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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时代法学》
论非法采矿罪的归位与拓展
【英文标题】 The Appliance of Crime of Illegal Mining
【作者】 康纪田【作者单位】 湖南娄底行政学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矿业;非法采矿罪;牵连犯;共同犯;想象竞合犯
【英文关键词】 mining;crime of illegal mining;theft;implicated
【文章编码】 1672-769X(2012)05-0039-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5
【页码】 39
【摘要】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是非法采矿罪的基本要件。但多功能的现行采矿许可证就像一个什么都往里装的大筐,这就导致犯罪构成的理论争议和适用的不确定性,也是非法采矿罪包揽非法采矿系列犯罪的成因。采矿许可证的实质性功能是矿业市场进入特许权制度,如此界定才能准确把握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对象、客观方面和情节等。非法采矿并将矿产品占为己有的结果,构成牵连盗窃犯罪、想象竞犯罪以及共同犯一罪或数罪等系列犯罪,是其他犯罪领域里少见的数罪。

【英文摘要】

The basic element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mining is without a mining permit. However,the existing mining permit is like a big basket, which is installed everything inside. This lead to theoretical arguments of constitutes crime and uncertainty of application. Substantive function of the mining permit is mining system of market access. This can accurately grasp the objects,circumstances and the objective aspect of the crime of illegal mining. The results of illegal mining and minerals for himself constitute theft, which is implicated by crime of illegal mining and choose the felony penalties. The return of illegal possession,which is instituted the civil action by the land and resources depart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5385    
  
  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343条关于“非法采矿罪”的规定修改为:“非法采矿罪,是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或者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将之前的“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结果要件,修正为“情节严重”或“特别严重”的情节要件。将结果犯修改成行为犯,并删减前置的行政措施,这是形事立法的一大进步。然而这次修改,仍不能定纷止争,仍难以准确和有效地惩罚犯罪。这不仅仅在于难以把握什么是“情节严重”的状态,更在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本身就存在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导致“非法采矿罪”与非法采矿的犯罪不能区别。因此,迫切需要准确理解非法采矿罪的规定,尤其是厘清“采矿许可证”的功能,才能较好地适用非法采矿罪。
  一、对多功能采矿许可证的厘清
  非法采矿罪的关键是指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采矿。在此,首要问题是剖析我国现行采矿许可证本身所能“证明”的社会关系,才能认识到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时所不具备的条件。一个从未明确过的问题是,既然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是确定非法采矿罪的关键,那么没有采矿许可证时,是缺乏了许可证中的哪一个方面还是每一个方面都缺?按照我国现行矿业制度,采矿许可证是关于“采矿权”的证明文件。关于采矿权的法定涵义,我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6条规定:“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权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采矿权是采矿许可证所表明的概括性社会关系。从采矿权的法定涵义来看,采矿权不仅仅是指其权利本身,而是指采矿权系列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了采矿权客体、采矿权资格以及矿业进入许可制度等关系,说明采矿许可证具有多功能属性。
  (一)采矿权客体
  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其物品特性是概括性和整体性。对矿产资源实施开采时,必须从整体而抽象的矿产资源中特定出可排他性支配的块段性矿产资源,一般称为矿产资源资产,简称“矿产”。然后,依物权规则将该矿产明确归属于特定主体支配并投入开采。因此法定采矿权涵义中关于“采矿权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的”范围”,就是指已经特定出来的块段性矿产资源资产,即矿产,是采矿权的客体,也是明确给特定主体实施开采的对象。这种明确,主要说明了采矿许可证的一项重要功能:矿产的归属物权随着采矿许可证的取得而设立。采矿许可证具有矿产物权设立的功能属性,这说明采矿许可证是矿产物权归属的产权证。
  采矿许可证的产权证功能,源自当前的矿业制度,是通过招标、拍卖和挂牌取得的。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及其规章的规定,一旦招标、拍卖和挂牌成交并缴纳了约定的费用后,即可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成为采矿权人,成交的矿产就包含在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从成交人到获取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其间只是相差以约定费用和货款进行支付而已。当然,作为采矿权许可证,其规定范围内的特定矿产资源资产归属权的明确,是暗含在采矿许可证之中的。因为缺乏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过程,民事的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行政权力的审批性质[1]。
  (二)采矿权主体
  按照采矿权的法定涵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称为采矿权人”,采矿许可证致使采矿权人有了市场企业设立和企业行为的法律意义。采矿权人属于有法定条件的特殊主体,而且其多重身份表明采矿权人属于复合性主体:一是财产性物权归属主体。采矿权许可证规定范围内的矿产物权,规定了由采矿许可证持有人排他性支配,这就意味着其他任何人不具有对该范围内特定矿产物权的支配权。二是矿产开采行为主体。除了采矿许可证持有人有权进入许可证规定范围从事采矿行为以外,其他任何人不得进入规定范围内从事任何开采活动。采矿权人可以依照批准的开采计划、设计要求和经济目标,在特定范围内实施自由的开采行为;采矿权人在规定范围进行矿业开发,可以雇工、投入技术和安装设备等,对特定矿产资源进行开发并形成生产劳动过程。其他人不具有这样的资格,因此,学者总结,采矿权主体有严格的资质限制[2]。三是行政相对人。依法办理行政登记并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人,必须接受行政登记机关的管制,包括接受检查、监督和处置等,这是一种管制与被管制的单向性行政隶属关系,也是采矿许可证的基本内容。四是采矿权收益主体。按照采矿权法定涵义,采矿权人具有“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依法开采和处分所开采的矿产品,是采矿权人的目的性权利。生产过程的产出结果由采矿权人所有,是采矿权人的劳动成果权。
  由此看来,采矿权主体又是一个复合性质的,但其中的行政相对人是根本性的主体。因为采矿权人是经过行政机关审查批准而具有行为能力。谁敢欺负我的人
  (三)采矿市场进入许可制度
  采矿许可证是采矿权人进入矿业市场的“门票”,没有“门票”而进入矿业市场属于非法。但是现行采矿许可制度,没有将规定范围内特定矿产的归属物权与主体对归属物权进行开发利用的行为权进行区别,而是两者“揉合”后包含在许可证中。两者截然不同,前者是静态财产权,是市场要素和劳动对象。后者是动态行为权,是在市场上由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过程。后者要经过政府批准,依法办理行政登记,直至领取采矿许可证才能进入市场从事开采活动。后者实行严格的批准制度,未经严格批准,任何人不得进入市场从事开采。这在经济学方面称为市场“进入管制”,在法律上称为“特许权”制度。采矿许可证,作为进入矿业市场的“门票”,是指后者而非前者。可以说,“特许权”制度是采矿许可证的基本涵义,也是采矿许可证存在的基本依据。所以有学者提出将探矿权、采矿权统称矿业权,认为“矿业权的‘权’仅仅是从事矿业活动的‘特许权’,这种权利并不包括相应的矿产资源物质”。[3]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括出:一个采矿许可证,是“规定范围内”特定地段矿产物权归属明确的产权证,也是支配、开发利用和处分矿产品权利的主体资格证,更是主体在特定范围内实际进行矿产开采活动的市场准入证,属于“三证”合一[4]。由此可以证实,采矿许可证多功能属性的来源。从来源可以发现关键的问题,“三合一”的“合”,不是分别设立后再在执行中的合并,而是一次性设立的、不可分割的“一权制”。规定范围内矿产物权设立、可以开采该矿产资源的特许权授予以及处分矿产品权利的批准,都是唯一的行政职能机关在一次性行政决定过程中完成的。以“一权制”为基本框架,构建的我国现行矿业制度体系,明显地违反了矿业制度的一般规律,是导致非法采矿罪难以准确认识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对非法采矿罪客体的甄别
  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构成非法采矿罪。目前的采矿许可证制度,是一个证同时保护三种社会关系。那么,没有采矿许可证而擅自采矿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不应当是缺少了采矿许可证中的每一个方面而侵犯了多个社会关系,而应当是缺少了其中能够构成犯罪的某一个方面,缺少了应该具有的某一个基本条件而侵犯了刑事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是确立犯罪客体时必须明确的。
  (一)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是单一而确定的
  一个采矿许可证因多功能属性而包含三个方面的社会关系[5],所以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对如何确定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一直有较多的争议,总是在社会管理和财产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之间,选择其犯罪客体甚至是摇摆不定:第一,单一客体说。有学者从财产性物权关系方面认定,“非法采矿罪的直接客体是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民事法律关系,这是非法采矿罪的本质特征。”[6]民事关系说,源自于采矿许可证是矿产归属物权的产权证功能。有学者则从采矿许可证的市场准入证功能入手,着重于从矿业行政管理方面认定,“最直接、最鲜明地反映了本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的社会关系的内容的,应当是国家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制度(活动)。”[7]第二,双重客体说。学者认为:“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具体可表现为我国矿产资源管理制度中矿产资源所有权归属制度和矿产资源开采管理制度。”[8]这种认定,是将“客体单一说”的两种观点整合为同时存在的双重客体,这就同时肯定了采矿许可证的多功能。第三,复杂客体说。学者认为:非法采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矿产资源和矿业生产的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9]客体复杂说认为犯罪客体有三个,其中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制度与对矿业生产的管理制度,是对物的民事关系与对行为的行政关系之间的两种不同客体。关于犯罪客体众多争议,并没有因为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343条关于“非法采矿罪”的修改而有所统一。而是因为对采矿许可证的多功能属性的不同运用,学术界或者选择采矿许可证功能中的财产性物权关系,或者选择行政管理关系,或者选择全部关系。然而,为了能准确、及时的定罪量刑,要求犯罪客体十分明确而裸露于外。犯罪客体的不确定性,既违背了刑法的基本理论,也为难了司法实践。即使是很专业的执法者,因为缺失准确评价和判断的标准,很难迅速发现和果断认定这方面的行为犯罪[10],甚至出于谨慎而致使司法人员不敢轻易地做出结论,这就导致大量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得不到惩治[11] 。
  实质上,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应当只有一个。在上述“单一客体说”中,学者认为犯罪客体“应当是国家对矿产资源开采的管理制度”。准确地说,非法采矿罪的客体应当是矿业开发市场的进入管制制度。没有经过政府相关部门严格的特别许可授权,任何人不得进入矿业市场从事采矿活动,否则,侵犯了国家的矿业开发市场秩序。严格的矿业市场进入许可制,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为“社会管制”。美国经济学家伯吉斯指出,“社会管制这个名字代表了如环境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保护、消费者保护、汽车和道路的安全管制等的集合。社会管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它对企业行为的干预要比其他美国式的经济管制更加直接。”[12]犯罪客体单一而且确定,必须符合采矿许可证的基本功能和采矿许可证的本质要求。根据采矿许可证的本质内涵,其基本功能就是矿业市场准入关系的外在标示,因此,所确定的非法采矿罪单一性犯罪客体,与采矿许可证的本质要求相吻合。至于现行采矿许可证所保护的三个社会关系,属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矿业制度[13]。那么,矿业制度设置的失当不应影响到刑事立法,刑事法律可以而且应当独立。非法采矿犯罪客体,必须且只能择取现行采矿许可证中确定实质的、基本的涵义,也符合我国《行政许可法》2条的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时期,矿业市场进入实行严格许可制度的社会管制,属于有效率安排的事前控制制度。政府的事先控制,主要是在矿业开发计划、安全与健康保护、资金和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及矿地复垦复绿等方面的内容,由法律制定进入标准,公权力政府依据法定进入标准,对申请进入矿业市场的必要内容进行审查,符合法定进入标准的申请者,准许其进入矿业市场从事矿业开发活动。进入矿业市场的事先审查和批准,是一种比其他行政许可门槛高的严格和直接管制,一般称为矿业“特许权”制度。必须强调的就是,矿业特许权授予,是政府审查后准予行政相对人从事矿业开发活动的行政批准行为,不是也不可能是财产权的直接变更或给予,而是矿山产业在普遍禁止条件下政府特别许可特定的人从事特种行为。矿业开发实行特许权制度,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无论矿产资源初始界定为私人所有的国家,还是法定全部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的国家,都对矿业进入的特别许可作出专门规定。《巴西宪法》第168条规定:“矿床、矿山和其矿产资源以及水电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须得到联邦根据法律颁发的批准或特许。”《法国矿业法典》第22条规定:“即使是地表主人的开采也只能是依特许权或开采许可证而进行。”
  因此,在矿业发达国家明确规定,未经进入特许授权而擅自开发矿产的,则构成犯罪,而且是一种并不以获得了矿产品和造成其他损失为前提的行为犯罪。《巴西环境犯罪法》第55条规定:“未经授权、许可同意或特许的,或者不按批准授权、许可从事探矿、采矿或提炼矿物资源的,处以6个月至1年的拘留和罚金。”《印度矿山与矿产法》规定更为严格,第4条规定:“勘探许可证或采矿租约除非遵照并根据所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予以批准,否则,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地方进行探和采矿活动。”第21条规定:“违反第4条规定的,应当处以最高两年的监禁或最高一万卢比的罚金或者同时并用。”《波兰质与采矿法》第118条规定:任何人若未取得所必须的特许权,就进行勘查、开采诸活动,将被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南非、加拿大等国家,只要非法开采者将工具带人现场就构成犯罪。这些国家关于非法采矿罪的客体都比较简单、明确,并且都不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条件。
  (二)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是复杂而变化的
  矿业开发市场实施严格准入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市场进入的事先管制以保护公众的利益:包括国有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生命健康与安全、社区内的相邻关系、土地居民的房屋以及其他建筑设施等。采矿许可证的基本功能和基本作用应当区别,前者标示为政府严格的准入制度,后者是通过严格准入制度所要保护的对象。采矿许可证中关于手段与效果的关系,同样适宜于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理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也就是侵犯矿业进入制度与非法进入后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的关系。明确这种关系是为了强调,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并不导致犯罪对象的实际损害,如果犯罪对象已经造成了实际损害,则有可能构成其他犯罪,而且损害的对象不同,其犯罪性质也不同。这就是,非法采矿罪,绝对不是非法采矿的犯罪[14]。学术界关于犯罪客体的争议,就是因为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比如对国有矿产资源的侵害结果,一直被视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犯罪的客体与对象关系混乱,导致非法采矿罪取代非法采矿的犯罪。在理论与实践中,如果不将这一关键问题理顺,则会制约关于非法采矿的全部刑事法律制度建设。
  实行严格的矿业市场进入管制与管制作用的关系,可以从实际中得到检验。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擅自采矿的后果极其严重:矿难频发,一些村庄因非法开采导致破坏而只能被迫搬迁。据媒体报道,广西陆川县大规模非法开采钛铁矿,1万多亩基本农田被毁,2万多亩林地被挖;农田挖湖蓄水或拦坝蓄浆,致使原来的良田变成不计其数的、深达数米到数十米、宽达十几亩甚至几十亩的陷阱—采矿湖;湖水深不可测,6年来采矿湖致使一些学生溺水身亡[15]。非法采矿的这些后果,都不是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客体,而是犯罪导致对象的实际损害。如果将案例中的破坏后果作为犯罪客体,就会说不通了。
  矿山开采是一个特殊行业,非法开采所影响的对象广泛而有明显的特点:会破坏大量的耕地和建设用地;各类废渣、废石和废气排放等污染环境;由于地下采空、地面及边坡开挖导致地面开裂、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采矿破坏自然地貌景观、影响整个地区的完整性;没有计划的开采必然导致资源破坏;场所安全与健康风险对矿工的危害,等等。对矿业开发中这些不确定性危险源的阻止,均属于矿业进入特许制度保护的任务。那么,非法采矿罪的构罪对象是广泛的,而不是单一的。有学者认为,非法采矿罪的犯罪对象为矿产资源,其他资源不能成为本罪的对象。[16]这是受采矿许可证中暗含的物权内容所襟祻,看不到采矿许可制度的实质性目的,并且,仍然将非法采矿罪视为“财产性”的结果犯。如果准确理解了非法采矿罪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以后就会发现,对于非法采矿罪,矿产资源还不是主要的犯罪对象,生态环境、健康安全以及社区和谐生活等公众利益才是主要对象。因为矿产资源物权容易保护,而公众利益的市场局限性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由此可知,从非法采矿罪侵犯的主要对象可以进一步证实,非法采矿罪客体是:市场进入特许权制度。
  三、对非法采矿罪客观方面的界定
  (一)非法采矿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单一性
  非法采矿罪的法定罪状规定得比较复杂,一般将其归类为三种情形: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17]。在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法定罪状的这三种情形争议较大:一是“并列说”。认为这三种非法采矿情形均以“擅自”并列作为前提,在内容上存在互不交叉的并列关系,其中每一种情形的独立发生都构成犯罪。而且进一步认为,这三种非法采矿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是由轻至重排列的[18]。二是“包容说”。“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第一种情形是统领式的,即第一种情形既可独立构罪,又是后面两种构罪情形的共有前提条件。后两种行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形下,并符合整体罪状罪才能适用。有学者肯定,“包容说”符合刑法立法的原意以及司法实践的需要[19]。三是“单一说”。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方面,是指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至于“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这一前提,不属于罪状范围,是多余的表述。非法采矿罪的“非法”,就在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关于采矿许可证获得条件、程序及其功用等,也只有矿产资源法能够作出规定。因此,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就是违反了矿产资源法。
  关于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方面,仍然不能局限于现行的采矿许可证制度,也不能受现行的法定罪状所约束。因为刑法的制定和修正,并没有超越现行矿业制度,所以导致刑法的法定罪状不科学。根据采矿许可证的基本功能和犯罪客体的单一性特点,可以认为非法采矿罪的客观方面也是单一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而实施采矿行为则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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