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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论丛》
师生治学与大学治理
【副标题】 以《北京大学章程》为例【作者】 马梦芸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分类】 行政法学【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1(第18卷)【页码】 8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6268    
  一、师生治学:大学治理的新面向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近年来,随着大学治理观念的提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对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配置和平衡。2003年,前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任副部长期间的一次讲话中提及:“如何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问题?有的同志提议‘党委领导’‘行政管理’‘教授治学’,可以进一步研究。”[1]2006年,周济在演讲中提出“追求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和谐”。[2]2007年,前国务委员陈至立要求:“教育部要加紧制订《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教、民主参与的机制,处理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3]周济部长也指出,要“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和推进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管理机制”,[4]这初步确定了我国高等学校“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
  与此同时,周济部长提出,“民主管理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高校管理中要紧紧抓住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努力实现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5]“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高等学校的决策、议事、监督制度,发挥教授在治学中的主导作用,保障教职工和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6]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指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可见,这一时期的高教政策开始从以师生为管理对象的“高教管理”向以师生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倾斜。
  2012年的《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征求意见稿)》突破性地提出,“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学生的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制定学生管理或者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要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随后教育部正式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又进一步提出,“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积极探索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体制,克服实际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实现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要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要扩大有序参与,加强议事协商,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在民主决策机制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指出“加强学术组织建设,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合理确定学术组织人员构成,制定学术组织章程,保障学术组织依照章程行使职权,充分发挥其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7]国家在教育规划的纲领性文件中对大学治理的制度模式从宏观的“教授治学、民主参与”进行了拓展和细化,一方面从学术委员会入手加强和保障学术权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对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进行探索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于2014年9月核准的《北京大学章程》可谓“更上一层楼”。《北京大学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在制定的过程中即以“建立完善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治理体系”为目标和方向,以“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依法治校”为办学治校基本理念。《章程》第一章总则部分就言简意赅地指出,“学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师生为根本,通过教学、研究与服务,创造、保存和传播知识,传承和创新文化,推动中华民族进步,促进人类文明发展”;[8]“学校坚持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师生治学、民主管理、社会参与、依法治校,实行现代大学制度”。[9]这不仅直面回应了上述高校政策文件中“以师生为主体”的要求,更进一步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个通过大学章程提出“师生治学”的高校,[10]从而在我国高校治理模式中加入了新的面向。
  在“师生治学”的统摄下,《章程》的分则部分在制度设计方面也有诸多可圈可点的创新之处。例如,《章程》第三章明确了师生员工的权利义务及保障机制,构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职工为支撑”的学术共同体;以教授治学、师生共治为导向,明确规定教师“享有教学、研究和从事其他学术活动的自由”,学生享有学习的自由,明确了师生员工对学校工作依法具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11]师生员工既可以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研究生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也可以通过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参与学校治理。《章程》第四章强化了学术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学术权力与党政管理权力相对分离、保障学术权力按照学术规律相对独立行使的要求,明确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职权,[12]规定校长的职责包括“尊重和维护学术委员会的地位、保障学术委员会决议的执行”。[1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章程》第27条规定:“学校学术委员会实行定额席位制,由选举产生的教授委员、学生委员以及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组成。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数的15%。教授委员任期一般四年,学生委员任期一年。校长与校长委派的委员随校长任免而更替。”这是国内高校学术委员会首次在成员中引入学生委员,由学生代表参与学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议事和决策,也是“师生治学”中学生治学的最直接体现。此外,根据《章程》的规定,北大校务委员会和全国首创的监察委员会中也将引入学生委员,[14]以便进一步保障学生参与和监督学校的重大决策,尤其是有关学术事务的重大决策。
  二、师之治学:学术权力的回归
  (一)从教授治校到教授治学
  师生治学中的师之治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语境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来源于西方高校的教授治校,这是一次相对成功的“法律移植”和“本土化”。西方大学起源于学者的行会组织,[15]因此以教授会、评议会为学术权力集中体现的教授治校便是西方中世纪以来大学作为学者共同体传统的重要标志。[16]民国初期,由于教育行政机关的支持和教授团体的强大,教授治校的理念之花也曾短暂地在蔡元培主政时期的北京大学、梅贻琦主政时期的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绽放,并结出累累的学术硕果。
  民国初期的“教授治校”主要表现为设置评议会和教授会。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教授会。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评议会审议的事项包括: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讲座之种类、大学内部规则、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校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的事项为:学科课程、学术考试事项、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教育总长与大学校长咨询事件。[17]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教授主导的二元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蔡元培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北大全面实行评议会制度,非教授不得当选评议员;设立行政会议,成员亦以教授为限。[18]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然而,这种极度倚重教授进行大学管理的制度很快就告一段落。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于1929年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以校长领导下的校务会议、院务会议及系务会议的三级管理体制取代民国初年《大学令》中的评议会和教授会。[19]1930年蒋梦麟正式执掌北大,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十六字方针,明确将治校和治学的权力分别赋予校长和教授,从而削弱了教授对大学行政事务的决定权。
  1938年4月,撤退到昆明的长沙临时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建而成的战时中国的最高学府重新确立了以学术为主导的大学自治权。[20]在动荡的背景下,行政权力式微,西南联大的院长、系主任都由教授担任,并担负着聘任教授和为教授定级的职责。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听取常委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常委会或校务会提出建议、选举参加校务会的代表,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设施、学科发展、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21]此外,讲师助教会和职工代表、学生自治会代表也有权列席教授会、校务委员会并参与讨论。[22]可见,西南联大时期教授治校的理念通过教授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和发展,“在校内,它(教授会)有以民主的名义对抗校长独断专权的一面;在校外,它有以学术自主的名义对抗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学术机构的侵人和控制的一面”。[23]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载,“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1946年7月西南联大重返北方,三校分别重建,但都难以再现联大的学术民主盛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大学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方式,学术权力的空间被行政权力大量挤占。1951年、1952年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开始的多次“整风”运动,削弱了大学教授的学术自主和独立人格。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一切教育行政机关和一切学校,应当接受党委的领导”,自此掀起了“政治挂帅”的“教育革命”,大学的自治空间彻底丧失,教授治学亦从中国高校的管理制度中彻底淡出。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界开始呼吁大学自主权,从而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使大学自治空间得到逐步拓展。1985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24]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确立高等学校的法人地位,自此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在第28条规定了学校的九项自主权,其中第八项是纯粹的学术自由权。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则从第31条到第38条规定了大学的自主权。在大学自主权逐步拓展的背景下,以教授为主要权力行使者的学术权力也在大学内部得以复苏。
  由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参与”的现代大学制度开始建立和完善。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模式中走来,教授在现代中国大学管理中的角色不再是治校者,而是与历史和现状妥协后的治学者。教授治学正是根据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适合我国现阶段大学的管理理念,[25]是“教授治校”更新本土化的优良成果。而《章程》对教授治学的进一步保障和发展,是学术权力的进阶回归。值得一提的是,《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力图在学术委员会的设置上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古典大学的致敬和靠拢,也是教授治学向古典和传统的回归。
  (二)民主乃学术权力之本质
  学术(Academic)在词源上来自Academia(希腊语Academeia,拉丁语Academia),来源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雅典城西北郊建立的学园名。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办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传授知识、研究学术并进行政治咨询的机构—阿卡德米学园(Academeia) ,“这是一个坐落在城墙外的体育馆,周围有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得名于一个叫赫卡德姆(Academus或Hecademus)的英雄”。[26]学园主要采用苏格拉底教学法即讲演和对话讨论的方式,有自由研讨的浓郁的学术气氛,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发挥创见。[27]可见,学术从其起源上就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研究学问的方式。
  学术权力(academic power)所指的“学术的”事务,是一系列教学、科研和学术交流事务。[28]比较学术事务相对于一般行政事务的本质差异,其核心特点是包含了专业认知和判断,因此应遵循专业知识、精神和规律的内在要求。德国法上的学术判断在法理上是一种专业判断,是大学内部针对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问题所做出的专业判断。这种判断往往针对的是不确定法律概念,即“不能定义,只能描述”的概念,比如“进度适宜、成绩卓著”“品德良好”“教学不力”“行为不检,有损校誉”等用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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