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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我国商事立法的经济分析
【英文标题】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ommercial Legislation
【作者】 任尔昕【作者单位】 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
【分类】 海商法
【中文关键词】 商事立法;经济分析;交易费用;成本收益
【英文关键词】 Commercial legislation;Economic analysis;Cost;Cost—income
【文章编码】 1007—788X(2001)02—0046—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2
【页码】 46
【摘要】

我国商事立法依据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未从市场经济运作的原理本身指导商事立法,忽视商事立法活动的经济属性,不注重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不注重商事法律的供求均衡,供求相对过剩(超前)和不足(滞后)同时存在。对商事立法进行经济分析的重点是用交易费用理论来预测立法的效果,以成本收益的比较方法作为对立法的科学性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

【英文摘要】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mmercial legisilation is weak in our country,and it doesn’t direct commercial legislation from the principle of market—economy movement.The economic attribute of commercial legislation is glected.Take no notice of cost—income analysis and the balance of supply—need of commeraial law while the contradiction exists between comparative over supply—need and less supply—need.The emphasis of economic analysis is to foresee the effect of legislation by cost theory and analyze economic effect of the legislation by means of comparing cost—incomeas the essential mea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4026    
  一、问题及其意义
  我国自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思路后,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治)经济”和“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呼声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商事法律,如公司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等。与此相适应,近年来对商法领域内的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也成为我国法学界特别是民商法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种商事立法与商法研究互为促进、同步蓬勃发展的态势,说明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但同时,由于我们在商事立法和研究中并未认真考虑包括商法在内的“经济法律是一种稀缺资源”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命题并将其溶于我们的商事立法和商法研究中,[1]并未注重商法和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一致性,[2]并未注重商法研究方法、思路和手段的更新。因此,在商事立法和商法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商法制度促使交易便捷、安全进行的宗旨和理念的实现,阻却了该项制度作用的发挥。
  (一)商事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基础薄弱。
  科学的理论对成功的立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的商事立法中,理论基础薄弱、理论滞后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割裂商事立法与市场经济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未从市场经济运作的原理本身指导商事立法。在我国商事立法中广泛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加强商事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规范、约束、促成和发展市场,把法律看作外加于市场的、同市场经济没有内在、固有联系的事物{1}。同时天真地认为,只要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的商事法律都必然可以作为市场中立的公平的裁判者来保证市场经济运行。以公司法的制定为例,基于八十年代两次滥设公司的高潮给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通过制定公司法来规范公司的设立和运行的思路被立法机关和法学界所推崇。在我国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异常迅速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这部被认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产权和结构、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以及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法律。但由于我们并未(或者并未充分)从市场经济运作的原理本身对公司法的内容进行充分讨论,因此公司法所确立的许多规则(如公司的形式、设立的原则以及资本的构成等)未必就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在看来,希望通过公司法解决我国企业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真是免为其难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机制本身缺少这种功能,而是因为我们的公司法内容与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存在差距而已。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商业银行法的制定和实施中。[3]
  第二,忽视商事立法活动的经济属性,不注重对商事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以促使交易便捷、安全进行为己任的商事法律,其具有强烈的效益性。因此,对其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以确定立法是否有效益就实属必要。目前,我国商事立法中不注重效益的表现主要有:一方面,在立法思路上,一味地强调加快商事(经济)立法,不考虑立法成本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实施成本;另一方面,对所制定法律会给社会产生多大收益漠不关心。例如在1992—1999年七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商事法律9部,[4]一些主要的商事法律在这期间几乎都已制定出来,但对于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认识模糊,同时,又不考虑这些法律的实施效果,致使这些法律中的高成本、低收益现象普遍存在。
  第三,在商事立法中,不注重供求均衡,供求相对过剩(超前)和不足(滞后)同时存在。一方面,商事主体法的供给与需求相比较,呈过剩或超前状态。如目前调整企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达13部之多,[5]这些法律(法规)之间,内容或冲突或重复,而且许多法律的供给处于超前状态(如前述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使适用者茫然不知所措,增加了适用的困难度和成本,同时也增加了立法成本。另一方面,商事行为法的供给则呈不足或滞后状态。
  (二)对商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落后,阻碍了商法(学)理论对商事立法指导作用的发挥。在我国商法(学)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在立法上采取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商法、民法和经济法的边界应如何确定,在商法适用范围上采用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标准,商法属于私法还是公法,商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发挥何种作用等理论问题,以及是否允许成立普通的“一人公司”,无限公司(普通合伙)和两合公司(有限合伙)有无存在的必要性,在公司中应确立什么样的资本制度,如何有效克服证券欺诈,对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如何进行处理等制度和实践问题。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对于促进我国商法制度和商法学自身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自明。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对商法(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仍然比较保守和落后(当然对其他法律学科的研究也存在同样问题)。虽然以姓“社”姓“资”和阶级分析为核心的纯属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已被抛弃,但抽象且标准难以统一的价值判断方法,类似于自动售货机式的概念法研究方法,{2}以脚注法条为已任的注解法学研究方法以及“两张皮”式的研究方法,[6]仍是商法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手段上,固步自封,不愿采用相关学科先进的手段(如数量分析手段)等等,不一而足。
  先进的立法需要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同时任何一种理论的发展和更新首先是研究方法的更新,因此商事立法理论的创新和商法研究方法更新对于促进商法(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与市场经济有密切关系的商法进行研究,应当注意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和供求的研究,应当注意对隐藏在商法背后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创新商事立法理论、发展商法的重要途径。因为很难设想,在对市场经济和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对具体的经济运作缺乏实证分析的情况下,我们的商事立法理论和商法研究方法会对商法的发展产生多大影响。这正是我们面对中国商法(学)发展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而采用经济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商事立法经济分析的思路画风不对,如何相爱
  如前所述,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交易便捷、安全地进行。评价商事立法优劣的主要标准是其能否为社会提供一个保证交易便捷、安全进行的法律机制。法律经济学者认为,各种法律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费用,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交易各方提供激励约束机制,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促成交易;同时,法律制度通过预先的规则设置,给交易各方提供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值,以便使交易各方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和怎样交易。所以,法律的经济分析所强调的交易费用理论和成本收益比较的分析方法,实质上是为评价商法制度的优劣(是否促进了交易的便捷,安全进行)提供了一个可资衡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商法进行经济分析的思路将从交易费用理论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开始。
  (一)用交易费用理论来预测商事立法的效果。
  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是指生产以外的所有费用,包括信息费用、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费用、时间费用、执行合约的费用、监督费用和风险费用等。交易费用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运行费用”在现实的各种交易中普遍存在。{3}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致使商事活动成功的难度增加,不确定性加大。商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通过商事规则的设置降低交易费用,促成交易。因此,能否有效的降低交易费用,就成为评价商法效果的主要标准。这里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公司法等商主体法是替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形式。商法调整的商事关系主要是公司(企业)参与的商事关系,因此,公司(企业)是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一般而言,社会交易活动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种是利用市场机制通过契约完成,一种是利用组织协调机制通过公司等商主体完成。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契约完成交易,要产生一系列交易费用(如违约、诉讼费用等),通过公司完成交易则依靠公司执行机构(董事会和经理)把交易内在化于公司,从而大大降低交易费用(如可以把交易主体之间较高的缔约费用转化为公司内部较低的协作费用)。从资源配置角度而言,公司法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替代形式。其替代的含义在于:公司法和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相互间具有功能替代的作用。{4}即健全公司法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同样作用。跟商品之间的替代是一种此消彼涨的关系一样,公司法机制和市场机制之间也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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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日)加藤一郎:《民法的解释与利益衡量》,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

{4}周林彬:《市场经济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中国法学(1995.1)

{5}李功国:《商人精神与商法》,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2卷)(C).法律出版社.1998.

{6}(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7}陈昕:《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

卧槽不见了

{8}李胜兰等:《法律成本与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中国社会科学.1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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