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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当前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适用法律方面的难点分析
【作者】 顾建新【作者单位】 上海市公安局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经济犯罪 法律适用 难点分析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38
【摘要】

由于新刑法的一些法条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加上司法部门对法条和犯罪构成理解上的差异,导致在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经常出现罪与非罪的分歧。本文结合案例对经济犯罪主体和客观方面认识上的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法律规定不规范引起的罪与非罪的认定产生随意性的多种情形进行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248    
  
  

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经济犯罪尤其是一些新型的经济犯罪现象日益突出。为更好地与经济犯罪作斗争,修订后的刑法在分则第三章以8节92个条文全面、集中地规定了绝大多数经济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修订后的刑法典大大加强了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充分体现了刑法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立法指导思想的全面贯彻落实。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作了极大的完善,但由于在立法过程中缺乏实践的提炼,一些法条仍然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加上司法部门对法条、特别是在犯罪构成等理解上存在着不少的争议,导致在打击经济犯罪工作中经常出现罪与非罪的分歧。本文从经侦工作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当前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出现的难点作些粗浅的分析。

一、经济犯罪主体认识上的差异

经济犯罪主体与普通刑事犯罪主体相比较,经济犯罪的主体相对比较复杂,既有一般主体,又有特殊主体,还有单位犯罪主体,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是否构成犯罪主体在认识上分歧较大,当前对经济犯罪主体认识上的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对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身份及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的争议。如犯罪嫌疑人许某某偷税一案。许系上海市某工商局干部,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1994年7月用虚假的验资证明,注册了上海民联商务代理公司(注册时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其连襟陈龙),并非法获取了社会福利企业证书,享受社会福利企业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待遇。此外,许还伙同他人,虚假注册了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变压器厂三分厂,谎称“三分厂”是“民联公司”的投资企业,向工商部门申领了社会福利企业证书。自1996年8月至1998年初,该两家企业先后获取增值税退税902万元,许为逃避法律制裁,一直以幕后操纵的方式实施上述非法行为。对许某某是否构成犯罪主体的问题,存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许某某的身份不是“民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工作人员,缺乏犯罪主体资格。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偷税罪的主体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以及这些单位内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许某某虽然名义上不是该单位的人员,但从实际取得非法利益来说,许某某是直接得益者,且该公司所有的决策活动恰恰都是许某某所为,其行为已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刑法第201条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对偷税的定义采取了具体列举和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方法,事实上,偷税行为是多种多样的,除本条列举的既常见又重要的偷税行为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虚构事实骗取减税、免税等,这些行为均属偷税。许某某打着虚构的福利企业牌子,骗取国家返税,已构成偷税犯罪,虽然他名义上不属该企业的工作人员,但他是一个直接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在犯罪过程中起决定作用,所得非法收入也归其所有,撇开单位犯罪不说,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的规定,许某某至少也是纳税义务人,他所实施的行为表明他已构成偷税罪的主体要件、仅从法条的字义上来理解犯罪的主体要件是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

(二)经济犯罪主体认识上的差异还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是否利用了其特定的身份关系的争议,即犯罪主体是否是特殊主体。如沈某某商业受贿案。犯罪嫌疑人沈某某原系上海市区供电局办公室秘书,在1995年5月至6月间,接受上海环美乐园有限公司工程顾问张志宏之托,帮助办理该公司用电申请,在得知本市供配电贴费将于6月1日开始涨价的规定后,于5月30日以“环美公司”申请用电联系人身份正式向嘉定供电局提出用电申请,又于6月4日以该公司名义制作一份要求上海市电力供电局用电营业处按原供电贴费标准处理的情况报告,并通过自己的职业关系逐级呈批。市电力供电局、市南供电局、嘉定供电局等有关单位领导根据5月26日市电力供电局在闵行区召开的关于“贯彻执行供配电贴费调整政策”会议精神,对此请示报告作了批准,按原价收取供配电贴费,造成国家电费损失240万元。张志宏为酬谢沈某某,支付了人民币90万元,沈将该款占为己有。针对沈某某是否构成商业受贿罪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沈某某利用其本人所处的行业地位优势,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收受请托人的巨额钱财,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已构成受贿罪。因沈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故应参照商业受贿罪定罪处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沈某某不是有权审批该申请的部门的工作人员,虽然其利用了行业地位的优势,但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缺乏商业受贿罪的主体构成要件,故不认为是犯罪。

司法实践中对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种是间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两者都同本人的身份、地位、职务有关。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现在职务上的便利,而不包括他人职务上的便利。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从表面上看,这种利用与本人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是通过他人的职务便利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从实质上看,行为人是利用了因本人职务而产生的对被利用者的某种制约关系。修订后的刑法将受贿罪一分为二,从主体上区别了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受贿罪。从“利用职务”这一点上看,两者没有明显区别,但两者“利用职务”的范围有所不同。商业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其利用职权的范围较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利用职务之便的范围要小些,在一般情况下,不存在间接利用职务之便受贿的问题。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沈某某的行为属间接利用了本人职务之便,何况上海市内供电局同嘉定供电局是同一级单位,相互间不存在制约的问题,因此,从利用职务之便上要认定沈某某构成商业受贿罪显然缺乏立足点。

依笔者之见,沈某某之行为在目前的刑法理论上无法从主体上认定其已构成商业受贿罪,但沈某某之行为的确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但给国家带来240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沈某某收受他人的巨额钱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仅从民法理论上来认定沈某某收受巨额钱财属不当得利,按民法予以处理的话,很显然无法消除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现行刑法的疏漏所在,立法部门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三)当前司法实践中对“监守自盗”的行为性质认识上的分歧。“监守自盗”是指单位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秘密窃取由其自己保管的单位钱财的行为。在这个问题的定性上,主要分歧在于是一般的盗窃(普通刑事犯罪)行为,还是侵占财物(经济犯罪)的行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一般对在公司、企业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钱财的行为定性为职务侵占争议不大,主要分歧在于公司、企业中没有领导职务,但有特定身份,如仓库保管员、收料员、财务人员等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秘密窃取属其保管、经手的钱财的行为(即“监守自盗”),是否应定职务侵占争议颇多。

笔者认为,“监守自盗”的定性在刑法修订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刑法修订前,“监守自盗”属盗窃或是挪用资金行为,刑法修订后,对犯罪主体作了分解,明确了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侵占罪,其犯罪手法可以是侵吞、盗窃、骗取等,这同一般盗窃犯罪在犯罪形态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职务侵占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受其保管或经手管理的本单位的财物,财产处于行为人实际控制状态。如果财产不受行为人控制,而是由他人保管、他人经手管理的,则不构成职务侵占,应定为盗窃犯罪。因此,对于“利用职务便利”不能简单扩大为“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如犯罪嫌疑人利用自己是本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同仓库保管员熟悉的便利条件,将仓库内的单位财产占为己有,就不是职务侵占行为。尽管将仓库保管员占有本单位属其保管的财物定性为职务侵占似乎不太妥当,但按目前的刑法规定和司法实践通行的做法,“监守自盗”只能定性为职务侵占行为。

“监守自盗”型职务侵占犯罪是在管理财产过程中发生的,依笔者之见,这类犯罪应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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