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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的比较研究
【作者】 刘玉奇【作者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中文关键词】 诈骗罪 比较研究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5
【页码】 13
【摘要】

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的区别是理论上、实践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两类诈骗罪具有诈骗犯罪的共性,同时各有其内在特征。论文着重从犯罪的主观方面、主体方面和定罪处罚方式三个方面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30237    
  
  

本文所指的新类型诈骗罪,系指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犯罪。金融诈骗罪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章第五节中第192条至第198条所规定的八种犯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以及保险诈骗罪等。合同诈骗罪,系指刑法第三章第八节第224条所规定的犯罪。上述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均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由于这些犯罪均先后由近几年以来的法律所规定,故称之为新类型诈骗罪。

本文所指的传统型诈骗罪,系指由刑法第五章中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它属于侵犯财产罪。本文将该条规定的诈骗罪表述为传统型诈骗罪,是为了突现其与新类型诈骗罪的区别。

诈骗犯罪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犯罪行为,同时它又是一种不断地发展演变的犯罪。我国曾经长期处于商品经济不发达,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诈骗犯罪主要不是发生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而是较多的发生在一般的生活领域中、因此,长期以来刑法对于诈骗犯罪只规定了以公私财产所有权为客体的诈骗罪,对于利用票据、合同等手段实施的诈骗犯罪行为并没有作专门的规定,而是按照诈骗罪定罪处罚。

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诈骗犯罪逐渐从原先单一的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犯罪发展成为涉及社会各个领域、侵犯多重社会关系的一类犯罪,并且呈现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并立存在的局面。上述新类型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不仅表现为对于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犯,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侵犯。

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之间,具有一种特定的联系,在法律适用中通常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诈骗犯罪行为的法条竞合问题;二是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的区别或者界限的问题。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它是指按现行刑法中关于诈骗犯罪的有关规定,某具体诈骗犯罪行为可能既符合传统型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条件,同时又符合新类型诈骗罪的构成条件,由此产生法条竞合的问题。现行刑法明确规定,如果出现上述情形,一律适用新类型诈骗罪的有关规定。如行为人甲采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骗取银行巨额贷款,其行为触犯刑法第193条之规定,构成贷款诈骗罪,同时该行为又触犯刑法第266条来自北大法宝之规定构成诈骗罪。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在定罪量刑时只能按贷款诈骗罪处罚。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实践上均亟待解决的问题。上述两类诈骗罪具有诈骗犯罪的共性,同时各有其内在特征。新类型诈骗罪作为经济犯罪,它们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传统型诈骗罪作为侵犯财产罪,其侵犯的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均为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客体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犯罪的性质,也必然决定着此罪和彼罪的区别和界限。我们认为上述两类诈骗罪彼此之间存在着以下差别。

从犯罪的主观方面看,传统型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直接故意,排除间接故意;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新类型诈骗罪的犯罪主观方面,其在法律条文上的表述与传统型诈骗罪相同,但是从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和审判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新类型诈骗罪中一些犯罪,其具体行为既可能为直接故意犯罪,也可能为间接故意犯罪,也可能为间接故意犯罪。

从犯罪主体方面来看,新类型诈骗罪中部分犯罪的主体包括单位,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两类犯罪的性质以及相应的刑法调整侧重点的不同。应当予以注意的是,尽管单位不能成为传统型诈骗罪的主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位实施诈骗不受传统型诈骗罪有关规定的约束,在处理单位诈骗问题上,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具有可比性。

从定罪处罚方式来看,两类诈骗罪均以犯罪数额作为重要的依据。但是应予关注的是,使用同一种测量方式即数额标准来评价两类不同性质的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的程度,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犯罪数额本身能够体现犯罪行为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程度,但是可能不足以充分体现犯罪行为侵犯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的程度。所以,在适用犯罪数额标准时,应当重视两类诈骗罪的不同性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有其侧重点。

一、新类型诈骗罪与传统型诈骗罪在犯罪主观方面的比较

两类诈骗罪均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具备犯罪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刑法理论中所表述的“占有”,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种事实状态,即行为人对于财产的直接控制,与民法理论中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占有权”并不是同一回事。所谓非法占有,其含义有两个层次:一是指行为人非法地实际控制他人的财物;二是指这种非法占有是恶意的非法占有,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非法控制他人财物而故意为之。

我们认为,刑法理论上的“非法占有”作为一种恶意地非法控制他人财物的事实状态,实际上对其可以分别作广义的或者狭义的理解。如果作狭义的理解,那么所谓非法占有,是指非法地将他人财物永久性地占为己有。对于这种非法占有一般也可以表述为侵吞;如果作广义的理解,那么非法占有不仅包括侵吞他人财物,而且包括非法占用他人的财物。这种非法占用,不仅侵害了作为所有权权能之一的“占有权”,而且实际上妨害了所有权的行使。

本文将广义的非法占有的两种形态,分别表述为侵吞型非法占有和占用型非法占有。传统的刑法理论一般是从狭义的角度理解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概念的,即认为“非法占有”仅指侵吞型非法占有,而不包括占用型非法占有。这种狭义的解释,对于表述传统型诈骗罪的犯罪主观方面是合适的,但是不足以全面表述新类型诈骗罪的主观方面。我们认为,尽管新类型诈骗罪和传统型诈骗罪作为诈骗犯罪均为有目的的犯罪,但是,就传统型诈骗罪而言,其犯罪目的的内容可以概括为非法侵吞他人财物;而就新类型诈骗罪而言,其犯罪目的的内容并不限于侵吞他人财物,实际上也包括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犯罪目的的内容不同,其所对应的犯罪故意的内容亦不同。

第一,犯罪目的本身与犯罪故意并不是一回事。犯罪目的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达到的目标;而犯罪故意是行为人对犯罪行为、后果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总和。由此,犯罪目的本身并不包括犯罪故意的内容。

第二,犯罪目的的特定的内容与犯罪故意的类型之间具有对应的关系。我们认为,如果诈骗犯罪目的的内容是以非法侵吞为目的,则犯罪故意只能为直接故意;如果行为人的目的是非法占用他人财物,同时其行为造成了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危害后果,则行为人主观方面只能是间接故意。由于其行为的出发点原本是非法占用,故行为人主观上意志因素的内容不可能是“希望”,而只能是“放任”,即对于行为后果的发生持放任的心理态度。

按照传统的观点,诈骗犯罪中的犯罪目的的内容被限定为侵吞型的非法占有,由此出发,则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只能为直接故意,排除间接故意。但是,如果将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的概念广义地理解为既包括以非法侵吞为目的,又包括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则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可能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与非法侵吞相互对应的直接故意;二是与非法占用相互对应的间接故意。

总之,诈骗犯罪的犯罪目的本身并不等于犯罪故意,但是犯罪目的的内容足以制约犯罪故意的类型和范围。如果诈骗犯罪的犯罪目的的内容扩展,则其主观故意的类型范围亦会相应地扩展。

对于传统型的诈骗罪来讲,其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犯罪目的的内容为侵吞型的非法占有。在这一前提下,行为人的目标原本是直接侵吞他人财物,所以他不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财产遭受损失的后果,而且希望这一后果的发生,因而其主观方面只能属于直接故意,排除间接故意。

对于新类型诈骗罪来讲,它所涉及的“非法占有”的含义宜作广义的理解,即既包括侵吞型非法占有,又包括占用型非法占有。理由是,新类型诈骗罪既保留侵犯财产罪的属性,又具有经济犯罪的属性。作为经济犯罪,或者其诈骗主体为经营者;或者其诈骗的动机、目的,涉及的领域以及采用的手法与经营行为相关。诸如此类的因素决定了行为人的初始目标可能直接指向侵吞他人财物,也可能指向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由此,新类型诈骗罪的犯罪目的的含义宜扩展至既包括侵吞,又包括非法占用;其主观故意的类型亦应当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其中,侵吞型非法占有的目的与犯罪直接故意相互对应;占用型非法占有的目的与犯罪间接故意相互对应。

应予强调的是,所谓“占用”,是指行为人实施诈骗时内心的初始目标,至于是否构成犯罪,则还要看行为的终极状态,即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从有关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来看,间接故意诈骗犯罪的构成,是以诈骗行为已经造成严重的实际危害后果,并且这种后果与诈骗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为前提的以下我们以金融诈骗罪的集资诈骗罪为例,对以上观点予以进一步的说明。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有四种行为模式。但是,各行为模式中所体现的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有区别的。现分析如下:

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

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以上两类行为足以体现行为人具有非法侵吞之目的,故其主观上只能为直接故意,排除间接故意。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所谓“违法犯罪活动”,可能是一般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可能是牟利的违法犯罪活动,如违法经营、走私、贩毒等。

在使用集资款进行牟利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既可能是以非法侵吞为目的,也可能是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从行为人主观上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来讲,也就存在两种可能。如果行为人以侵吞为目的,那么他使用骗取的财物所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无论是否具有牟利的性质,其主观故意均只能为直接故意,排除间接故意。但是,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实施诈骗,那么对于诈骗行为人来讲,其内心并不排除获利以后返还集资款的可能;只是他明知自己骗取集资款并且进行牟利的违法犯罪活动可能会发生集资款最终无法返还的后果,而仍予孤注一掷,不考虑后果,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其行为属于间接故意犯罪。应当予以强调的是,上述牟利的违法犯罪活动,仅就其违法犯罪性质而言即具有高风险,同时这种违法犯罪性质又进一步加重了这种活动的市场风险。这种高风险的存在,是确定被告人对于上述行为后果在主观上“明知”而且“放任”的前提条件。

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其中“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的犯罪故意也可能因诈骗目的的不同而分别表现为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两种类型。

经以上比较可见,对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宜作广义的理解;同时该罪主观方面宜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类型。对于集资诈骗罪而言,其间接故意犯罪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所谓“以非法占用为目的”,是同间接故意对应存在的。如果行为人仅有非法骗用的目的,但对于其行为的危害后果不具备间接故意,则不能构成犯罪。

2.行为造成集资款最终无法返还的后果。这一条件限定了集资诈骗罪中间接故意犯罪的认定范围,同时排除了未遂的间接故意犯罪的存在。

卧槽不见了

3.集资诈骗罪中的间接故意犯罪行为本身包括两个阶段,其一是骗取集资款的行为,其二是处分集资款并且导致集资款无法返还的行为。行为人间接故意中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亦应是相对于上述两个阶段。所以,这种间接故意的内容可以表述为,明知自己骗得他人的财物以及处分他人财物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他人财物最终不能返回的后果,而仍予放任。故它与一般直接故意诈骗行为不同。如果是直接故意的犯罪,行为人一旦控制了他人的财物,即构成犯罪既遂,其处分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影响定罪,因为这种直接故意只针对行为人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及其后果,而与处分他人财物的行为无关。

4.集资诈骗罪中间接故意犯罪的成立。要求其处分骗得的他人财物的行为必须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本身具有风险,同时在营利性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则具有双重的风险,即除了这种行为自身的违法犯罪性质导致的风险之外,还有市场的风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有关规定以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违法犯罪性质作为犯罪成立的限定条件,但是从犯罪故意理论出发,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作为行为人主观故意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对象。我们的着重点是在于这种行为的风险性。如果上述处分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具有风险性,或者行为人不可能预料这种风险性的话,则从理论上讲,不可能成立犯罪的问接故意。

5.集资诈骗罪中间接故意犯罪行为的出发点是非法骗用他人财物,但是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却是直接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其侵犯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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