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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扫黑除恶”中关联性企业及财产的司法认定
【英文标题】 Judicial Cognizance of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Property in Combating Crime of UnderGround Society Organization
【作者】 李晓明褚础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院助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硕士研究生}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刑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助理}
【分类】 刑法学
【中文关键词】 扫黑除恶;关联性企业;经济特征;涉黑财产;刑法解释
【英文关键词】 combating crime of underground society organization; related enterprises;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criminal income;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9)02-0049-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2
【页码】 49
【摘要】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来,为扫除经济社会中残余的黑社会势力,与黑社会组织、恶势力勾连的企业成为打击重点。对“关联性企业”的含义和类型作出界定、对“关联性企业财产”中“涉黑”要素的认定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关联性企业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具有多样性;关联性企业为涉黑组织生存、发展以及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门性财产;专门性财产应用于犯罪组织或组织犯罪活动所需。最后,依法确立关联性企业“涉黑”财产的二元分类处置模式。

【英文摘要】

Since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published the notice on carrying out the special struggle against criminal and evil elements, in order to wipe out the remaining underworld forces i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enterprises associated with the underground society organization forc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crackdow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meaning and type of “related enterprise”, and makes a legal analysis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riminal elements in “related enterprise property”.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ret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the means of obtaining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related enterprises have diversity; related enterprises are specialized property for the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illegal and criminal activities; specialized property is used in criminal organizations or organized criminal activities. Finally, establish the dual classification model of related enterprise criminal income according to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009    
  
  

针对涉黑涉恶问题的新动向,2018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各级司法机关要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综合运用追缴、没收、判处财产刑以及行政罚款等多种手段,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同时应严格贯彻落实对产权的司法保护,严格规范涉案财产的法律程序,坚持审慎把握处理产权和经济纠纷的司法政策,注意区分涉黑财产和个人企业合法财产的界限,对于依法属于涉黑财产的,坚决予以追缴没收;对于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没有牵连,属于公民和企业合法的财产,应依法保护。对于涉黑企业及其财产的认定,刑法条文并未做出确切的规定,对此就需要刑法理论对此做出相应的解释,以达到合理合法、公平公正、不枉不纵。

一、“关联性企业”概念的提出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法律法规和刑事政策打击的重点犯罪,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发展国情和历史遗留原因导致的。但是,从长期司法实践办理的相关涉黑案件来看,以企业形式存在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却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初露端倪,并且发展态势愈发恶劣。据《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数据统计,1990年至2009年间,涉嫌刑事犯罪被依法判处刑罚的民营企业家中,共有26人的罪名“涉黑”,约占同期被依法查处的民营企业家的16.3%。其中就包括有“明星企业家涉黑第一案”的辽宁抚顺正大房屋公司董事长曲全国案和“沈阳黑社会集团”刘涌案,都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可以说,与民营企业、企业家勾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民生具有更强的破坏性——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控制当地民生产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业),不仅快速积累了原始资本,并且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犯下恶性伤人、暴力拆迁等罪行,使得一方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市场经济秩序遭受严重损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关联性企业”的概念应运而生,目的是为了发现并铲除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连的隐蔽性极强的“涉黑”企业。此外,在1990年至1999年的九年间,全国仅发生了一起民营企业家涉黑的案件(即刘涌案),但是到了2000年后的十年间,全国一共有19个民营企业因“涉黑”被依法查处,光是2009年一年,重庆市就处理了7例民营企业涉黑的犯罪案件。由此可见,由于企业逐利的本性,“涉黑关联性企业”的问题日趋严重,这就需要刑法制度和解释的及时补位,为彻底扫除黑恶势力做出贡献。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第294条第5款揭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需要同时具备的四项特征——即“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1}。其中,关于“关联性企业”的具体表述为“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获取经济利益”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原始目标和主要目的,也是“关联性企业”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与“关联性企业”勾连、控制中,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当然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手段(包括合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即便如此也不影响对其的认定,只要用于维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即可。在具体认定时,应当根据立法本意认真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在内的四项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国对企业的定义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非公司的经营组织[1]。企业具有组织性、经济性、营利性与独立性等特征。当企业形成某个行业或者领域范围内的垄断时,其与涉黑组织间的界限就难以把握。同时,企业与涉黑组织均有一定程度的组织性。从组织结构来看,涉黑组织性特征、职能分工与公司、企业都有着相似的组成。涉黑组织往往通过企业的合法外衣来实现其社会化,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2},借助权力控制合法经济实体以持续获得财产的模式,由于具有披着合法外衣并借助非法手段的优势,以助实现经济实体的规模扩张和财产增长{2}。涉黑组织一旦形成具有规模性的企业,往往对行业内规则以及社会规范造成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当国家对涉黑组织进行打击时,对其相联系的企业处理上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缺乏司法实践的具体认定标准处置相关联的企业财产。从司法实践中看,并非所有与涉黑组织相关的企业都应当被认定为关联性企业,相关企业总体来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关联性企业。这部分企业是在犯罪团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设置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将犯罪团伙合法化,运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亚文化理念对企业进行管理与规范,人员的配备与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或者限定性[2]。企业资金来源有走向具有总体的非法性与犯罪性,可以说这是和社会性质组织关联性企业的核心性特征。

第二,边缘性企业。边缘性企业是指该企业基于正常的业务范围与业务操作模式来设置,企业文化与企业规范与正规公司没有本质区别,人员配备具有规范性与社会化。同时企业资金的来源与走向总体上具有合法性,只是在小部分业务或者维护公司利益的角度上存在部分涉黑性质的帮助行为,但不是主流,也即黑社会组织对企业的业务与人员的辐射程度有限。

第三,可剥离性企业。这是关联企业的一种常见模式,这部分企业具有一定程度的涉黑性,其企业行为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涉黑性质,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合法企业成分,无论从企业人员、企业资产、企业客户群体等各方面都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同时这部分内容与企业内的涉黑部分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性,能够明确划分涉黑人员与涉黑业务部分,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侦查将其中涉黑部分予以剥离。

三种不同类型的关联企业有着不同的特点,在对其进行司法处置时也应当有着不同的标准,每种类型由于其与涉黑组织的关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与交叉,在规范关联性企业的处置模式之前,需要对其概念进行统一的界定,本文称之为“涉黑关联企业”,但最核心的对黑社会组织起重要支撑作用的是“关联性企业”,也可以作为扫黑除恶打击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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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性企业财产的“涉黑”要素的认定

当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和经济实力的支撑等本质特征,多数开始以公司、企业的形式出现在市场经济的平台。更为有害的是,世界范围内恶名昭彰的黑社会犯罪组织多半也是富甲一方的企业财团,2014年《财富》杂志曾经报导“日本国最大的暴力团山口组,依仗着毒品、赌博及恐吓取财等犯罪行为,年收入高达66亿美元”。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壮大自身恶势力的过程中,为防止被司法机关察觉,或是为了自身享受挥霍、继续犯罪活动的需要,也开始转变其存在形式,向合法经营为掩护的模式靠拢。以我国西北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情况调研为例,在陕西冯永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3]中,上诉人正是以合法开办的采矿工程队为依托,与其他同案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后来,该组织为了争夺陕西潼关地区的金矿开采、经营权,投资成立了所谓的“劳动队”,挂靠在潼关县社会福利厂名下,其实就是为了日后非法使用劳动力做“幌子”。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实际被黑社会性质组织控制的关联性企业,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建立关联性企业可以“漂白”非法利益并使其增值,就像冯永强案中早前的“劳动队”后来发展演变成了劳动服务公司,为其组织有目的地实施犯罪活动和为了经济利益承揽采矿工程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企业的数量、种类越来越多,在活跃的市场交易中很容易藏匿。

所以,“涉黑关联性企业”一经合法注册,其内部的组织结构亦发生了社会化的变化,成为经过工商主管部门认可的组织层次,因此就不能将其内部的组织层次简单地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层次{3}。因此,在区分涉黑组织与关联公司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企业运营的起源与目的。根据目前我国涉黑案件类型的分析,关联企业与涉黑组织之间的关系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一是无联系模式,企业主要人员的行为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但是企业运营模式与运营程序基本符合一般性企业运行的规范,当其中人员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行为能够较好的剥离,将其独立为个人行为,而非企业行为。关联企业与涉黑组织间并无直接联系。二是脱变模式,企业在设置之初并不具备典型的涉黑性质,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基于扩大规模、开拓业务、保障利润等目的,以非法手段维系企业运营,最终导致企业具有部分涉黑的特性,这是最为复杂的一种模式,涉黑组织与合法企业并存,相互渗透,也是司法实践中需要明确加以认定的部分。三是单纯性涉黑模式,企业在设置时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违法牟利,运营过程中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不应有利益,具备涉黑组织的典型特征。认定涉黑的首要方式就是明确企业运营的目的与起源,以确定企业的性质归属。

2.企业人员组成与配置。涉黑组织与关联企业间的人员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黑商混杂型”。即涉黑性质组织与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人员混杂、重合的现象,部分涉黑性质组织成员“摇身一变”成为了关联性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甚至是高级管理人员,以管理工作或名义事实上操纵着该关联企业的所有商业交易活动。这种隐蔽的交互关系,只有通过刑事侦查才能在法律上分离出明确的从属关系。这类案件的复杂性在于,只有分离出的涉黑性质组织成员才能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关联性企业的其他工作人员不能被认定为此罪。对于该关联性企业本身,也不能构成单位犯罪。二是“以黑护商型”。即涉黑性质组织的成员与关联性企业之间不存在人员混杂、重合的现象,涉黑性质组织的成员并没有成为关联性企业的内部工作人员。涉黑性质组织与关联性企业勾连的方式,主要是由涉黑性质组织的领导者与关联性企业的老板之间的耦合完成的。涉黑性质组织的领导者把通过行贿等非法方式获得的情报提供给关联性企业,关联性企业以此方式牟利后再将经济利益转移给涉黑性质组织作为犯罪资本。针对这种情形,法院在定性时倾向于认定相关涉黑公司的老板由于其为涉黑性质组织成员而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相关公司本身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3}。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关联企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人员的组成与配置。一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认定方式:一是当企业主要负责人员被认定为涉黑成员,同时认定依据与关联企业行为有着较为密切联系时,该企业应当被认定为关联性企业。二是当企业主要负责人中涉黑人员仅占较小份额,而且其认定涉黑的依据中不涉及企业主营业务或者在盈利数额中涉黑因素不占据绝对优势时,不应将该企业认定为关联性企业。三是当企业负责人中被认定为涉黑组织成员的数量没有明显倾向时,应当通过公司业务来源、业务运作模式、利润走向等内容来进行综合性判断,明确企业的性质。分析这些对于最终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追究,这对打击面的确定很有价值。

3.企业利润走向与分配模式。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中指出:“实践中,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会通过实施赌博、敲诈、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经济利益,而且还往往会通过开办公司等方式以‘以商养黑’、‘以黑护商’。因此,无论其财产是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还是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取,只要将其中部分或全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即可。”由此可见,我国对关联性企业的财产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仅将财产的走向进行了相应的设定,只要其中部分或全部财产的最终流向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维系犯罪组织生存、发展,那么就可以将该企业认定为关联性企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性质的企业,无论该企业在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必须承认该关联企业相对于社会而言,是一个具有规范性的整体,除去单纯性关联性企业外,多数涉黑关联企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其企业管理、工作流程以及对外业务等均在于市场与企业管理的监督之下,无法忽视其财产存在的合法可能性,仅仅将财产最终部分流向作为认定企业性质的唯一标准值得慎重思考。在认定关联性企业的过程中,应当同时注意侦查企业人员组成与配置、企业运营的起源与目的,才能不以财产流向作为唯一标准,才能分离地处理非法的财产和人员,做到既没收违法所得,更严肃处理背后的犯罪人员。

综上可知,民营企业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勾连的背景下,形成了《2009年纪要》对于“关联性企业”的特殊认定方式。这也是民营企业逐利的特性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相关制度缺位共同导致的结果。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关联性企业的涌入表面上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实际上却是恶化了不正当的市场竞争,由合法的交易方式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敛取财物,最终壮大了黑恶势力。所以,在认定关联性企业的“涉黑”要素时,不仅要在财产的流向上锁定关联性企业,也要通过“涉黑”要素的认定,分离出关联性企业中合法的财产和人员。

三、关联性企业的财产认定标准

认定关联性企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准确定罪和量刑,不枉不纵。为了正确地、合理合法地分割和处理关联性企业的相关财产,准确把握政策界限。近年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或审判参考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进行细化,但由于法律规定无法穷尽社会生活中所有关联性企业的财产样态,以致在实务中组织性质的认定问题上仍存在模糊且不无矛盾。因此,归纳当前司法实践的认定标准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正确判断涉案的相关组织是否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关联性企业,进而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最高人民法院编纂的《刑事审判参考》共有37个案例具体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其中又有5例涉及到关联性企业的财产认定,从这些判决中可以提取到司法对于认定关联性企业财产的标准的观点如下:

表1《刑事审判参考》中涉及“关联性企业”的判例汇总


┌───────────────────────┬────────────┐
│黄向华等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陈国阳、张伟│《刑事审判参考》第620号 │
│洲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2000)         │            │
├───────────────────────┼────────────┤
│张志超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刑事审判参考》第622号 │
│何理解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非法控制特征(2007)│            │
├───────────────────────┼────────────┤
│王平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何│《刑事审判参考》第625号 │
│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经济特征(2002)     │            │
├───────────────────────┼────────────┤
│张更生等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案——如何│《刑事审判参考》第627号 │
│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2001)│            │
├───────────────────────┼────────────┤
│乔永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如│《刑事审判参考》第628号 │
│何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2│            │
│010)                     │            │
└───────────────────────┴────────────┘

1.关联性企业是否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为支持组织的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通常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特征的证明需要立足组织的收入来源、组织的资金流转等方面。”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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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周光权.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控制特征的认定——兼及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的区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8,(3):18-30.

{2}孟永恒.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87-98,94.

{3}林碧冰,石经海.涉黑性质组织与相关公司之关系研究[J].犯罪研究,2014,(3):57,54-56.

{4}最高人民法院.乔永生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J].刑事审判参考,2010,(3):416-423.

{5}最高人民法院.王平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J].刑事审判参考,2010,(3):396-407.

{6}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超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J].刑事审判参考,2010,(3):438-445.

{7}袁林,佘杰新.民营企业家涉黑犯罪风险防范研究[J].江海学刊,2016,(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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