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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环境资源法论丛》
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法律移植问题刍议
【作者】 王宏巍【作者单位】 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分类】 环境法学【中文关键词】 法律移植;环境法;本土化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第10卷)
【页码】 61
【摘要】

基于对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环境法要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适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分析环境法律移植的客观基础和外在动力,在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律两个层面上,环境法律移植是环境法律发展的便捷之路。但是,便捷之路不一定是平坦大道,仍然有艰难和曲折,亦应看到法律移植的复杂性,即移植过来的法律实施难,不能达到借鉴移植的实效。因此,最终的落脚点是环境法律移植与法律的本土化,在移植的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与本土资源相融合,从而走出一条既与世界法律文明相沟通又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环境法制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环境法律移植的趋势作出分析和预测,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法的发展作出方向性的展望。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318    
  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实践表明,我国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建立起本国的环境法体系。这不仅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使然,也是全球环境唇齿相依的特点使然。应该说,对于环境法这样一个具有综合性、技术性、社会性、共同性特点的部门法来说,各国没有太多文化上的隔阂和技术上的差异,而是有较多可以相互借鉴的东西。外国环境法的移入为我国环境法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
  一、环境法律移植的客观基础和外在动力
  (一)客观基础
  1.环境问题的共同性
  全球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反映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格局。[1]目前,全球化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随之带来负面效应的全球化这两个方面,包括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具有全球性、危机性、挑战性、依存性和协作性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增长、南北经济差距、东西方关系、战争与和平、文化发展与人等问题上。[2]其中,与环境相关的问题约占全球问题的半数。也就是说,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伊丽莎白·多德斯韦尔女士早在1997年4月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第五次会议上就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出的《全球环境概览》( global environmentoutlook)表明,即使技术能力在不断增强,全球环境仍在继续无情地恶化。“从全球角度看,过去10年中,环境继续恶化,严重的问题潜伏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可见,环境问题绝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个别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问题也绝不仅仅影响该国家和地区,而是影响整个地球,因此我们称为环境全球化,即环境间题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共同性。解决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必须开展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
  2.立法理念的共同性
  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进程中,人类通过传统法对环境保护局限性的反思,逐渐修正了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在立法上突出了以生态利益为中心,强调保护地球的全体生物圈和世代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进步以及环境问题的本质看,地球自然地理环境的演变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行为共同促进和造就了现在的环境问题。迄今为止,环境问题已经经历了从局部到区域、从国内到国际再到全球的历史发展阶段。与国内其他部门法相比,环境立法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将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法律目标的首位。因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的开放体系,它不因地理位置或国家的疆界而发生改变。人类对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即环境立法理念的共同性,包括以下几项:保护自然的内在价值、保护人类“共同利益”和“人类的共同遗产”、衡平世代间的利益,这些都是人类对环境间题认识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
  3.法律对策的共同性
  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决定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为了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各种各样的国际机制被发展出来,用来规范、协调各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如此,产生了对应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十大条约,它们分别是《关于特别是水禽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养护野生动物移栖物种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保护臭氯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承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些全球环境保护公约具有调整方法原则化、法律理念生态化、调整范围全球化等特点。由于国际环境问题的发展最终将影响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其结果与地球的存亡和人类的生存紧密相连。因此,在调整范围上,国际环境法已经不同于传统国际法单纯以国家间行为为主要对象,其在时间和空间上已跨越或突破了国土、疆界和主权的范围,将保护对象扩大到地球生态系统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各个方面。
  (二)外在动力
  1.加速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立法,主要是通过移植西方国家环境法而来。这是因为环境法国际一体化的潮流,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进行法律移植[3]近三十年来,我国就是主要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建立起本国的环境法体系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立法实践也体现了法律移植范围的扩大,与国际环境法发展的步伐趋于一致。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环境立法活动的走向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对西方国家环境法移植的轨迹。在我国,环境法学的创建比西方国家要晚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其发展历程至今也不过二十多年。虽然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和发展历程较短,但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及其对策的共同性和人类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结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借鉴、移植、吸收和运用西方国家环境法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环境法制有了长足的进步,环境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善。可以说,我国环境法的快速、迅捷发展主要得益于对国外环境法律法规的移植。
  2.协调国内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需要
  由于渊源、主体及实质各不相同,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各自构成独立的法律体系,二者地位相同,效力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又是密切相关、互相渗透和互相补充的,它们之间可以通过“移植”、“吸纳”和“接受”而相互转化。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直到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国际环境法从无到有,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今后指导世界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保护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全体利益思想的指导下,环境立法将率先在世界范围全球化、趋同化。”[4]国际环境法立法的先导性和价值理念的超前性对国内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升华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3.适应全球环境法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环境立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它的推动下,环境法律体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与创新,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原则、制度和措施,逐步形成了以环境污染防治法、生态保护建设法和自然资源法为内容的新型环境法律体系。从立法体系上看,我国先后制定、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煤炭法》、《节约能源法》等多部环境法律。目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环境法律的目的性规定。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环境立法应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国际环保新理念作为目的之导向,并将保护生态的整体价值作为唯一目标。而法律移植—移植先进国家的立法理念、方法、制度等,正是适应积极、高效、便捷的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路径。
  二、法律移植对中国环境法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一)法律移植对中国环境法学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1.推动环境法学教育发展
  法律移植是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它的发展本身就标志着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法律移植从不同的视角去通观本国和外国的环境法,必然有助于加深对本国和外国环境法的全面深入认识,进而推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此外,法律移植要求国际间的密切协作和交流,这种国际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必将促进环境法学教育、研究的国际合作的发展。从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看,我国环境法学研究主要通过参与环境立法实践,一方面借鉴各国经验,对有代表性国家的环境法特别是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然后结合社会调查,针对我国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管理,对环境法的立法原则、管理措施和基本法律制度进行研究。[5]另一方面,翻译、介绍外国环境立法和国际环境法及评价它们的现状、体系和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丰富中国环境法学理论,为当前和今后中国环境法学的学科和教材建设奠定基础。
  2.拓展环境法学研究视角
  从环境法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当前的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已经经历了由多学科、多部门法学方法对环境法律规范及其合理性作制度上的论述和评判这一阶段,环境法学体系框架业已基本建立,有关环境法的立法及其学说正在不断更新。但是,就环境法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除了套用传统部门法方法和理论进行注释性研究外,以新方法探讨和发掘环境法律思想者甚少。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的环境法学研究在学术水平、范围广度和理论深度诸方面都存在差距,这种状况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在理论上的低水平重复和相对停滞的状态。[6]在中国,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许多研究空白还存在。不仅如此,中国环境法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传统法方法,但是在理论研究上却又存在与传统部门法学严重脱节的怪现象。以法律移植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环境法的发展,正能弥补以上几方面的不足。即法律移植理论为中国环境法学和外国环境法学提供了交流的桥梁。
  (二)法律移植对中国环境法律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法律移植理论是随着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是中国法律移植理论的源泉。当代中国环境法学理论与环境科学事业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中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实践根基,法律移植势必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更遑论发展。法律移植理论在中国环境法制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健全和完善环境立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以法律保障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移植通过对实施市场经济国家的环境法律进行比较,可以从中发现共性经验供我国环境立法参考。法律移植通过对各国环境立法的方法和技术进行比较,有助于推进我国环境立法方法和技术的进步。法律移植对各国环境立法思想的比较借鉴,则丰富了我国环境立法思想内涵。通过对实施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效果进行观察,可资我国环境立法借鉴。甚至在比较、验证基础上,通过法律移植可将那些能为我所用的外国环境法律、法规介绍给我国的立法机关,以供移植于我国。从我国环境立法的情况就可以发现,环境立法的高潮同时就是环境法律移植的高潮。
  具体而言,我国环境立法出现过两次高潮。其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同样是第一次环境法移植的高潮。1978年,中国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中国首次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国家根本大法,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将自然保护和污染防治确定为环境法的两大领域,从而奠定了中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构架和主要内容,为中国环境保护进入法制轨道开辟了道路。同年,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将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制定环境保护法律作为环境保护工作重点之一,由此拉开了中国环境法迅速发展的序幕。1979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了《环境保护法(试行)》。该法的内容比较全面系统,是中国环境法走向体系化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重要标志。我国环境法学者针对中国当时的环境状况,在这一时期对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法律制度进行了大量的移植,从移植的内容来看涉及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等制度。立法上,先后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8月)、《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9月)和《草原法》(1985年6月)、《水法》(1988年1月)等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和一系列法规、规章。经过这次法律移植和立法的高潮,中国初步形成了环境法体系,环境法开始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最为重要的支柱和保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新兴的、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其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同样也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急剧变化的时代。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使全球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法进入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国开启第二次环境立法高潮,先后修改、制定了一批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8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5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10月)、《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1995年8月)等;先后修改、制定了一些资源能源管理、灾害防治和自然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0月)、《煤炭法》(1996年8月)、《防洪法》(1997年8月)、《节约能源法》(1997年11月)、《防震减灾法》(1997年12月)、《森林法》(1998年4月修改)、《土地法》(1998年8月修改)等;还修改、制定了一大批地方环境法规和规章。
  2.镜鉴环境法实施
  环境法的实施包括执法和守法两方面。通过比较、鉴别,从执法和守法两方面为我国环境法的实施立起一面可供鉴察的明镜。对照世界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在环境执法中的地位、作用、职责和措施,学习它们如何运用法律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利益的协调;比较世界各国守法方面,探寻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环境法律是否得到遵循及其原因。从这两方面看,法律移植可以为我国环境法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
  3.缓和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正在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法律移植的研究价值也显得更为突出。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的环境法律建设由此必将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和挑战。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重污染、高能耗传统工业或淘汰出局,或以高新技术产业代之而起?如何使我国的环境法制适应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环境管理、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借助中外之间环境法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许多有助于我国环境法制健全和完善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例如,我国环境法的协调发展原则,就是学习他国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确立的,其是指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统筹规划、同步实施、协调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三、环境法律移植的特点和价值重建
  (一)环境法律移植的特点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1.范围广泛
  人类的共同需要不可遏制地促使环境法在不同国度、不同思潮的世界范围广泛传播。但同时,环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与所在国的宪法体制、行政法及民法、诉讼法等的理论成熟性、法治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各国环境法趋向统一化与其法系起源上的差异(即法律多样化的背景)几乎形成一种共时并存效应。因此,在环境法基本原则及其制度体系趋于统一的前提下,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与不同国家的历史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状况乃至政治文化等特殊背景息息相关。这一背景决定了环境法律移植研究相对于民法、行政法而言牵涉范围更广,这种范围甚至延伸到伦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领域。不仅如此,环境法律移植还须对国内法和国际法进行比较,特别是将国内法与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环境法进行比较。例如,将美国环境法与欧盟环境法进行比较,然后移植。也就是说,移植环境法所涉的内容既包括研究同一法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环境法律和环境法学,又包括对不同法系的环境法进行移植研究;既可以移植同一时期的环境法,也可以移植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法;既可以从宏观上移植,又可以从微观上移植。而且,研究的内容应不局限在具体制度的优劣对错上,而是着重于研究各国环境法的形成、发展、特点,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环境法的内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意识的特点及产生原因、背景等。
  2.取其精华且实现本土化
  一方面,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法的移植主要是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但事实上,作为我国环境法移植的主要对象,西方国家先进的法律制度并非万能的。其在本国施行良好,并不意味着在我国也能取得同样的效果。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境法移植时,应有的态度是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环境法中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移植法律的同时,还要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是,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需要法治的“软件”系统给予支撑。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移植来的西方法是否能够真正融入中国本土,主要取决于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对中国的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造也是环境法律移植所必需的。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产生“橘生淮南则成橘,橘生淮北则成积”的悲剧后果。因此,在移植西方环境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环境法培育与之相适应的土壤。
  3.注重与客观实际结合
  我国的环境法移植是建立在自身国情之上的。中国有13亿人口,8亿在农村,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民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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