们很容易发现此罪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的企业运营行为很难区别。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变动性致使此罪的实行行为呈现出易变性和不确定。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阶段,近几年虽有放缓的趋势,但是经济发展依然是重中之重,相应的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规章、各种政策更是大量涌现,其不确定性非常明显。原本为合法、正常的排放行为,然而在相关国家和地方政策规定变化后,这些行为就不符合现有的标准,导致司法中存在大量的争议案件。二是该罪的实行行为和预备行为区分并非泾渭分明。行为人购买相关运营设备、原料等预备行为完全是合规守法的,行为人正常的合规守法的运营行为很难被界定为该罪的实行行为。“被告人的排污不达标,还与购买的原材料成分不明有关,根据合情理的消费常识,正常消费者不会对自己购买的商品进行科学鉴定,通常更没有精力去鉴定原材料的实际成分是否与包装所标明的成分相符合。因此,污染环境罪的实行行为与正常生产行为的界限是较为模糊的。”{10}同时在从严刑事政策的影响下,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犯罪人定罪量刑,不当扩大了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边界,严重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2.污染环境罪的因果关系不甚明了
  当我们运用刑事法律对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司法实践中却难以对相关的污染环境行为进行认定,这种情况的存在反过来又引发更加猖獗的污染行为。污染环境罪其行为是否违反法律规定难以判断,许多合理日常行为或者预备行为并不违反相关规定,但是随着自身的演变最终成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其危害结果更是具有延时性、多变性等特征,现有的司法资源无法对其进行合理的判断。另外我国发展经济仍是当前第一要务,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不顾环境的破坏,强行进行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同时传统的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缺乏对环境犯罪特殊性的考量等也是导致因果关系不甚明了的重要原因。为解决此问题,刑法理论中形成“疫学因果关系说”。“在日本,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依托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在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和环境刑法机能化的指引下独自发展,在整体思维模式和刑法规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属于刑事法中的推定,其证据规则应符合环境刑法的功能诉求,以区别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11}还有学者提出多元化推定模式的具体构想:“即根据案件的不同类型(群体性人体健康受害的污染型环境犯罪和个体性人体健康受害或其他污染型环境犯罪)来确定该案件是适用疫学因果关系说,还是适用间接反证说,亦或两种学说同时适用。”{12}“纵观因果关系理论的相关学说史,随着社会情势的不断演化,因果关系学说的发展体现出一种从归因到归责的趋势,使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客观归责理论的提出,更是坐实了这种趋势,同时证实了刑事政策在当代刑事法治实践中愈加重要的作用。”{10}
  (二)违法阻却事由的虚置
  违法性可划分为实质违法性与形式违法性:“形式的违法性,意指行为违反法规范,违反法的禁止或命令。”{7}107实质违法性则是指行为侵害相关的法益,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罗克辛目的理性的犯罪论指出,违法性的功能在于进一步对构成要件符合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即是否具备违法阻却事由,但是结合污染环境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只要满足此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几乎不存在违法阻却。
  1.形式的违法性质污染环境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解读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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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M].卢建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
  {2}[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
  {3}马克昌.中国刑事政策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50.
  {4}魏东.刑事政策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9.
  {5}陈兴良.中国刑法学研究40年(1978-2018年)[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71(2):31-41.
  {6}劳东燕.罪刑规范的刑事政策分析——一个规范刑法学意义上的解读[J].中国法学,2011,(1):122-140.
  {7}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30.
  {8}[日]西原春夫:犯罪实行行为[M].戴波,江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
  {9}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54.
  {10}安然.污染环境罪异质性的法教义学分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66-77.
  {11}李冠煜.日本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及其借鉴[J].政治与法律,2014,(2):151-160.
  {12}李霞.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进路[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4):46-52.
  {13}石亚淙.污染环境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的分类解读——以法定犯与自然犯的混同规定为核心[J].政治与法律,2017,(10):52-65.
  {14}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44.
  {15}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78.
  {16}陈家林.外国刑法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19.
  {17}储怀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4.
  {18}张军.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375.
  {19}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3.
  {20}柳忠卫.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J].现代法学,2010,32(3):48-55.
  {21}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17.
  {22}聂慧苹.刑事政策的刑法转化与限制——以我国刑事政策研究现状为视角[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4):3-11.
  {23}黎宏.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思想及其实现[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42-48.
  {24}陈兴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4):4-15.
  {25}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96-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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