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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经济法论丛》
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光荣与责任
【英文标题】 A Retrospect of the Economic Law Study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and Its Prospect
【作者】 刘光华郝宽国
【作者单位】 兰州大学经济法学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兰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分类】 经济法
【中文关键词】 中国经济法学;逻辑起点;范畴;研究范式;学科体系
【英文关键词】 China’s Economic Law; Logic point; Category; Paradigm, Theoretical structure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2(第2期)
【总期号】 总第十五卷【页码】 131
【摘要】

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迈入30年之际,在此关键的而立之年,我们试图以漆多俊教授的经济法理论及其学术发展为范本,根据学界公认的学科体系判定标准——逻辑起点、研究范式、范畴体系和体系结构四个方面,对既往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成果作出一点概要式的总结,并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作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英文摘要】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Law in China has got a great progress and a lot of achievements. Compared to Human beings, a person at his or her 30-year means a person matured both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so, the 30-year is also a key stage for China’s Economic Law arena to make a retrospect on the past and draw a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ll-accepted criteria of a sound theoretical system, that is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the paradigm, the connectional category and its theoretical structur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law textures originated from transitional China rather than the universal idea of economic law are the right logic starting points for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 Law in China, the empirical and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 paradigm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 of China’s Economic Law in order to find and construct a sound and scientific fundamental conceptions and structures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Economic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3214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30年,也是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30年。在这30年间,我国经济法学得到飞速发展,理论体系渐趋完善,实践价值日益凸显。为了充分展示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法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就,展望和规划未来发展前景,本刊在本期特推出了刘光华和郝宽国两位学者合作的对我国经济法学30年发展进行总结和展望的论文。本刊欢迎各位学者就此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并给予持续关注。】
  2008年的到来,标示着肇始自1978年的中国经济法,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具体制度构建都已进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三十而立”的中国经济法学,有着自己成长的喜悦,同时,更需要明确自己肩头的未来责任。
  作为成长的喜悦,“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虽然在不同的点、面上还依旧面临着民法学与行政法学的攻讦,但从官方到民间对其独立法部门特别是独立法学学科地位的认可,已毋庸置疑。[1]回望中国经济法学既往30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归功于经济法学者特别是老一辈经济法学家的不懈努力,尤其是他们在逆境中的坚持,[2]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在“而立之年”,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然而,“悟既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3]。“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深思,我们是否已从“前科学阶段”转入了“常规科学阶段”或“科学革命阶段”[4]?而这个问题的明确,恰是“而立之年”的中国经济法学肩头的未来责任。
  为此,就亟须我们根据公认的学科理论体系成熟的判定标准,来衡量并总结中国经济法学在过去30年间所取得的成绩,并在总结其不足的基础上,以构建中国经济法学科学的理论体系为目标,来明确中国经济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目标;在既往30年成就的基础上,满怀信心地去规划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战略。为此,漆多俊教授的“国家调节说”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历程将会作为我们分析的标本与范例。
  一、学科理论体系成熟及其判定标志
  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其标志就是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建立。[5]正如黑格尔所言:“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6]中国经济法学要想成为独立而成熟的法学学科,也必须形成自己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对于学科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判定标准,根据学界目前的共识,主要有如下几个。
  (一)明确的逻辑起点:学科研究的关键支点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实际上告诉我们,构建学科理论体系应遵从“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结构。其中,前半程的逻辑结构是“具体—抽象”,它要求在构建科学理论的过程中,首先应从各个社会历史时期中某种现象的具体形态出发来展开研究,也就是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具体经验为第一阶段研究的逻辑起点,从生动丰富现象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抽象的范畴。而这种最简单、最基本和最抽象的范畴,则又构成了“第二条道路”的逻辑起点,也即开启了学科研究的后半程的逻辑结构“抽象—具体”。它要求我们从学科研究前半程所得出的“(新)逻辑起点”出发,来构建整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形成一个能够反映和揭示所研究现象之本质属性和作用规律的理性认识结果的理论学说。所以,后半程学科研究的逻辑结构就可以表述为:“(新)逻辑起点—(构建)—理论体系。”[8]由此可见,虽然在学科研究的不同阶段以及基于不同的学科研究目的,可以存在不同的逻辑起点,但是,逻辑起点的确定是学科研究的关键支点,是形成科学理论体系的必要前提。[9]
  就法学研究而言,迄今为止的人类法学研究经验已经表明,对于法制现象的认识大体上是围绕着事实、价值和文本三个逻辑起点展开的。“与其他法学一样,经济法学的观察角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一是规则;二是价值;三是事实”。[10]这样,由上述“具体(具体的社会历史现象)—抽象(范畴)—具体(理论体系)”的科学研究基本规律所决定,作为第一阶段的“具体”也即法制经验事实,在上述三个逻辑起点中具有序位的优先性。当然,对于特定阶段的法制而言,三者之间还具有高度的互证性。从这个角度上讲,经济法学科学体系的建立,其逻辑起点也不外乎经济法制事实、经济法价值理念和经济法律文本。也即,中国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以至最终走向科学和成熟,首要的问题是找到研究的正确逻辑起点特别是“中国经济法制事实”这个起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事实、价值和文本之间三位一体的沟通,来共同推进中国经济法学理论体系这张“大网”的编织。
  (二)相对统一的研究范式:学科研究的正确指南
  “范式”(Paradigm)概念作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用以指称某一特定科学团体所采纳的、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11]据学界的一般理解,“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持同一范式的科学家因其有着共同的信念、价值标准、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技术而组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当然,正如张文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范式”概念早已超出了库恩赋予的原意,而被广泛地用来表征或描述一种理论模型、一种框架、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或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范式”概念及其理论应用越来越呈现出多域性(即范式理论既被用于理论研究领域,也被用于实践领域)、多层次性(即范式广泛运用于宏观领域、中观领域、微观领域)、多元性(在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范式不是唯一的,有多少流派就会有多少种研究范式)等特点。[12]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任何一种学说或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以规范而统一的研究范式作保证。
  由此可见,研究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特别是成熟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学研究和认识的基本规律,同时也是由经济法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所决定,不同的研究范式决定了其作为知识生产流水线所产出的具体知识产品——范畴和理论结论的差异。正是由于研究范式前置性的内涵的特定价值理念与技术方法,才使科学研究得以自觉而理性地实施,也才使得科学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产品能够实现标准化、可重复性与可评价性,进而实现知识产品存精去芜、去伪存真的良性竞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研究范式与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科范畴及理论体系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一方面,不同的逻辑起点对应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不同的研究范式又会影响和决定由此产出的理性产品——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而,由此基本概念和范畴所构建的理论体系自然也会存在学派差异。因此,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想超越“前科学阶段”,就必须整合和规范其研究范式。北大法宝
  (三)科学的范畴体系:学科研究的有效途径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总是以该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的形成为前提的。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总是表现为将已经取得的理性知识的成果——概念、范畴、定律和原理系统化,构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13]而范畴及其体系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也是各门科学成熟程度的标志。
  法学范畴体系内部各个范畴反映法律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抽象化程度是不同的,据此,法理学界认为,一个独立法学科和理论部门的范畴,可以分为普通范畴、基本范畴和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对特定法律现象总体的普遍联系、普遍本质、一般规律的最高抽象,在范畴体系中属于最高范畴或核心范畴。基本范畴是以特定法律现象的总体为背景,对特定法律现象的主要方面或深层本质的比较复杂的抽象,属于高级范畴。普通范畴是对特定法律现象的某个具体侧面、某种具体联系、某一具体过程或初级本质的比较简单的抽象,属于初级范畴。[14]
  理论体系区别于自然事实和经验状态的根本,在于它通过范畴建立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正如列宁所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5]
  理论离不开范畴而存在,而研究范式则决定范畴的具体表现。为此,中国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加强对范畴的研究。即必须研究相关范畴如何确立,如何引进,如何适用,范畴体系如何构成等问题。[16]具体而言,要实现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科学化,就应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在这套范畴体系的基础上建构科学的经济法基本原理,这套原理应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能够解释许多现象并广泛应用。[17]
  (四)自洽的体系结构: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
  何谓体系?体系是由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互相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8]一个体系就是一个系统,根据系统论观点,系统不是其构成因子的简单相加,各因子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序的组合。因此,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完全自洽的科学体系,其各组成部分既相互区别,又在整个系统层面上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由不完善到相对完善再到比较完善的过程,都经历着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对于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先应当确定该学科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借助逻辑手段逐步展开,并最终构成一套严密的逻辑系统。也即一门学科逻辑起点的选择对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非常重要,不同的逻辑起点,将会推演出不同的理论体系。而由范畴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则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形式也是其最终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基石范畴来推演出合理的范畴体系,是中国经济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法学成熟的标志。具体到中国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科学而成熟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研究逻辑起点正确、研究范式规整、范畴体系科学和谐且又能够实现理论自洽的整体。在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中,经济法总论应能统摄各分论,各经济法分论之间应既能相互区别,又能在整体层面上达成统一。
  这样,一句话总结,包括中国经济法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及其理论体系成熟的基本判定标准及其内部逻辑可以概括为:确立研究的逻辑起点—规范研究范式—提炼学科范畴—形成学科理论体系。
  二、中国经济法学既往30年的研究成果
  接下来,我们将试着从下述四个方面来对中国经济法学过去30年间所形成的主要理论成果加以概括式评述。
  (一)30年来,中国经济法学界正在逐步调整与丰富着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
  中国经济法学过去30年的发展,特别是早期围绕经济法调整对象(法律关系)、经济法独立地位、经济法本质和经济法价值理念等所展开的研究,表面上看,也是立足于一定的逻辑起点而进行的。但是,如果依照前述学科研究的逻辑结构即“具体经验—(抽象)—逻辑起点—抽象一—具体”来衡量,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主流实际上都是从学科研究逻辑的后半程出发,也即是在忽视了“(中国)具体经验”而根据“西方具体经验”得出的“逻辑起点”——经济法的普适性价值理念出发,来构建整个中国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的。典型的体现是早期的中国经济法学大多将所谓的“市场缺陷—国家干预—经济法”作为适用于所有时空条件的经济法的衍生模式,并以此为骨架构建着中国经济法学的知识体系。[19]虽然以此为逻辑起点,具有某些现实合理性和技术便宜性,但是,它作为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路径依赖”,可能使得中国经济法学研究成为与中国现阶段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包括经济法自身逻辑规则无涉的、随立法者意愿(价值观)任意变更的东西。也即,由此出发而构建的理论体系无法面对转型中国社会的经济法制基本需求,无法有效地解释其间衍生出的独特的经济法制现象与事实,最终也提不出满足中国社会实际需求的解决方案。也正因此,导致了中国经济法面对火热的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实践的“缺席”和“失语”状态,进而引发了近年来学者对早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及其逻辑起点的反思,以及重新调校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逻辑起点的努力和尝试。
  具体而言,随着学界对经济法“本土性”或转型特征的关注,以漆多俊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同时也提出“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控权”、“维权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而控权是法治的关键”等基于中国转型社会法制现实的理论观点。[20]他们指出: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高度发达并出现了自身无法解决的缺陷或失灵,相反却是市场发育不全,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漆多俊教授适时提出了经济法的模块论(美国经济法、德日经济法和转型经济法)。[21]其中转型经济法模块关注的就是中国等转型国家的经济法制的现实。他指出,中国并不是因为市场有缺陷,政府才出来管经济,我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对经济是统管、统制。改革就意味着权力退出。我们市场由于国家权力的退出而留下一大片“真空地带”,虽然即使国家不管市场,市场也总会自发地发育起来,但是很缓慢,还有很多困难。这时候需要国家去培育、组建市场。因此,我国的国家对市场干预的任务和市场干预法的体系,同西方国家比,除市场规制法外,还应该有一个“市场培育法”。
  从漆多俊教授早年立足经济法普适价值这个逻辑起点而提出国家调节说,到其后基于转型中国法制实践而展开研究并提出“转轨经济法”的观点,以其“三三理论”的学术发展历程为标本,我们就可以看出,包括漆多俊教授在内的中国经济法学者正在试图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从传统同时也是主流的基于“西方具体经验”的市场缺陷,调校到基于“中国具体经验”的中国社会转型现实及其法制需求。[22]
  与此同时,一些青年经济法学者也开始利用其接受的较为系统的法学和其他学科的学术训练,而对作为文本的(中国)经济法进行了分析实证角度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23]
  由此可见,过去30年间发生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上述学术转向,特别是近年来对转型中国经济法制事实以及中国经济法律文本的强调与重视,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法学者在调整、探索和丰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方面的努力。·它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法学界对研究逻辑起点的重新定位与调校。虽然它们才刚刚起步并且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但它已标志着中国经济法学研究正在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迈进。
  (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正在经历着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的转变
  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相一致,迄今为止的法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基本法学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价值为逻辑起点的价值论规范分析范式、以事实为逻辑起点的经验实证分析范式、社会法学分析范式和以法律文本为逻辑起点的分析实证研究范式。
  如上所述,受制于早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法本质,当然,更主要是由中国经济法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为破旧立新的社会转型目标提供法律服务与保障——所决定,[24]只有立足于超越现实的和外在的公平、正义标准,借助“东风压倒西风”式的是非对错来评断现实制度并提供理想化的制度设计方案的价值论研究范式,才能担当起支撑经济法为转型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的历史重任。
  基于价值论研究范式的内在要求和问题意识,它通过讨论经济法的应然性问题,即经济法应该是什么,应有什么样的目标和价值等,间接地实现了对旧的计划体制及其制度模式的批判,进而通过以西方普适化市场经济及其法制价值和理念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及制度设计,而实现了对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制的构建。[25]所以,自经济法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以来,无论是早期关于经济法概念讨论,还是其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边界的论战,再有近期对经济法本质和经济法理念的热议,等等,这些论证也都正是(也只能是)沿着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论研究思路展开的。透过经济法价值理论研究范式,主流的经济法学者们在“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产生根源”、“经济法的价值、理念、本质、基本原则”、“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责任制度”等命题上,都取得了辉煌成果[26]。并最终:(1)从外部厘清了经济法与民法等相关法律部门的基本边界;(2)从外部证成了经济法作力独特行动和知识体系的正当性;(3)正确地指导了适应社会转型要求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创新。[27]
  如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法学研究逻辑关注点的调整和丰富,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深入,此前被广泛而又成功地应用的价值论研究范式不敷适用,就需

  ······

装完逼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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