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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的新发展
【副标题】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促动
【英文标题】 Discussion on the New Development about the Theory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英文副标题】 Based 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作者】 邱文弦【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分类】 国际法学
【中文关键词】 共同利益;“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英文关键词】 common interes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文章编码】 10091505(2019)040114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14
【摘要】

伴随人类科技与文明的高速发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中关于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和实体财富的分配等要素已无法满足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从国际关系的变迁、客体类型的扩大和法律规范的转型三个方面促动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的深化发展。在此基础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现行国际法理论的互动研究,以期推动形成一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核心的拟议国际法原则。

【英文摘要】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 and technology, the ownership of resour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al wealth under the theory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cannot adapt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s the theory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 expansion of object typ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egal norms on the basis of the purpos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Furthermo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hould strength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in force in order to build up a new international legal principal as the core of the community of hu- man destin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69983    
  
  随着科技与文明的高速发展,人类涉足的地域范围急速扩大,国际法项下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简称共同继承理论)在新疆域的适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继承理论的法律定位{1-2},或不同体系的属性关注{3-4}。也有部分学者触碰了理论在具体领域的适用问题,比如在国际海底区域的实践争议{5-6},在外层空间法中的法律适用等{7}。但关注该理论的内核元素在新时代的适用困境研究尚不多见,可以说,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已经滞后于实践的快速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际性重大倡议“一带一路”进入了国际话语体系。当下,国内研究集中在如何实现“一带一路”的规范化与国际化{8-10}、面临的挑战与策略分析{11-12},国际学者多聚焦于“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影响、未来走势和功能性发展。[1]关于“一带一路”与国际法具体理论的内生关系还未充分涉及。[2]基于上述两个方面,本文拟从共同利益的概念切入,通过对共同继承理论与“一带一路”的共性分析,探讨倡议促动理论突破困境的新路径,以求触发国际话语引导国际法学理论调整的可能性。
  一、背景审视:理论的发展与困境
  (一)“共同利益”的具体表征
  国际社会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是共同继承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从狭义上看,国际法项下“共同利益”概念最早出现在“灭绝种族罪公约保留咨询意见案”中,之后在“巴塞罗那电力、电车和电灯公司案”中获得丰富。这种利益与国际秩序息息相关,“共同”是限制性要素,国家的个体或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被排除{13}。概念的反向法律表达是“对一切义务”,由整个国际社会成员共同承担。除了在传统的国际人权、国际刑法等抽象领域适用外,2014年澳大利亚在“南极捕鲸案”中胜诉代表着共同利益概念的外延开始走向多元,至少已经涉足了海洋生物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14}。从广义上看,“共同利益”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利益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它是以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为实质,以政治利益和精神利益为助力,从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冲突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这种利益是各国推进互惠方式、完善国际经济机制的动力来源,是无政府状态下兑现全球善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15}。
  作为一种由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合作事业,共同继承理论旨在遵守全人类共同的秩序,维护广义上的“共同利益”。它超越了国家之间的互动体系,是使多种主体(如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利益进行结合的表征{16},是法定的不为任何人所属而又存在使用价值的财产输出路径,与无主物或共有物等概念有着明显差异{17}。[3]其中,全人类所共享财产的权利主体不是单独的某个人或某群人,而是具有代际内涵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讨论主体的权利范畴时,“人类”作为集合性的实体,与单一的个人权利有着本质差异。权利的客体是具有继承性的财产,即所有者用来传承给后代子嗣的财产,它没有明确的指向性,代表着集合的利益范畴。“继承”一词表明了权属的概念,即国家作为单一群体享有使用权,但是真正的权利主体和所有权的享有者是作为整体的全人类,即国际社会。基于理论的内核要素,下文将从“共同利益”的传承角度,对共同继承理念的实践困境和“一带一路”对理论的外延促动进行逐一阐释。
  (二)理论推进的现实困境
  从理论层面看,1952年奥斯卡沙赫特指出,“外层空间和天体将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不允许任何国家对其行使主权,应该按照自由和平等使用的原则建立一种法律秩序”{18}。1963年,马耳他驻联合国大使帕多提出,为了预防“海洋自由”的过度使用,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的海床和洋底区域应该适用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论。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与下层土壤的原则宣言》,宣布国际海底区域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197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宣布月球及其自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至此,共同继承理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法律信念,并且在国际海底区域落地成为一项法律原则。但是,人类可以共同继承的财产究竟包括什么,它只能适用于具体、有形的物质吗?以在国际海底热液喷口附近发现的高工业价值的明虾为例,它们体内的微生物基因资源以及无形的知识产权价值,是否应该与明虾一起由全人类共同继承呢?关于这些问题,各条约未进行明确的阐释。
  从实践层面看,晚近人类对国际新疆域的开发给共同继承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困扰。在极地区域,基于独特的气候环境、脆弱的生态结构和国家私利的冲突,《南极条约》与共同继承理论发生着持续的背离,向着十三个初始协商成员国的排他性管控发展。[4]在外太空,《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肯定了共同继承理论的价值,但《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宣言》又强调“空间国家没有与非空间国家合作和分享利益的义务”。[5]2018年6月,中国在纪念联合国外空会议50周年大会上关于“和平利用外空领域加强国际合作,以实现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建议被纳入联合国成果文件。[6]同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明日本将坚决保持在太空与网络等新疆域的优势。[7]可以说,新疆域的开拓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新资本,却也由于各国对核心利益的维护而导致共同继承理论的推进步履维艰。在实践中,单一地凸显有形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与实体财富的分配已经无法回应时代变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继承理论的外延需要通过时代的载体从二维的权属共存关系向着立体的共享制度推进。
  (三)时代载体的应运而生
  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的资本、商品、人员和技术的自由流动跨越国界{19}。因此,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推进构建全球治理与资源共享的新局面,打造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平台。这条丝路跳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主张行动范围内资源共管、制度共建、责任共担,提倡国家间的关系从利益对抗转向合作共赢,致力于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就理论价值而言,“一带一路”是与世界分享中国智慧的具体表现。它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用儒家文化之“天下大同”定位人类社会的“同理”与“同利”,用“君子和而不同”推动国际关系从国家间的风险博弈向全人类的共生转型,最终引导世界形成抗衡全球风险流动的共同体。就阶段性的实践成果而言,“一带一路”初步实现了接轨国际一体化的目标,写入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重要决议,搭建了以合作筑底、多边呼应的国际共享制度的新平台{20}。作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的融合路径,“一带一路”的目标是用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的方式突破国界的限制,拓展沿线各国共同抵御经济风险、共享经济成长的有效空间,力图形成全球性的发展规划。“一带一路”的主体不是某一类国家集团,而是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即全人类。只要在某个国际合作领域中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意识达成共识,就可以成为“一带一路”的主体{21}。申言之,“一带一路”本质上源于广义的“共同利益”,对这种利益的认同是“一带一路”从愿景变为行动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因此,秉承着共同的本质属性、相似的合作底线与一致的终极理念,“一带一路”促动共同继承理论在国际公域的推进成为可能。
  二、促动前提:内部的共生关系
  (一)共享共同利益是本质属性
  共同继承理论与“一带一路”在全人类的价值观上达成了共识,二者都是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向全球推进利益共享理念。在确保国家核心利益、尊重他国主权权利的前提下,用共有的规则促进共生关系是共同继承理念的初衷。过度淡化国家主权与私利意识,在现阶段的国际秩序水平上强行推进绝对的“人类公益”,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发达国家忽视或反对,继而被迫淡出历史舞台。反之,在“一己私利”的驱动下,新技术产生的越快越多,共同利益的增幅可能越大。当西方的自由主义通过让渡部分国家主权而管理世界的理论在新时代捉襟见肘时,“一带一路”基于对主权原则的坚守,从全新的视角致力于协调和强化国家主权的共进关系,最终实现全球治理的终极目标。
  在国际社会关系中,共同利益包括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前者是区域性的、局部的短期利益,后者是全局的、可持续的长期利益{24}。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让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界线逐渐模糊。后者涉足的领域越来越多,共同继承理论也在诸多现行法律规范中以不同形式予以体现。1959年《南极条约》、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1970年《关于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底床与下层土壤之原则宣言》、1971年《拉姆萨尔湿地公约》、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1976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生物多样性公约》先后用“国际资源”“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整体性与相互依存性”等表述表明了国际社会共享共同利益的决心。另外,外太空、极地、互联网等新疆域的拓展为人类社会提供的合作平台愈发广阔,大量与共同利益相关的议题急速涌现{25},如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南北极的污染治理、互联网中虚拟财产的安全保护等。相较于传统的陆地,这类疆域与海洋一样具有人口密度小、开拓较为容易、单一国家干涉力弱等特点。因此,要解决这些超出传统地域边界的资源分配与保护问题,需要在尊重陆地主权文化的前提下,突破时空的“共在化”限制,发扬海洋文化中的共生理念,才能找到更为合适的共享进路。
  (二)平等参与是底线要求
  缩小国家之间的实力鸿沟,优化全球合作方式,实现在共同利益面前每一个国家都享有绝对平等的机会,是共同继承理论在国际海底区域的执行方案,也是“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的明确表达。实现全球治理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全民参与模式,用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平等的参与权是这套模式的底线要求。
  平等参与继承了《联合国宪章》在关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中所强调的一系列义务,即“善意充分履行国际义务和和平共处的义务”。任何国家在国际法律规范面前应该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应该平等地适用于一切国家(equality in law){27}。从传统的海洋领域看,基本权利的绝对平等是海洋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海洋秩序构建的精髓所在。例如,在国际海底区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但明确了各国应该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而且规定了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开发实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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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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