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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家》
走向法治:共和国六十年回眸
【作者】 曾宪义 孙国华【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法律信息【期刊年份】 2009年
【期号】 5【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37894    
  
  编者题记 新中国以恢宏昂然之气势,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另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之新径。初始,取法苏联,创制宪法,废除旧婚姻制度,令国家风气一新。当其时也,领袖有推位让贤之德,民众有奋发图强之志,诸般制度虽属草创,然气象不凡。孰料国步维艰,“反右”、“文革”旋踵而至,终陷于“无法无天”之混淖乱局。国家之政治决于“最高指示”,人民之权利予夺于革委意志。法制衰败,伊于胡底?!浩劫渡尽,痛定思痛,始有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之推行。从此,乾坤扭转,修宪立法,刑事、民事、行政法制由逐步恢复而初具规模,渐至精细完备。“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人权保障”先后入宪,罪刑法定、程序正义、契约自由、私产保护、法治政府诸理念落实于制度。其间虽波折多多,然民主法治之号召已深入人心,遂成中华文明未来发展之大趋势也。吾人向重甲子循环,当此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吾辈法律人亦不能无所动于心怀。在此,本刊力邀法学界之宿老时贤,于其精研之领域,作回顾展望之文字。其中或可钩沉史迹,亦当有所启发于未来。喁喁数语,以为引。
  目录
  曾宪义:法学教育六十年
  孙国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核心
  许崇德:共和国宪法六十年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学60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
  姜明安:共和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图景
  高铭暄:刑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王作富:新中国刑法立法的进程
  陈光中:刑事诉讼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王利明:中国民事立法的成就与展望
  王家福: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感言
  魏振瀛:我国民法对外国法的借鉴
  赵中孚: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四项重大民事立法
  江伟: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李昌麒:直面中国经济法学的贡献、不足与未来
  法学教育六十年
  一、新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历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人类历史崭新的篇章,培养新时代法制人才的法学教育也焕然一新,我们开始借鉴苏联法学教育模式,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教育体系和模式。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正式决定建立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正式成立,并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举办由苏联专家直接讲课的研究生班;接收各地教师到人大进修,翻译了一大批苏联的法学教材,法律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苏联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人民大学法律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1954年5月,教育部主持召开了全国政法教育会议,1952年至1954年间,先后建立了北京政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西北大学法律系,形成了“五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东北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五院”(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西北政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格局。“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多数政法院校停办或撤销建制,只有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从1973年起招收了为数不多的“工农兵学员”。
  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也迎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春天,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恢复和发展。1978年,中共中央批转的《第八次全国人民司法会议纪要》明确提出“恢复法律系、培养司法人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等一大批政法院系先后恢复招生,法学教育蓬勃发展。1980年,各类设有法学专业的学校有21所,到了1983年发展到了35所,1989年则达到了106所。到2001年9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换届和法学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时,高等法律院校已达298所。此后,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截至目前,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有630所,在校生30余万人。其中具有法学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和科研机构333所,具有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的115所,具有法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29所(其中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11所)。与学位制度相衔接的法学学科博士后制度也已建立起来,目前我们有11个法学博士后流动站。
  六十年来法学教育的曲折历史,雄辩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兴,则法治兴,法学教育亦兴;法学教育兴、法治兴、则国运更兴。
  二、新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年的发展成就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的法学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法学教育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质的飞跃,我国法学教育的面貌可谓焕然一新。
  (一)法学教育的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完善。六十年来,经过不懈努力,我国法学教育结构失衡、层次欠缺、形式单一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目前,我们已经建立了由普通高等法学教育、成人法学教育、法律职业教育构成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这种完整的正规学历教育是目前法学教育的主渠道;而且,我们还有各种非学历教育作为补充,在培养法律人才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多年来,还形成了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的培训、培养制度,以及上自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法律知识普及、教育等制度。
  (二)专业设置日益规范,法学核心课程体系得以确立。七十年代以前,中国高等法学院系只设法学专业。改革开放以后,部分法学院系本科增设近十个专业,但各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同,侧重点也不尽相同。1997年1月成立的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教指委),在调查了全国20多个省市法学教育的基础上,决定自1999年起将法学本科原有的专业合并为一个法学专业(可在高年级设置若干专业方向),这个方案在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时被采纳。
  同时,教指委还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确立了法学本科专业教育的14门核心课程(后增加了两门,成为16门),基本上覆盖了法学教育的主要方面,保证了法学本科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同时,各高校也可以自主开设各门课程,这样既有利于法学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有利于形成各个法学院的办学特色。
  (三)法学教材建设方面取得重大成绩,各具特色的法学教材有效促进了法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组织编写了《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育基本要求》,并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了14门法学核心课程教材的主编和编写人员,完成了统一的法学核心课程教材。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学校根据自己的特色编写水平高、特色鲜明的教材。这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组织编写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共四套,分别是本科教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材、法学研究生教材和教辅用书,现已出版了173种(其中本科教材94种,法学研究生教材16种,法律硕士教材24种,教辅用书39种),其中14门核心课程教材全部获得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四)建立了全国性的法学教育指导机构,法学教育的内容不断更新,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为了规范和指导全国法学教育的发展,1995年2月成立了“全国法律硕士领导小组”,并于1998年1月成立了“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1997年1月正式成立了“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2001年9月建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十几年来,配合教育部全面推进了法学教育教学改革,调整和规范了法学专业,强化了法学教育中的素质教育,构建了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确立了法学本科专业教育的14门核心课程,保证了全国法学教育的基本规格和质量。特别是积极组织和参与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和“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研究与教改实践,在第五届全国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中,由曾宪义、张文显、李龙、吴汉东、韩大元教授共同主持的《中国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工程》,荣获国家级一等奖,有各院校获得了二等奖十项。
  (五)逐步建立和完善全国法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宏观监控和教学评估体系。为了保证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建立起政府、社会对法学教育的宏观监控机制,国家教育部高等法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法学质量管理评估体系,并组织完成了全国法学本科2003年合格评估试点工作,对全国所有法学专业点的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的法学教育受到国际教育界和学界的关注,国际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中国法学教育界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自主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国际会议,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法学和法学教育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法学教育界的交流与合作。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掀开了中国与世界双边法学教育交流的大幕。接着举办了“中国—欧洲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亚洲法学院院长论坛”。特别是2000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成功举办了“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东京大学、莫斯科大学等五大洲132所著名大学法学院的院校长参加了盛会。进入21世纪,中国又举办了“中国—澳大利亚百所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中国—非洲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论坛”等著名国际会议。这些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表明: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法学教育也走向了中国。
  总的来说,新中国法学教育六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以说,一个以培养“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人才为宗旨、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时代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未来与展望
  面对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辉煌成就,我们不能沉醉于成绩而固步自封。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法学教育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思考,需要我们倾注更多的精力。比如说:如何实现由法学教育规模发展到质量工程的转变问题;如何进一步优化法学教育的空间布局问题;如何实现法学教育的目标问题;如何加强法学教育的实践性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
  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有赖于一代又一代法律人的铺垫和接力,有赖于精心培育国家法治建设的栋梁之才,更有赖于法律人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国家立法、司法的实践中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核心
  我们的国家走到现在,民主法治走到现在,是有曲折的,但是这个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与中国民主法治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找到具体道路是不容易的。人民共和国60年的实践和探索,是围绕着科学、民主、人权、法治这些基本范畴展开的。科学、民主,“五四”就提出来了。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紧密联系、不可分离。要科学就得讲民主,讲民主就得讲人权,讲人权就得讲法治,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条道路的具体形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国度是不同的,甚至是很不相同的。人民必须经过反复的实践和探索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理论模式和制度途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又经历了6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精髓。
  人民共和国6年的实践探索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也有起有落,但不能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也不能简单地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要看到,改革开放后取得的成绩是在前30年老一辈革命家所坚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获得的。前30年,尽管一度出现过指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甚至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努力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下来了,发展壮大了。没有前30年经验教训,也不会有后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共和国60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这些经验教训。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继续推进它的中国化,有重大的理论现实意义。我提出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必须认真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并解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内部各要素的性质和相互关系,等等。它揭示了法的本质是被奉为法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阐发的,它们内涵深刻、表述简明,我们要正确理解并解释。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马克思主义法学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其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有关理论,也包括当代人和后人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律现象得出的符合实际、符合客观规律、适应时代需要、世界潮流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回答新阶段、新时期的新问题,特别要注意过去一个时期有所忽视的法律制度和机制本身的问题。
  法学研究的实际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学的问题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工作者,应该也必须参与到、深入到部门法实务中去发现、提出、研究并解决问题。一切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关的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实际问题,一切部门法提出的实践问题,都是我们法学理论应该关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法学,只有坚持与时俱进,回答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才能获得发展,否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及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
  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原则区别,也要重视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否则就会导致片面性和主观性,只重视不同法律制度之间从本质上的区别,而忽视它们在形式、做法上的相同之处,从而忽视人类政治文明、法律文化的有用成果,导致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会导致完全否定法学,否定人类已经获得的规范国家权力、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的大量经验和智慧。建国之初,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认识模糊,在随后的发展中,才导致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一度存在重大失误。我在法律系时,第一次科学讨论会议的报告是论人民民主法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但是后来这些都不讲了。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用非马克思主义法学否定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反思和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并逐渐克服了全盘否定人类积累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化、特别是西方法学理论和法治经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不能将过去教条主义的左的错误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的错象,从而将西方的威信主义世界观全盘接受下来。西方的优秀成果,作为运用法律管理社会寺务、调整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矛盾的经验与智慧,具有借鉴意义,但是它们往往存在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具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内在缺陷,显然不如建立在历史唯物主渝和辩证思维方法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更为深刻和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我们在借鉴学习西方法学有益成果和法治经验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摒弃其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四、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培养和树立一种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
  树立民主讨论的风气,培养积极探索的风气,辅助求真务实的正气。学术理论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要提倡用朴实明确的语言表达思想的文风、学风;反对乱用名词,故弄玄虚;坚决抵制、揭露和正确处理学术腐败现象。让我们用新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为我们人民共和国献礼!
  共和国宪法六十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军事行动尚未结束,土地制度的改革在全国尚未完成,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所以不具备召开全国人大制定宪法的条件。为此,曾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并由《共同纲领》起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4年9月,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五四宪法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好宪法。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部宪法很快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有了一部1975年宪法。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有了一部1978年宪法。彭真在人大常委会的一次讲话中说:“1954年的宪法比较完善,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很不完善。”这是十分中肯的历史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转折点。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1982年通过并颁布了现行宪法。现行宪法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部宪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宪法是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制基础。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好宪法”。自1988年以来,现行宪法已有了31条宪法修正案,从而越臻完善。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以初步得到下列几点启迪:
  一、坚持社会主义是宪法发展的根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总结。刘少奇于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曾经指出,事情就是这样,“在中国出现的真正的宪法,毕竟只能是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宪法,只有这种宪法,才是适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所以,坚持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
  二、党的领导是制宪和修宪成功的关键
  党的领导是宪法的根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宪法。实际上,宪法本身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具有对复杂事务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因而党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必然成为宪法的依据。我国宪法的制定和历次修改,无一不是先在党内启动,形成建议,而后进入法律程序的。党的领导是宪法具有生命力的源泉。
  三、宪法的指导思想正确与否决定着宪法的质素
  指导思想决定着宪法的内容以至整个宪法规L的正确性和恰当性。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来看,一部好的宪法首先总是因为她的指导思想正确。反过来也是如此。举例说,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之所以优越,就在于事先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就指出:“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现行宪法贯彻了如此正确的指导思想,其内容的适宜当然无庸置疑的了。
  四、实事求是,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我们在制宪和修宪过程的始终都遵循这样的正确路线。不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而是总结自已的经验,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表现出强烈的中国特色。
  五、有了好宪法,还需要好的制度保证
  所谓好制度,第一,党要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还要领导人民实施宪法,作遵守宪法的模范。
  1981年6月27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把“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强调:“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据此,1982年的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规定:“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并在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93年、2003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都先后表态:“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领导人就职时表态,形成制度,是保证的方式之一。
  第二,要健全和完善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在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不仅致力于制定宪法,而且也非常强调宪法的实施。例如,毛泽东曾于1954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要求在宪法通过之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并说“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事实上,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和国家机构体系的组织,以及各类国家机关职权的行使,以及经济制度的建立等,都是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宪法是得到实施了的。
  然而,这种实施出于道义的使然,是凭借一种对宪法尊重的理念所驱动,而缺乏制度上的监督。因而当领导人观念改变,护宪的热情迅速消退之后,就很难抵御那客观实际中发生的对宪法的冲击了。
  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不实行人民法院违宪审查制度。我们选择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模式。1954年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28年之后,1982年宪法除了仍规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宪法监督职权的外,又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同时,198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又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这个规定对建立宪法监督制度来说,又前进了一步。
  在草拟1982年宪法时,秘书处的同志曾搞过一个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但是该方案最终未被采纳。1983年后,王叔文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曾联名提案,建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设立宪法委员会,但亦未获确定性的答复。后来在《监督法》的起草过程中,虽然曾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构思,但亦没有成功。1993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提交给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的《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中曾这样说过:“有的建议,在第70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该文件接着说:“根据宪法第70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当时确曾令人有过中共中央并没有完全否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可能性的印象。
  2000年3月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了谁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宪审查的要求或者建议,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及处理的具体程序。
  上述的条款表明:立法法的规定进一步健全了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
  目前看来,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虽然还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经过努力,监督制度一定会更加完善,我们的宪法一定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新中国宪法学60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也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颁布60周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54年宪法颁布55周年。在这一历史起点上,回顾新中国宪法学发展60年的历程,反思存在的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的走向是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从宪法学说史发展的视角看,新中国宪法学60年的发展有一条比较清晰的路径,形成了自身的学术脉络与主题。
  一、宪法学的“历史意识”
  一个学科的发展首先要有自己的学术与历史基础。新中国宪法学作为以人文关怀与宪法秩序构建为宗旨的知识体系,始终与社会变革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在新中国建立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宪法学积极发挥了为社会发展提供合宪性基础的功能。6年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脱离宪法价值或缺乏宪法学理论支撑的社会变革是缺乏正当性与生命力的。新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与社会变革的过程是相适应的。
  在初创时期(1949-1957年),《共同纲领》与1954年宪法的制定为新中国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宪法学的研究则为国家政权与新的法律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时出版的宣传、介绍1954年宪法的论文和著作以及初步建立的宪法学课程体系为60年的宪法学发展奠定了基本框架与基础。在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年),宪法学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强大政治现实的冲击,在温柔的“抵抗”中宪法学仍然保持着学术自主性与价值。如学者们在艰苦的学术环境下,发表了宪法学研究对象、国体、政体等基本理论方面的论文。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的发展缺乏自身的科学性与学术性,不得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停止时期(1966-1976年),宪法学无法克服历史环境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整个宪法学研究完全处于停止状态。到了恢复与发展时期(1978至今),宪法学研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获得迅速发展的契机,从历史事实中寻求发展的逻辑,从现实需求中寻求学术发展的动力,展现了宪法学的生机与活力。
  二、宪法学的“中国意识”
  在60年的宪法学发展中,“中国”始终是宪法学者们关注与思考的问题。从50年代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到82宪法的全面修改以及后来的四次修改,宪法学者们始终以中国为出发点,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其基本的学术使命,自觉地回到中国的逻辑,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表现了浓厚的“中国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是与“西方”相对的概念。由于在中国的传统宪法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主要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中国宪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中国宪法学尽管是关于中国本土的宪法学的研究,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在本质上与西方的宪法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这也决定了中国宪法学发展不得不具有浓厚的“西方背景”。比如,在对中国宪法学发展中的“中国”进行限定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百余年的宪法学说发展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学人对西方宪法学说的引入、介绍和评说,而缺乏一种学术意义上的自觉反思,没有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独立地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宪法学说。如果在宪法学研究中不能坚持“中国意识”,很容易把中国宪法学变成“西方宪法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在宪法学发展60年历史中,学者们一直在为宪法学的中国化而努力。但是,毕竟宪法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在我们的宪法文化传统中虽存在宪政的某些元素或价值的片段,但总体上还缺乏宪法的“限权”等基本价值内涵,所谓宪法学的中国化仍然是长期发展的目标。在新中国宪法学60年的发展中,学者们基于对“中国意识”的历史使命,力求保持宪法学的主体性。在60年来的学术命题和学术成果中我们发现“中国化”已经成为宪法学研究中的主流倾向,成为重要的学术传统。
  三、宪法学的“问题意识”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基于宪法学的“中国意识”,学者们自觉地坚持面向中国实际,追求以问题为导向的学术理念,致力于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在60年的发展进程中,宪法学者们为解决不同时期的中国问题贡献了学术智慧与成果。无论是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一国两制”的法律实践、重大国家公共政策的调整,还是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实践活动,都体现了宪法学的功能与价值。我们不会忘记,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中,老一辈宪法学者们以对国家与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独立学术品格,以丰富的宪法学知识与政治智慧,直接参与了这部为改革开放奠定法律基础的宪法的修改工作。通过分析个案,发现宪法事例,以理性的态度积极推动公共政策的调整,也成为宪法学发展的现实动力。
  在60多年的中国社会变迁中,宪法学界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命题进行了学术争论。从以下争论题目中可以看出学术研究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宪法学对象之争、宪法序言性质之争、宪法学基本范畴之争、良性违宪之争、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之争、物权法的合宪性之争、违宪审查制度之争、基本法的解释之争、宪政概念之争、基本权利之争、基本权利效力之争、齐玉苓案之争、基本法律效力之争、国务院的立法权之争、检察机关性质之争、宪法的司法适用之争等。面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法制建设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宪法学者们及时把握社会实践的变化,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促进了宪法制度的稳定、健康的发展。
  四、宪法学的“人文意识”
  宪法学是以人为出发点的知识体系,回答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宪法学的使命。宪法学60年的发展也是我们不断发现人文价值,实现人文精神的过程。像中国这样缺乏人权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自由等抽象的理想需要通过宪法实践变为现实的制度。6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发展道路,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社会冲突与矛盾,突出了“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价值,使个体获得宪法地位,为树立人权文化、普及人权价值做出了学术贡献。经过6年的发展,我们的社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的主体性价值。在凸显人文价值的过程中,宪法学的学术贡献是不可否认的。1982年宪法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条款载入宪法,2004年修宪人权条款入宪,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的基本价值观。
  五、宪法学的“规范意识”
  在60年的宪法学发展中,宪法学体系经历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宪法学已形成为具有专业性的知识。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宪法学的规范性大大提高,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话语系统与范畴,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而这种“规范意识”在宪法学学术脉络上表现为宪法解释学、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经济学、宪法社会学等新的理论与方法论的提高。
  在学术界关注“立法时代”的课题,致力于“立法”论证的时候,宪法学界的同仁们敏锐地认识到“解释时代”面临的课题,开始关注如何把宪法运用到实践,如何构建以规范为基础的宪法秩序的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从规范出发,以文本为基础研究问题已逐步成为宪法学研究的学术立场。从200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论”讨论会体现了学者们对宪法学专业性价值的追求与关注。日益规范化的宪法学不仅满足自身发展的自主性,同时为其他部门法学的发展提供价值、知识与方法论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部门法学“脱离宪法”现象,加强了部门法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宪法学指导意义,力求保证宪法价值在法律体系中的统一性。同时,基于建立学术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立场,近十年来,宪法学者们在历来过分强调专业界限的中国法学界,率先同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诉讼法学、劳动法学、税法学、行政法学等学科进行学术对话,为建构“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学术尝试,其学术努力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可。
  六、宪法学的“共同体意识”
  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的宪法学教育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宪法学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宪法学被确定为高等法学教育的主干课程,同时成为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宪法教育是法学教育以及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核心环节,是塑造高尚人格,认同国家和社会基本价值观的基础。基于宪法教育的重要性,在60年来的法学教育中,我们把宪法教育置于突出的位置上,以彰显其在整个法律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不仅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体系,使之逐渐成为形成和凝聚社会共识的知识体系。60年来,我国宪法学者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宪法学基本原理,为形成和维护政治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可以说,中国社会60年的发展,特别是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与宪法学发展是分不开的,其中凝聚了宪法学者们付出的艰辛的学术努力与贡献。经过60年的发展,宪法学已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良性阶段,宪法学和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局面。以6年宪法学发展积累的成果为基础,我们可以在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路径上,选择既不同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又不同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模式,走一条“立足于中国、具有世界眼光、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学术使命”的宪法学发展道路。
  共和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图景
  共和国成立60年以来,行政法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总结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创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的行政法和行政法制度。从1949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组织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工作方式和责任。同时,国家还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国家机关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事务以及人、财、物各个领域管理的权限及管理方式。这个时期,国家共颁布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829项,并建立了行政监察制度和公民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的制度。
  上述情况说明,共和国成立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国家是比较重视行政法制的,但是当时对行政法制的认识并不是很深刻的,并没有把它与民主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当时所建立的行政法制并不是很完善的,并没有完全解决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问题。
  第二阶段(1957-1978年):行政法制发展缓慢、徘徊、停滞和倒退的时期。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开始批判“法律至上”。对“法律至上”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对民主与行政法制的否定。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1957年以后,整个立法工作的速度放慢了,以致几乎完全停顿下来。与无法可依并行的另一个问题是有法不依。由于轻视法律、否认法治的“左”的思想对广大执法人员的影响,他们在行使职权中往往依言不依法,以领导人的指示而不是以法律作为办事的依据,行政法制逐步被取消。
  第三阶段(1978-1989年):行政法制重建和走向发展的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把民主和法制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会议《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段话是我们在民主和法治方面,对过去几十年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十年“文革”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它标志着我们对民主和法治真正涵义认识的开始,展示着行政法制在共和国大地上重新生长和发展的希望。
  1978年至1989年,共和国为重建和发展行政法制做了一系列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有下述五项:
  其一,恢复原有法制,解决行政领域无法可依的问题。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确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凡不与现行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者均继续有效。
  其二,通过“八二宪法”,确定行政法制的宗旨和发展方向。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五个方面:(1)重新确认和发展了作为行政法制基础的人民主权原则;(2)重新确认和发展了以“法律至上”为核心的行政法治原则;(3)重新确认和发展了一定的职权划分与制约原则;(4)重新规定了工作责任制和效率原则;(5)重新确定了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性质、地位,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基本职权。
  其三,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
  其四,确立行政立法制度,健全行政法制。1982年现行宪法正式确认行政立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有权制定行政规章。以后《地方组织法》又规定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亦有权制定行政规章。行政法规和规章是对法律的具体化和补充。为了加强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保证人民群众和专家学者对行政立法的参与,国务院于1987年4月颁布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2001年制定为正式条例),各省市也于其后相继颁布了有关制定地方规章的程序规定(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了全国统一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使整个行政立法逐步规范化。
  其五,建立行政裁决制度,保障公正行政。我国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建立如商标评审、专利复审等专门的行政裁决制度,通过一定的准司法程序解决由行政机关处理的争议案件。
  第四阶段(1989-2009年):行政法快速发展和模式转型时期。所谓“模式转型”,是指行政法由原来主要适应计划经济的模式向现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模式转型,由过去主要执行“管理”职能的模式向现在既具“管理”职能,更具“服务”和“控权”职能的模式转型。行政法的这种发展和转型主要体现在下述七个方面:
  其一,在行政管理领域确立依法行政原则。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逐步实现从依政策办事过渡到不仅依政策办事,还要依法办事的转变。但在行政管理领域,真正确立依法办事、依法行政原则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依法行政”的原则。此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近200件法律,这些法律其中大多是调整行政管理的。正是这些调整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保证了依法行政原则的逐步实现。
  其二,制定《行政诉讼法》,建立“民告官”制度。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独立的《行政诉讼法》,正式确定“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民告官”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对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起了重大的作用:它促进了行政法的立法;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执法;增强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
  其三,制定《国家赔偿法》,建立行政赔偿制度。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人们才越来越感到政府和国家行为对公民权益的可能的威胁,从而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1994年通过了《国家赔偿法》。
  其四,制定《公务员法》,建立公务员制度。1984年,国家公务员法起草小组成立,经过8年多时间的艰苦工作,1993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暂行条例》施行12年后,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于2005年4月方将之修改上升为《公务员法》,共和国从而建立起初步法治化的公务员制度。
  其五,制定《行政监察法》,完善行政法制监督。在行政法制监督方面,除了行政监察监督外,审计监督亦具有重要的地位。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通过了《审计法》,规定国家实行审计制度,由国家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以及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其六,健全行政程序法制,加强对行政权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在现代社会,程序控制是保障行政权合法、正确行使,防止其滥用和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方开始认识到程序制约和加强行政程序立法的重要。199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开始对有关行政行为的程序进行具体规定。我国行政程序最典型的立法是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处罚法》和2003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会议通过的《行政许可法》。这两部法律较好地解决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制约问题。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实务界正在推动立法机关在这两部法律和其他规定行政行为程序的单行法律(包括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以规范整个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使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贯穿在整个行政的运作过程中。
  其七,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设法治政府。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以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要求,使我们的整个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实施各种行政行为都能真正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正是基于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要求,国务院于2007年制定和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明确要求,为了保障国民的知情权,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以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事项的各种信息。行政机关还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请求,公开与他们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相关的政府信息。
  以上即是共和国6年行政法治曲折发展进程的一个大致图景。
  刑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
  建国迄今,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49年10月至1957年上半年,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二时期,1957年下半年至1976年10月,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的萧条与停滞时期;第三时期,1976年10月至现在,此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从复苏到繁荣的时期。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1977年至1978年的复苏阶段和1979年至现在的繁荣阶段。总结过去六十年刑法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基本经验。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刑法学的根本方法。60年来中国刑法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是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指导地位的结果。当前,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和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新时期的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理当、也正在融入科学发展的理念。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刑法首先应是科学的。为此,我们须在刑法的科学性上下功夫。要追求刑法立法的科学性,要使刑法立法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前瞻性;既具有概括性,又具有精密性;既具有传统性,又具有时代性;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世界性;使我们的刑法立法成为世界各国刑法立法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个可资借鉴的楷模。要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发展趋势,构筑既能够充分保障人权,又能够保护社会的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为此,应以时不我待之精神,审时度势,密切关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向,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适应国际社会的要求,不断推进刑法学的发展变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刑法学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要求人本的刑法学。人本的刑法学要求刑法学关注民生,关注百姓疾苦,要求将刑法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法的永恒机能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要构筑能够切实保障人权的现代刑法学理论。
  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
  学术自由是刑法学永不衰竭的生命源泉。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刑法学术自由,什么时候的刑法学术研究就能够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即创立、发展时期和第三个时期即复苏、繁荣时期,我们坚持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使得这两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呈现出勃勃生机,并最终出现当前的繁荣局面。而在第二个时期,我们没有坚持这一方针,刑法学研究便万马齐暗,并最终萧条、停滞。在刑法学研究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就是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同的流派和谐共存,鼓励和激发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成熟;就是要严防和禁止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大帽子压人;就是要鼓励和培育不同的刑法学术观点发展为流派、学派,从而真正为刑法学术的繁荣奠定坚实的根基。
  三、坚持完善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出版的第一批刑法教科书,就尝试和探索建立中国自己的刑法学科体系。到了80年代,由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生效实施,法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部统编教材《刑法学》,集中了当时中国刑法学界几乎所有重要刑法学家的智慧,因而更加科学、完整地建立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当然,中国刑法学的体系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完善的,虽然时至今日,以“罪一责一刑”为基本模式的中国刑法学体系已获得了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同,但这个体系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刑法学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静态性有余、动态性不足。认定犯罪、确定责任、决定刑罚,这是刑事诉讼的完整过程,也是刑法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动态性中的任务。但是,在我国现行刑法学体系中,对这三大动态过程阐述不够。统编的刑法学教材章节设置基本上都是立足于静态描述犯罪,而比较缺乏动态性地研究认定犯罪、归结责任、量定刑罚的相关理论内容。再者,在中国刑法学体系的三大理论板块即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刑罚论中,犯罪论、刑罚论相对比较充实,而刑事责任论相对苍白,对于一个行为成立犯罪以后,如何判断其刑事责任大小缺乏应有的标准和依据。这就难以起到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过渡、缓冲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六十年中的绝大部分时期,我们较好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方法,我国刑法学研究始终将刑事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刑法、解决刑法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为刑法学研究的基点,着力解决了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理论与观念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刑法学研究紧密联系刑事司法实践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一是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释,针对司法实践中需要正确解决的常见多发的疑难问题展开研讨,并就刑法规范存在的缺陷提出修正和完善的建议。二是理论联系刑事司法解释,有些学者得以亲自参与刑事司法解释的起草研拟,而多数学者虽然不能亲自参与起草研拟,但却可以通过报刊等针对刑事司法解释发表评论或提出建议,这些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表现形式,对于促进刑事司法的统一,推动司法实践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三是理论联系重大刑事法治现实问题,如对于死刑、劳动教养、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新型疑难犯罪等刑事法治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五、坚持刑法学科的国际化
  全面地开拓和加强对外国刑法和比较刑法的研究,善于借鉴、吸取外国的有益经验,对于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乃至刑法立法、司法实务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近年来在这方面投入较多力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刑法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国际范围的交往将变得更为频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也正在进一步加快。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为国际犯罪的增长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可以预言,21世纪的国际犯罪将会更加猖獗,其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的危害也将日益加重。这样,国际犯罪的惩治与防范、国际范围内的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法的中国化以及中国刑法的国际化等问题,都将成为我国刑法学研究亟待加强的领域。尽管国际社会已经成立了旨在审理诸如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等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法院,但在这些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国际刑事责任的承担、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机制等国际刑法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世界各国政府及学者们并没有完全或真正达成共识,国际刑法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我国刑法学界也应当在这些崭新的领域有所贡献。
  新中国刑法立法的进程
  回顾60年来刑法的立法历程,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立法的准备阶段,自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刑法典诞生。1949年6月,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和司法部召开了一次法律座谈会,在会议上,与会人员列出了包括刑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1950年在中国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持下,立即开始了刑法起草工作,很快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刑法起草工作,1957年起草了22稿,经过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审查,又经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审议,并且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向代表们征求意见加以修改之后做出决定,决议内容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向各方面征求意见之后,将其作为刑法草案公布试行。但是,“反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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