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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研究
【英文标题】 A Research on American“Amicus Curiae【作者】 张泽涛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法院之友 书状 利弊 借鉴【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1【页码】 173
【摘要】

“法院之友”制度是美国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有“法院之友”介入的占很大比例,而且很多判决中都援引了“法院之友”书状的意见。本文首先考察了“法院之友”制度的历史轨迹,系统地介绍了政府“法院之友”、中立的“法院之友”和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的运作概况,评判了“法院之友”制度的利弊得失,提出了借鉴“法院之友”完善我国现行法院制度的初步设想。

【英文摘要】

Amicus curiae is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American court system,not only the cases in which amicus curiae are involved is a high rate,but also a lot of court’s decides cite the amicus brief’s opinion.The paper at first explore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of the amicus curiae.systematically introduce the operative frame of governmental amicus、neutral amicus and the amicus in relation to the case,assess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On the basis of these,the author bring about the initial scheme of improvement our country present court system drawing lesson from amicus curia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23    
  
  美国“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制度是指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向法院提供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以影响法院判决的一项制度。在美国,不但绝大多数案件中有“法院之友”介入,而且法院判决中援引“法院之友”(Amicus Brief)意见的比率也很高。据统计,1970_-1980年间,联邦最高法院53.4%的案件有“法院之友”提交了书状;[1]1993年,联邦最高法院89%的案件有“法院之友”介入;[2]近50年来,联邦上诉法院85%以上的案件有“法院之友”参与。[3]从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法院之友”书状有助于法院公正审理案件,因为书状能够提供被当事人诉状中所忽略的案件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这些信息往往对判决书的说理分析举足轻重;[4]有学者对一些有“法院之友,,介入的案件进行了调查,统计的数据表明,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援引了“法院之友”书状意见的共有936起,占这类案件总数的28%。[5]由此可见,“法院之友”是美国法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考察“法院之友”制度的运作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院之友”既可以使法院在作出判决时集思广益,充分体现民意,又不会对司法独立形成负面影响。因此,不但一些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开始移植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而且,“法院之友”也引起了大陆法系的立法者和学者的重视。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对“法院之友”制度介绍甚少。完善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普遍关心的话题,美国的“法院之友”无疑对完善我国的法院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一、“法院之友”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般认为,“法院之友”制度最早源于古罗马法,距今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6]英国是最早将“法院之友,,引入到审判程序中来的国家。当时的英国,能够充当“法院之友”的只能是检察总长或者其他的法律界人士,他们参与诉讼的目的是让法院知悉尚未掌握的案件事实或者相关的制定法。[7]例如,在1686年Horton V.Ruesby一案中,曾参与审议某一制定法的国会议员George Treby主动向法院递交书状,阐明该项立法的意图,以免法院因超越自由裁量权而作出错误判决。17世纪初,英国法院的一些判例改变了只能由检察总长或者其他法律界人士充当“法院之友”的早期做法,此后,任何公民只要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均可以作为“法院之友”介入诉讼。英国之所以引进“法院之友”制度,是与其采用对抗制诉讼息息相关的。因为在对抗制诉讼中,当事人如同战场上的敌对双方,只会从有利于己的角度进行举证、质证、争辩;个别情形下,双方当事人甚至会恶意串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对抗制诉讼中的法官只是中立的裁判者,因此,在上述情况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就有可能失之全面,对法律的理解与适用也可能产生偏差,如果中立的第三者掌握了法院所不知晓的案件事实或者中肯的法律意见,并通过正当的途径向法院提出,无疑可以弥补对抗制诉讼的一些内在缺陷,有助于法院作出更加公正的判决。[8]
  在美国1823年的Green V.Biddle[9]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首次通过判例的方式确认了“法院之友”制度。该案涉及的是肯塔基州与联邦政府的一起土地所有权的争议问题,联邦下级法院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拥有对该土地的所有权,没有采纳诉讼外第三人——州政府的意见,而迳行判决。因此,肯塔基州政府指示州检察总长Henry Clay先生以“法院之友”的身份,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重新审理。联邦下级法院遵照最高法院的指令重新审理此案时,Clay以“法院之友”的身份代表州政府参与法庭审理,陈述了州拥有该片土地所有权的理由。20世纪初期,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有“法院之友”介入的较为罕见,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有“法院之友”书状的只占案件总数的10%。[10]当时,能够充当“法院之友”参与诉讼的,通常是联邦或州的检察总长;20世纪以后,美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一些立场或利益相同者结成各种集团,这些集团对涉及政府政策、公民宪法性权利、种族和性别歧视以及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的案件,往往有自己的独立主张或者利益上的要求,这些利益集团不但具备雄厚的经济势力,而且往往也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因此,如果允许它们以“法院之友”的身份介入诉讼,这些利益集团既可以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势力收集当事人无法收集的证据,也可以聘请经验丰富的律师或知名的法学教授撰写书状,为法院作出公正判决提供帮助。因此,20世纪初以后,在美国联邦法院的一些判例中,已经开始允许个人或利益集团以“法院之友”的身份介入诉讼。
  自美国联邦法院在判例中允许个人或利益集团以“法院之友”介入诉讼之后,“法院之友”制度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体现在:20世纪初,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如果个人和利益集团希望以“法院之友”的身份介入诉讼,必须事先征得双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如果申请被一方当事人拒绝,就不能作为“法院之友”参与诉讼了;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各种利益集团的数量剧增,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与这些利益集团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也日趋增多,因此,这些利益集团希望以“法院之友”角色介入诉讼的案件数量也急剧增加。如果每一起案件都要求这些“法院之友”必须事先说服双方当事人,并取得其书面意见,无疑会使当事人以及这些利益集团耗时费力,浪费诉讼资源。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1939年修订的《联邦最高法院法》(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7条第9项规定:如果利益集团的代表希望参与诉讼被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拒绝的,他们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决定是否允许介入诉讼。从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这些希望介入诉讼而被当事人拒绝的利益集团,如果向法院提出申请,无一例外地会获得法院的许可[11]。但是,如果是联邦或州的检察总长希望以“法院之友”的身份参与诉讼,联邦最高法院考虑到他们只是代表公众利益,并没有任何个人私利,因此,该法第27条第9项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如果希望以“法院之友”身份参与诉讼,事先毋须征求当事人意见。在美国的联邦法院系统中,除最高法院颁布的《联邦最高法院法》中规定了充当“法院之友”的限制性条件之外,1967年联邦上诉法院颁行的《联邦上诉法》第29条中对此也作了专门规定,其内容大致与《联邦最高法院法》的规定相似;二者的差别仅在于,如果当事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反对联邦或州政府参与诉讼的,在最高法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可以直接作为“法院之友”介入诉讼;而在联邦上诉法院,如果当事人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反对联邦或州政府参与诉讼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必须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由最高法院裁定是否可以充当“法院之友”。
  从目前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法院之友”主要是由各种利益集团充当,这种现象应该归因于法院对这些利益集团采取了宽松的政策。80年代中期,有学者对联邦最高法院在1959年至1981年间对个人或利益集团申请介入诉讼的案例进行统计归纳,其结果显示,85%以上的上述申请获得批准。而且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12]20世纪的头十年,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法院之友参与的只占总数的10%,而近几十年来,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份以上“法院之友”书状的占案件总数的85%以上。[13]
  二、“法院之友”的运作概况北大法宝
  通常在美国法院系统中,以“法院之友”介入诉讼的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联邦或者州政府;二是私人、社会组织或者利益集团。他们介入诉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递交“法院之友”书状,在书状中详细载明自己的主张以及事实、理由;二是直接参与法庭辩论、质证和交叉询问。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第44条第7款的规定,如果是律师代替“法院之友”撰写书状的,在征得一方当事人同意后,律师可以站在该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以言辞的方式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从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法院之友”直接参与法庭审判的极为罕见。
  (一)政府充当“法院之友”的情形
  联邦和州政府以“法院之友”的角色参与诉讼是该制度的早期形态,也是目前“法院之友”的最常规表现形式。通常而言,作为政府代表人参与诉讼的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州的检察总长以联邦机构与郡的法律顾问,他们通常也是以递交“法院之友”书状的方式参与诉讼。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以“法院之友”的身份参与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他们在诉讼中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因此,他们提交的书状对法院判决的形成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美国的刑事审判实践来看,只要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诉讼,都有一方甚至多方政府的“法院之友”的参与。例如,1963年被誉为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Gideon v.Wainwright案中,共有24个州政府以“法院之友”的名义参与诉讼,其中除两个州是站在被上诉方的立场上以外,其余22个州都是因赞成上诉方而介入诉讼,这22个州的“法院之友”主张在任何刑事案件中,只要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法院都应该为其拟定辩护人。联邦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多数方“法院之友”的意见,明确规定只要被告人因经济原因无力聘请辩护人,法院都应该为其拟定辩护人,从而推翻了1941年最高法院作出的仅限于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或者无独立民事行为能力时法院裁定为其指定辩护人的判例;又如,1966年6月联邦最高法院在Miranda v.Arizona一案中,作出了美国证据法史上最有争议的判决,该案在审理过程中,美国民权联盟(American Civil Union)以“法院之友”的身份递交了书状,希望联邦最高法院一如既往地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该确立严格的被告人自白排除法则,而美国全国首席检察官协会以及其他26个州的检察总长则递交了与此截然相反的“法院之友”书状,认为如果对采信被告人口供限制过严,将不利于侦查人员打击犯罪。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中以5比4的微弱多数作出了与民权联盟的意见一致的判决,确立了保障被告人沉默权的一系列程序性的条款。
  一般而言,政府作为“法院之友”介入诉讼,与个人和组织作为“法院之友”相比,联邦法院赋予了前者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例如,政府作为“法院之友”,允许在双方当事人反对的情况下参与,同时,法院也可以在事先不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的情况下,主动申请前者以“法院之友”的身份参与诉讼。同时,从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与其他的“法院之友”相比,法院判决中援引政府“法院之友”书状的.比例也是最高的。1946年至1995年五十年间,法院的判决援引了政府“法院之友”书状意见的案件共有402起,占此类案件总数的40%以上。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the.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以法院之友介入诉讼的556起案件中,法院在判决时援引其书状的比例平均为4.32%,虽然这50年间援引的比例是波动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超过8.11%。[14]美国联邦法院以及联邦上诉法院中,之所以赋予政府比普通的“法院之友”更加广泛的诉讼权利,并且对政府“法院之友”书状的意见更加重视,其理由主要是:(1)政府作为“法院之友”参与诉讼,并无己方私利,在诉讼中通常能够保持不偏不倚的地位,同时,在涉及社会重大利益的案件中,与一般的个人和利益集团相比,他们更容易获得专家证人的意见以及其他不为法庭知晓的证据,能够为法院提供更大的帮助。(2)政府参与诉讼时大多情况下是代表公众利益,而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可能不顾忌社会民众的利益,因为法官们并不希望因自己的判决与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相违背,从而招致舆论的否定性评价,因此,法院往往更加注重保障政府“法院之友”的权利,也更加重视其提交的书状中的意见。(3)联邦的司法部副部长是国会和政府利益的代表,有些法官考虑到法院与国会以及政府的关系,同时也因为法院的判决最终还是由政府来执行,因此,他们往往对政府的‘法院之友’书状给予高度重视。
  当然,在有些个别情形下,政府“法院之友”并不一定总是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诉讼地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联邦司法部副部长不但是以‘法院之友’的身份,而且也是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在分享胜诉的喜悦。[15]事实上,在个别案件中,政府‘法院之友’的诉讼地位的确类似于一方当事人。例如,在United States v.Barnett[16]案中,作为‘法院之友’的联邦政府,认为蔑视司法程序罪的被告人Barnett不应该享有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同时,在递交的书状中主张,政府应该被看作是中立的第三方,因为政府与双方当事人之间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只是为了公正地审理案件才介入诉讼,其诉讼地位是相对独立的。但是,联邦政府的上述观点被上诉法院驳回,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在上述情况下,政府与其说作为中立者为法庭公正审理此案提供帮助,倒不如说是诉讼中的一方当事人,因为政府此时的角色似乎与其担当的控诉犯罪的职能合二为一了。由此可知,政府作为“法院之友”参与诉讼并不总是能够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
  (二)个人以及利益集团充当“法院之友”的情形
  个人和社会组织作为“法院之友”介入诉讼的,主要有二种情形:一是中立的“法院之友”;二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法院之友”。
  1.中立的“法院之友”。以中立者的角色介入诉讼,既是“法院之友”的早期形态,也是当今美国审判实践中“法院之友”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这些中立组织和个人介入诉讼的目的,仅在于提供不为法院知晓的案件事实或专门性知识,以利于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一般而言,作为中立者的“法院之友”的主体只能限于两大类:一是从事某项科学研究或法律事务方面的专业人士;二是科学研究机构。这些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够为法院提供本领域中的专门知识,从而有助于法院作出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判决。
  在美国的审判实践中,作为中立的“法院之友”的个人,由于能够提供不为法庭所知晓的专业知识或者法律意见,因此,他们提交的书状往往会更容易引起法院的重视。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如果个人以冷静、理性、中立的眼光看待法院审理的案件,并在书状中能够提供未被法院知晓的研究成果或者其他证据材料,这样的书状被称之为Brandeis书状。该书状的名称来历源于Louis Brandeis法官,Brandeis年轻时是一名律师,致力于研究长时间工作对妇女身心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Muller V.Oregon一案中,Brandeis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在递交的“法院之友”书状中认为,如果政府限制了妇女的工作时间,法庭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利益。联邦法院在作出判决中最终采纳了Brandeis的意见。当然,对于Brandeis书状中所提供的证据资料,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些证据资料都没有经过法庭上的交叉询问、陪审团的认证和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法庭就直接将其作为证据采用,因而违背了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但即使如此,联邦最高法院还是认为Brandeis书状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依靠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法院作出更加公正的判决。[17]
  一些以特定的宗旨为目的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如果法院审理的案件与它们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关,往往也会以“法院之友”的名义介入诉讼,在书状中提出对该社会问题的意见。例如,近年来,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巡回区法院中受理的同性恋案件日趋增多,各州政府一般认为同性恋应该受到刑事指控,而美国传统风俗组织在提交的“法院之友”书状中指出:同性恋不应该视为违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因为联邦宪法中明确规定保护自愿的性行为,而没有规定这种性行为只能限于异性之间,因此,同行恋行为既是合宪的,也是合法的;既不应该遭受刑事指控,也不应该承担民事责任。[18]这些以中立的身份介入诉讼的“法院之友”,虽然其提交的书状中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利于一方当事人,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介入诉讼并不是有意明显倾向于哪一方当事人,而是根据自己对案件的认识提出意见,为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判提供参考,因此,可以说,它们在诉讼中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保持一种等距离的关系。这类“法院之友”的性质符合设置该制度的初衷。虽然同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相比,没有统计数据表明,法院在援引书状中的意见时会更加重视中立的“法院之友”,但是似乎客观中立的“法院之友”书状更能引起法官的关注。从美国的审判实践以及联邦与各州法院的一些相关规定就可以印证上述结论。[19]与联邦上诉法院的做法相类似,1997年联邦最高法院对1939年修订的《联邦最高法院法》作了重大修正,新规则第37条第6款规定,在“法院之友”书状中,必须揭示提交书状的个人或集团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修正后的规则明确要求每份书状都必须在第一页的第一个注释中标明:“本书状的全部或者部分是否为当事人的律师所书写”,同时,还必须写明,“不是‘法院之友’本人,而是由某人或某集团提供经费资助准备诉讼或者提交书状。”[20]法院没有解释提出上述要求的理论依据。显然,联邦法院的上述修正意味着法官希望知道书状是否是由一方当事人资助或者撰写,法官据此就很容易判断书状的内容是否存在偏见。[21]
  2.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根据联邦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立法,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大致有两类:一是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二是切身利益可能受到法院判决影响的个人与组织。从美国的审判实践来看,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院之友”主要是社会的各种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作为“法院之友”参与诉讼有两种情形:一是出于一方当事人的动议而参与诉讼;二是由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与这些利益集团的宗旨有关,它们主动申请介入诉讼。利益集团由于一方当事人的动议而以“法院之友”的名义参与诉讼的案件并不少见。事实上,在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上诉方的律师常常主动联系一些能够与被上诉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对立的“法院之友”提交书状。[22]这样的结果是,“法院之友”书状由一种作为法院附属的建言工具变为必须有效地代表一方当事人的利益。[23]因此,可以这样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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