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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关于设立“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构想
【英文标题】 Legislative Conception of Establishing the System of“Legal Portion”
【作者】 张华贵【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人学
【分类】 继承法【中文关键词】 遗嘱继承;“特留份”;立法构想
【英文关键词】 testamentary succession;“legal portion”;legislative conception
【文章编码】 1001—2397(2004)04—0151—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151
【摘要】

“特留份”制度的产生源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当今世界各国不仅都在立法上对于遗嘱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从法律上规定被继承人应当为配偶和其他近血亲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趋势。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国立法应该怎样构建合理的遗嘱继承制度,从而保护配偶和其近血亲继承人的利益,是立法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对于有关这一问题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英文摘要】

The birth of the system of “legal portion”was to limit testamentary freedom.Not only there are relevant rules limiting testamentary freedom in each country,but also provisions that the deceased should reserve necessary portions for his/her spouse and other blood relatives have become a fundamental trend in most countries.Under the new social circumstances,it is a realistic question which need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academic circle,which how China should construct a rational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system thereb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pouse and other heirs with close relation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992    
  一
  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两起继承案件,引发了学术界对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反思。案件之一是2000年,杭州叶某将百万元遗产遗赠给照顾自己10年的保姆吴某,叶的女儿不服而取走遗产,吴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返还遗产。法院以遗嘱自由为由,认定其遗嘱合法有效,将全部遗产判归吴某所有。{1}案件之二是四川一黄姓男子生前立下遗嘱将其部分财产遗赠给与之有婚外同居关系的张某。黄去世后,黄的妻子蒋某却控制了全部遗产,张认为蒋某的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决蒋某返还遗产。法院经两审终审判决张某败诉,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黄的遗嘱行为和遗嘱内容违反了公序良俗,所以,其遗嘱无效。{2}两个案例同为对于遗嘱效力的判定,法院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不仅引发了舆论与学理上的争论,更折射出我国遗嘱继承制度的问题。为此,要构建合理的遗嘱继承制度,既保护公民行使遗嘱自由的权利,也保护被继承人的配偶及其它近血亲的利益,就有必要重新思考和检讨我国现行的遗嘱继承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律规定,从立法的角度设立更为合理的“特留份”制度。
  二
  “特留份”起源于罗马法,最初是作为一种限制遗嘱自由的手段而出现的。在古代罗马,立遗嘱的行为由公开转为秘密,导致了家长滥用遗嘱自由取消或减少其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继承份额现象的出现。“遗嘱之自由动辄被滥用,竟有近亲反而不得继承之现象,而且对于近亲之慈爱义务及经济的扶养之观点,而创出义务份制度(Legitima parts)。即遗嘱人之尊亲属,卑亲属及同父母兄弟姐妹,于其由遗嘱所受财产额未达义务份(应继份之四分之一)时,得向指定继承人提起不伦遗嘱之诉(querela in officiosi testamenti),撤销其遗嘱以回复其法定应继份。”{3}在古代罗马为了限制家长滥用遗嘱自由,《查士丁尼新律》第18条规定,有子女4人以下者,必须为子女保留的份额是遗产的三分之一,有子女4人以上者,必须为子女保留的份额是遗产的二分之一。这就是罗马法中的“特留份”制度。为了保障这一制度的实施,罗马法规定了“遗产逆伦之诉”和“特留份追补之诉”。即如果遗嘱人没有给法定继承人指定继承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通过诉讼程序,由裁判官认定遗嘱人为“违背人伦道义”,裁定给予救济,以保障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如果遗嘱人虽然留有遗产,但遗产不足法定份额或遗产虽达到法定份额,但继承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遗产实际价值减少的,继承人可以请求补足“特留份”份额。
  现代法律,尤其是作为私法的民法,以“社会本位”为其立法基础,“义务之负担,不必尽由于义务人之意思,法律之任务,亦未必尽在保护各个人之权利。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利,昌之谓社会本位之法制。”{4}也就是说,若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冲突,为维护社会利益应该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程度限制,尤其是在个人行为可能对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法律对于个人自由的行使还应当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特留份”制度便是在这种社会立法思想的指导下,为平衡“遗嘱自由主义”与“遗产处分禁止主义”;“个人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的产物。“特留份”制度作为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遗嘱继承立法中通常加以规定的制度,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对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因为就社会本位的角度上看,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即只有在较为充分的体现遗嘱继承制度价值的情况下,方可谈得到遗嘱自由。因此可以说,“特留份”制度本生就是体现遗嘱继承制度价值的一种方式。也正是由于“特留份”制度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所以世界各国的立法对于“特留份”制度都做有相应规定。
  《法国民法》第913条规定:“如财产处分人死后仅留有一子(女),其以生前赠与或遗嘱赠与之方式处分的财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财产的一半;如果其留有子(女)二人,其有权以此方式处分的财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一;如果留有子女三人或三人以上,其可处分的财产不得超过本人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一。”第914条规定:“如死者无子女,但在父系或母系中均有一名或数名直系尊亲属,其以生前赠与或遗嘱处分的财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财产的一半;如处分人仅在一亲系中留有直系尊血亲,其可予处分的财产不得超过其所有财产的四分之三。”{5}
  《德国民法》第2303条规定:“如果被继承人的一个晚辈直系血亲被死因处分排除于继承顺序之外,则他可以向继承人要求特留份额,特留份额为法定继承价值的半数。被继承人的父母和配偶若被死因处分排除于继承顺序之外,同样享有上述权利。”{6}
  《日本民法》1028条规定:“兄弟姐妹以外的继承人,按照下列规定得到特留份:只有直系卑亲属为继承人时,为被继承人财产的三分之一;于其他情形,为被继承人财产的二分之一。”{7}
  《意大利民法》第536条规定:“特留份继承人是那些由法律规定为他们的利益保留一部分遗产或者其他权利的人。他们是:配偶、婚生子女、私生子女以及直系尊亲属。”法律还对这些继承人在不同情形下的特留份额作出了规定。如果只留一个子女时,该子女可以获得遗产的半数;在留有数名子女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获得遗产的三分之二,并且按照相同的份额平均分配给全体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女。如果某人只留下其配偶一人,其配偶可以获得其遗产的一半;如果留下配偶和一名子女,二人各得遗产的1/3;如果留下配偶和两名以上的子女,子女可以获得1/2,配偶可以获得1/4,留给子女的遗产按照相同的份额平均分配给全体婚生子女和私生子女。如果某人死亡时只留有直系尊亲属和配偶,配偶可以获得遗产的1/2,直系尊亲属可以获得1/4。{8}
  《瑞士民法》第470条规定“被继承人有直系卑血亲、父母或配偶为继承人的,其对继承人特留份范围以外的财产有遗嘱处分权。”第471条中明确了“特留份”的份额,按照其规定,“直系卑血亲各为其法定继承权的四分之三;父母中任何一方,为其法定继承权的二分之一;尚生存的配偶,为其法定继承权的二分之一。”{9}
  曾经主张遗嘱绝对自由的英国,随着立法观念的改变,也在立法中对遗嘱自由进行了限制。1938年制定的《继承法(家庭条款)》准许某些受赡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从遗产中拨付生活费用。这些亲属是死者的配偶、未成年的儿子,未婚的女儿,无劳动能力或不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子女,以及被继承人死亡时尚未再婚的前配偶等。1966年和1969年又通过新法将上述法定继承人中子女的范围扩大,被继承人的所有子女都享有该项权利。{10}
  美国1969年通过的《统一继承法》,赋予被继承人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和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享有宅院特留份、豁免财产和家庭特留份的权利。该法第2—401条规定被继承人死亡时,其生存配偶有权取得价值5 000美元的宅园特留份。如果没有生存配偶,则被继承人的未成年子女和未独立生活的子女可以一起取得价值50 000美元的特留份。第2—402条规定:“除宅园特留份外,生存配偶还可以从家具、汽车、服饰品、家用器械和个人财产的担保利益的余额中取得不超出3 500美元的财产。如果没有生存配偶,则被继承人的子女可以取得同等价值的财产。”此外,第2—403条规定:“除宅园特留份和豁免财产权之外,如被继承人居住在本州,则被继承人供养的生存配偶或子女或被继承人实际上死亡前一直供养的子女有权从遗产外的现款中取得合理的特留份以保证在遗产管理期间维持他们的生活。”{11}
  从上述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遗嘱处分权限制的规定可以看出,“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留份制度所规定的应受保护的特留份权利人,是由身份决定的,只要是属于享有特留份权利的继承人范围的人,不管其是否需要被继承人扶养,都当然享有特留份。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国家特留份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家族利益,尽量防止遗产分散。而英美法系国家限制遗嘱自由的制度所规定的应受保护的人,是由需要决定的,即不仅要有配偶或子女的身份,而且要有受扶养的需要,如未成年或有残疾。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国家限制遗嘱自由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需受抚养的家庭成员的利益。”{12}
  三
  我国《继承法》在赋予遗嘱人处分自己身后财产充分自由的同时,又明确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根据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规定的必要的继承份额有以下特征: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
  第一,必要的继承份额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同时具备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两个条件的法定继承人。即并非所有的法定继承人都能够成为必要的继承份额的权利人。
  第二,遗嘱中未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时,涉及处分遗产的内容无效。
  第三,必要继承份额的规定既适用于遗嘱继承,又适用于法定继承。
  本文之所以认为,我国现行立法有关立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的规定,既适用于遗嘱继承,又适用于法定继承,有两点理由。一是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继承人中有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即使遗产不足清偿债务,也应为其保留适当遗产”。按照这一解释,在法定继承中,当债务大于遗产时,也应为法定继承人中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保留份额。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继承法》关于必要的继承份额的规定就是我国继承法中的“特留份”。{13}这种立法的宗旨在于对遗嘱自由给予一定限制,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权益,以实现法律的公正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防止遗嘱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将应当由家庭承担的义务推向社会,为此,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也有学者不同意将我国《继承法》规定“必要的遗产份额”视为“特留份”,{14}而认为它只是对特殊继承人的一种照顾。笔者赞成我国没有“特留份”的观点,因为,我国的必留份虽然与国外的“特留份”有一些相似之处,如都是属于对遗嘱自由的限制,都是为了保护一定范围的法定继承人获得一定的遗产等。但两者存在不少差别。
  第一,从性质上看,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必要的遗产继承份额是一种继承财产的权利,只有继承人才享有并且不得转让。国外对“特留份”的认识有两种。法国、日本、瑞士等国认为“特留份”是财产继承权;德国、美国等认为“特留份”是债权性质的请求权。例如,德国法就明确规定,“特留份”权利是在继承开始时成立,而且这项权利可以继承并可转让。第二,从适用范围上看,我国《继承法》规定只有在继承开始时缺乏劳动力且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才是必要的遗产份额的权利人。而国外有关“特留份”的规定中,对享有“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规定得较为宽泛,只要是法定继承人,不管其有无劳动力、有无生活来源,即使继承人是亿万富翁,都是“特留份”权利的主体。第三,从享有“特留份”的权利主体来看,我国将享有必要的继承份额的人限定在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以内。而国外立法一般以亲等作为划分是否享有“特留份”权利的标准,将“特留份”权利人限制在有近亲属范围的法定继承人中,其范围较窄。例如法国民法将“特留份”权利人限定于直系尊亲属和直系卑亲属。德国和日本民法则将“特留份”权利人规定为直系尊亲属、直系卑亲属以及配偶。瑞士民法将兄弟姐妹也规定为“特留份”权利人,由此可见,国外的特留份权利人的范围较我国要广一些。第四,从适用的程序上看,我国《继承法》规定的必要的继承份额不仅适用遗嘱继承,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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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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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书江译.日本民法典(S).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4.186.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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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海尚.继承法实用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3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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