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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与立法促进
【英文标题】 The Development of High——new—technologic Zone and Legislative Promotion
【作者】 陈俊【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律社会学【中文关键词】 知识经济 高新科技园区 立法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4
【页码】 43
【摘要】

高新科技园区的兴起与发展是20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其群体崛起成为全球蔚为壮观的历史现象。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大凡成功发展的园区,其背后都存在适宜成长的立法助推支持,其积极作用将在知识经济时代潮中一以继之地得以彰显。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打造促发展立法平台已成为一个时代显题。我国高新区立法适宜采取新竹模式和区域法模式,主要依靠成型立法支持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各高新区所在地积极发挥先行立法的潜力有形推进园区及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呈现出整体亮点。站在新世纪的起点,我国高新区立法的发展处于开局良好、中局可观、全局待飞的前进态势。

【英文摘要】

The world—wide thriving of vaIious high—and—new technology zones(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NTZ)is a main trend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And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HNTZ entails legislation that promotes such a development.The HNTZ legis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should reflect the spirit of our time,a spirit of market—and knowledge—oriented economy.This article generalizes the HNTZ legislation outside mainland China,using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in Taiwan province and Silicon Valley in USA for reference,brings forth the new ideas of model selection and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HNTZ legislation in mainland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08    
  一、全球高新科技园区的兴起与发展
  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纵观历史,“几千年来,科学和技术形成了各自的传统,但从19世纪开始,它们发展到一新的密切联系的阶段。”[2]世纪更新,科学和技术的紧密结合在改天换地的与时俱进中不断突显,合科学和技术为一的“科技”合称提法得以共识性地普适全球。1996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指出:“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这种产业发展与科技活动的结合,解决了科技与经济脱离的难题,使人类的发现或发明能够畅通地转移到产业领域,实现其经济与社会效益。”此番精辟结论正是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原理在科技园区集中体现的深刻总结。
  放眼全球,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加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技术群的变革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阶段以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各国都在加速经历主要由高新技术[3]突飞猛进推动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其主要特点是: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对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原始性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力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一种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新的经济形态一知识经济,已在全球蓬勃兴起并日渐居于主导。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首次提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与以往的其他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更加依赖知识(包括人类社会发明和发现的所有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更加推崇知识的创新,更加重视知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推进作用。概言之,知识经济是以智力[4]资源、知识资本为基础,以高新科技及其产业为主导,以科技第一生产力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
  而在知识经济下应运而生、崭露新容、先行先知、弄潮时代的各类“高新科技园区”[5](即各国选择特定的区域,实行优惠的发展政策和立法,将人才、技术、高新科技产业高度聚集,开发高新技术,促进高新科技产业化、全球化发展的特殊区域)势不可挡地得到了强势成长。20世纪50年代,条件成熟的美国率先诞生了世界第一家科技工业园——“硅谷”。此后,科技园区在各国不断得到重视和发展,其群体崛起成为20世纪蔚为壮观的历史现象。“环顾世界,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建立科技园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聚集创新型科技企业的重要措施。美国硅谷、英国剑桥、法国索非亚、印度班加罗尔以及我国台湾新竹等科技园区,正在引导着所在国家和地区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6]
  集中体现科技力量和能量的各类高新科技园区的崛起对各国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地拉动,成为全球跨世纪发展进程的共睹和共识,奏响了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竞争的主旋律。“目前世界上有高新区802个,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占80%以上,如美国有358个,欧盟有229个;孵化器(创业服务中心)更多,仅美国就有800多家。两者的设立,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高新区内及创业孵化中心内的企业,已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像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印度班达罗尔和我国台湾新竹等科技园是科技园建设与发展的典范。它们的成功发展,不仅本身培育出大量的高科技创新企业,更进一步通过这些企业的发展形成富有特色的产业群和高新技术产业带。”[7]
  二、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的兴起与发展
  立足国内,聚焦我国高新科技园区。“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8]
  “十五”期间,国家已决定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加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尽可能地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就要始终尊重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客观规律。“只要有一个人用最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出售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最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办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9]通过此一例证,马克思揭示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与优化社会必要劳动对加强市场争夺和经济竞争的意义。而加快我国的高新科技园区建设已日益显现出其对全局经济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长期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的比例偏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更是偏低。这一直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消除瓶颈的关键之一,是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促进现有产业大幅升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0]综而言之,加快我国高新科技园区发展的战略选择当属不可逆之时代大势。我国科技园区的发展起步虽晚,但势头看好,后发赶超潜力巨大。国务院1991年批准建立了第一批26个高新区,1992年又批准了第二批25个,1997年批准建设陕西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连同1988年批准的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全国目前共有53个国家级高新区。这些国家级高新区的称谓并不完全统一。作为龙头的北京高新区起初称作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现在是耳熟能详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并且迄今以“科技园区”正式称谓的国家级高新区尚只有中关村一家。其他52个国家级高新区大多数称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少数高新区有称为新技术开发区的、有称作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有叫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叫作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还有专门突出特色称谓的两个高新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这些国家级高新区按批准时间顺序列明如下: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威海火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区、上海新技术产业开民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开民园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_开发区、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株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发展最快的十年。期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提升和优化了产业结构,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从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高新区以来,国家高新区始终保持了高速度发展的态势。高新区内的企业规模化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有企业20796家,其中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有1252家,过10亿元的企业有143家,过100亿元的企业有6家,而且这样的企业还在不断地涌现。而在10年前,国家高新区内过亿元的企业只有7家。”[11]
  当前,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体制创新、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地和改革开放的窗口。“目前我国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仅为336平方公里的开发面积内,工业总产值从1991年的71.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768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67.3%,利税总额从1991年的11.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92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1.3%。一大批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崛起,其中技工贸总收入超过1亿元的企业,从1991年的仅仅7家,发展到2000年的1015家,超过10亿元的企业,目前有100家。高新区已经成为带动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支柱产业。”[12]
  聚焦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我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十多年来一直成为我国发展知识经济和高新科技的龙头,主导有力。“中关村科技园区主要经济指标约占全国53个高新区总量的10%以上。2000年,中关村园区技工贸总收入占53个园区的18.23%,工业总产值占13.44%,净利润占18.26%,上缴税费占13.39%,出口创汇占10.76%,增加值占16.25%,从业人员占11.68%。与全国高新区比较,中关村园区企业的技术收入占有重要地位。2000年,全国53个高新区共实现技术收入401亿元,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为199.9亿元,占全国高新区将近50%。2000年中关村园区的技术收入总额占技工贸总收入比重达11.9%,比全国高新区平均水平高7.5个百分点。事实表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新活力在高新区中最具代表性。”[13]
  逐目全国。“相当一批高新区已经成为所在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工业增加值在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如苏州是50%、绵阳45%、吉林40%、无锡25%、西安18%、北京14%等等。这些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创业中心已成为目前我国投资环境最好、发展速度最快、增长幅度最大和科技含量最高的区域。”[14]
  从长放眼。《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五”和2010年发展规划纲要》所寄望的逐步形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四大密集区即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中心的环渤海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以上海高新区为中心的沿长江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以深圳高新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和以西安、杨凌高新区为中心的沿欧亚路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的宏伟蓝图正为神州大地高新科技园区这一方圣土红红火火的创业潮如火如荼地推进着。
  立足现状。“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10年的艰苦创业,现已从初创期进入了以产业化、国际化为核心的发展壮大阶段。”[15]而要把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龙头的国家高新科技园区建设好,首先就得通过创新立法的制度平台建构来打造一个适宜发展的良性法律环境,有效地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大发展。
  三、高新科技园区发展的立法促进
  如果要对当今世界林林总总的各类科技园区作一大致的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主要依靠大学和市场等政府以外的综合因素而形成的高新科技园区。“美国硅谷、美国的波士顿128号公路、英国的剑桥高技术区等并不是专门规划兴建的,而是依靠大学科学园或者是主要依靠当地大学而发展起来的高技术园区,政府对它们的建立没有给予任何的干预,更没有系统的投入建设。而是,首先,各个大学成为先进科技知识及信息的‘源泉’。然后,再由在这些大学中受过完善教育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通过创业的方式将这些知识在当地传播开来。”[16]二是主要依靠政府主导推动形成的高新科技园区,“如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科学城、台湾新竹工业园和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这类园区都是由政府投资进行规划与建设的。”[17]这类为数居多的园区还有法国索非亚园区、新加坡科技园区、日本京都研究园区、爱尔兰普拉西园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和泽尔尼克园区等等。
  尽管这些科技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形成因素不尽一致,但是大凡成功发展的园区,其背后都存在适宜其成长的由立法支持等因素型构的法治环境。“当今世界那些获取成功的科技园区之所以获取成功,一个殊为重要的经验,在于它们都注重制度建置,具有与园区的生存、发展和运行需要相适应的良好的法治环境。”[18]因为,“简而言之,在创造性活动或其他文化活动繁荣之时,立法和诉讼也随之增加。”[19]硅谷、新竹等享誉世界的一些高新科技园区在自身创新发展进而推进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业历程中,都得益于能对高新科技园区发展起促进作用的立法以及政策激励措施。譬如,日本关于国家级大型区域开发项目的专项立法《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及施行令(1970年、1974年)、《高技术工业集积地区开发促进法》(1983年)和对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引导的立法如《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低度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促进法》、《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又如,为了明确和巩固联邦科学城的地位,俄联邦总统于1999年1月27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科学城地位法》;同年9月22日,俄政府通过了《关于科学城资格认证和注册细则的决议》。而新加坡则注重在税收立法上推行优惠激励:凡投资于高新技术工业的企业,如果连续亏损3年可获得政府提供的1/2的投资津贴;如系新兴工业还可减免40%的公司所得税;对投资15亿新元生产新加坡空白新产品的新技术企业,可以免征长达15年的所得税,等等。
  此类积极的立法助力是高新科技园区成长必不可少的要件,其作用不难预见地将在高新科技园区大发展的时代潮中一以继之地日见彰显。
  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历程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机制创新。如美国围绕人的激励与融资的机制创新2130年中一直没有停过:150年前的“现代公司制度”的创建,解决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问题;20世纪20年代股权激励机制的出现,主要解决公司经理人的“内部人控制”弊端;70年代股票期权机制的设立,着眼于对公司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有效激励。在融资上,美国主板证券市场有200年的历史,基于其不能解决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科技企业的融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问世了纳斯达克股市,而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又不足以支持不确定性风险更大的中小企业所需资金,至加世纪90年代则出现了配套的OTCBB市场。而这些机制创新和成长是能够从美国联邦及州的积极立法调整中找到生长点的。从中,可以共性提炼的是,“如今,社会变革正在加速。负有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之重任的人们,在面临需要作出各种法律结论的新形式时,必须比他们的前辈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公众对法律之信任的保持,有赖于立法者与法官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适当地综合西方法律传统中各种价值的能力。”[20]
  回望当前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国内高新科技园区,历经十年创业初具规模的我国高新区尚需在人文发展环境、现行体制等方面大胆创新,更上一层楼,真正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区。细言之,即是通过高新区把各类创新要素聚集在一起,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通过灵活的激励机制、分配方式保护创业者利益;加快营建鼓励知识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孵化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建设和扩展高新科技园区的服务大体系,着重构筑“以人为本,以企业为中心,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和凸显“服务行政”的政府行为运作模式;从而在整体上加快助推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步伐。
  一句话,高新科技园区的加速发展需要强力集聚各类创新要素的整体创新环境。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规模扩展,将使园区的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层出不穷的知识经济新型社会关系也不断需要创新立法的关注和引导。随着我国加入WTO,加紧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也需要对跨国科技园区的交流合作等前瞻事项通过创新立法提高合作竞争能力和水准。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自由、大量的流动和不断地重组。人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基于自由贸易基础上的优化配置。各地方通过开放市场使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从而促进该地走向市场竞争并在适应竞争中带动该地经济发展。”[21]
  实践的发展已经很见起色。典型的事例是科技部于2001年着手组建的三个中俄合作的科技园:一是以烟台科技园区为主体的山东高科技产业化基地;二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主体的黑龙江省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第三个就是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合作园。这是在优势互补的原则下,以企业为主体的方式进行的科技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在国内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乃至国际科技合作中都是一种创新。而中国鞍山与韩国安山全面合作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则是规则先行。2001年6月,《中国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韩国安山技术开发区全面进行合作协议书》在韩国安山市由双方市长共同签署。《协议书》规定:两市相互交流有用的技术、产品及有关服务方面的信息,并为其在公共机关和民间企业之间的相互普及提供服务;为了相互的发展,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积极支持民间企业的合作事业、技术转移和投资活动,大力协助两地企业的相互发展;建设双方能够共同参加的企业及事业体系;相互协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以及专家的交流等等。
  越来越多的人共识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在高新区内创造一个更加优化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局部环境,推动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强化以科技孵化器为核心的高新区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加快建设软件园、留学生创业园、大学科技园、专业技术孵化器;加强高新区投融资体系建设,完善风险投资机制,扩大民间投资;完善信息、贸易、人才交流与培训等中介服务机构,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这应当成为国家高新区深入发展的重要目标。”[22]从长计议,要实现这一目标,尚待在制度上型构适宜的创新环境特别是要打造一个能够促发展的创新立法平台。因而,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打造立法助推平台无论从理论上和还是从实践上都已突出地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显题。
  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纳入经济学的研究之中,认为制度作为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行为规则,能够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合作、约束人们的行为、减少交易费用,其基本功能是提供行为规范和带来效益。制度经济学派强调经济体制及制度在形成企业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有利的制度创新形式能够将矛盾、冲突纳入秩序规范,从而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必然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西方企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重视无形要素的投入,如科技、文化、无形资产、信息、国际市场运作能力、管理、价值观和创新的思维。有形的物质要素经过加工转换形成的产值基本接近成本,而非物质性要素的投入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今天发达国家100美元的产值中,有70—80%是科技和文化创造的,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这是值得深思的,重视无形要素的投入是当务之急。”[23]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产业升级是在创新中实现的。而这些创新要素集聚、生辉的最佳成长点无疑需要在立法上能够找到赖以依靠和适宜助跑的制度平台。
  立法对高新科技园区发展的促进进而对生产力发展的推进作用已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呈现出强劲走势和趋同共识。殊途同归的是,“尽管国家的各个法律、法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各不相同,国家制定的各个法律、法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各不相同,国家制定的各个法律、法规的直接目的各有差异,但是,就其终极目的而言,法律、法规的价值和作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保护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存在的,这正是法律、法规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24]这一道理是常年不衰和历久弥坚的。四、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立法发展的现实基础
  当前,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着许多阻碍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障碍。法规与政策方面的不足,无疑是重要障碍因素之一。”[25]另一方面,当前为促进我国高新区大发展进行立法的时机和条件是比较利好的。“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高新区在企业的产权、分配、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高新区通过改革和创新,不断优化硬软件环境,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有近6000项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在国家高新区内实现了产业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企业自有技术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区内产品总额的80%以上。”[26]
  从发展和成长上看,我国高新区的建设已经取得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进一步的发展和优越性的充分显示较之以往更加仰赖有形立法的提升。
  就我国高新区的发展速度看,“按53个国家高新区统计,2000年技工贸总收入达到9209亿元,是1991年的105倍,平均增长率为67.8%;是1995年的6倍,平均增长率为43.2%。”[27]就我国高新区的经济效益看,“2000年利税总额是1991年的88.8倍,1995年的6倍,达到1057亿元。人均工业产值为31.6万元,是1991年的5.1倍,1995年的2倍,是2000年全国平均值的10倍多。”[28]就我国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看,“至2000年底,共有高新技术企业达2.1万家,其中,技工贸总收入亿元以上的达1252家,过10亿元的143家,百亿元以上的6家。联想、四通、北大方正和深圳华为等为代表的著名高技术企业在高新区迅速崛起。”[29]就我国高新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发展条件看,“目前53个高新区共拥有1.9万多家企业、220万产业大军,其中60%以上是科技人员。各区建立的200多家创业服务中心、留学生创业园、软件科技园等正在孵化企业5200多家,其中近2000家是海外留学人员创办的,90%的创业人员拥有博士、硕士学位。”[30]再从我国高新区的拉力和辐射来看,“国家级高新区连续三年工业新增产值占全国工业新增产值的20%。目前,高新区内直接就业人口虽只有210万人,但拉动了6—7倍的区外就业人数。同时,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城市的比重迅速提高,以部分地区为例,苏州已占一半,绵阳占到36%,中山占到22%,哈尔滨占21%。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成长,对改变传统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1]同时,鉴于我国53个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各自不同的发展条件、不一的规模现状和各具特色的优势和潜力等不尽平衡和统一的发展资源,希望短时期内通过步调一致的立法来规范我国高新科技园区的发展也非易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五”和2010年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强化创新能力,发挥两个积极性,抓好示范引导,实现渐次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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