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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虚假诉讼及其法律规制
【作者】 朱健【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12年
【期号】 6【页码】 3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2799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贯彻实施和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民事诉讼已经成为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民事争议的重要手段。但是,利用诉讼这一合法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诉讼现象也随之出现,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虚假诉讼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危害十分严重。浙江基层法院近9成法官称曾接触到虚假诉讼案件,8成法官感觉该类案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2010年,浙江法院发现虚假诉讼涉案137件110人,判刑41人,民事制裁44人,移送公安侦查25人。[1]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浙江,据广东高院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9年共识别虚假民事诉讼案件940件。[2]对于虚假诉讼,实务界一直在苦思破解之道,地方法院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些规制虚假诉讼的司法文件[3]最高法院今年也已把虚假诉讼定为15个司法调研重大课题选题之一。[4]与实务界破解虚假诉讼的迫切需求相比,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意见,难以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笔者抛砖引玉,试图按照“既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又直面中国法律实践”[5]的理路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并对如何对虚假诉讼进行有效规制提出意见。
  一、虚假诉讼之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虚假诉讼定义的研究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虚假的证据,提起民事诉讼,破坏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促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而使自己或者他人达到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目的的行为。”[6]也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采取虚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或裁定的行为。”[7]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虚假诉讼是“当事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故意虚构诉讼主体、法律事实或者采取隐瞒证据,伪造证据等手段,提起不具有实质争议的民事诉讼致使法院做出错误的裁判,以达到损害其他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目的的违法行为。”[8]又有学者主张虚假民事诉讼是“行为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恶意串通,虚拟民事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事实,通过符合程序的民事诉讼形式,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从而谋取实体上或程序上的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9]
  应当说,上述观点对于认识虚假诉讼具有一定意义,但都未能精确诠释虚假诉讼的科学内涵。其中,前三种观点的缺憾在于未能指出行为人之间恶意串通之要件,而一方当事人欲提起虚假诉讼,相关方的有意配合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恶意串通是形成虚假诉讼的必备要件。第四种观点注意到恶意串通之于虚假诉讼的必要性,但却忽视了虚假诉讼中“诉讼”的外延不仅仅是指审判,而是涵盖自立案、审判到执行的各个阶段,故虚假诉讼也应包括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及公证文书申请法院执行的情形。综上,笔者认为,虚假诉讼是指民事诉讼各方当事人恶意串通,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伪造变造证据等方法,通过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利用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执行等方式,造成法院作出错误裁判或执行,进而谋取非法利益或实现非法目的行为。虚假诉讼在实践中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当事人关系的特殊性
  在虚假诉讼中,当事人往往要采取虚构法律关系、捏造案件事实、伪造变造证据等方式,这些方法无一例外都具有违法性,当事人需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基于趋利避害的天然动机,如无特殊关系,一般人不会配合参与虚假诉讼。同时,由于虚假诉讼都具有合法的形式,一旦法院作出裁判,该判决即具有既判力和执行力,这样作为配合参与虚假诉讼的原告一方当事人就可以依据法院判决对作为被告的另一方当事人所欲获得的非法利益“合法地”主张权利,这对提议启动虚假诉讼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就具有较大风险。考虑到上述两方面的风险因素,只有与策划启动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存在特殊关系的人,才有可能既能为该方当事人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同时又不会利用法院的生效判决侵吞该方当事人图谋的非法利益。从司法实践来看,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之间一般存在亲属、朋友、同学等特殊关系,其原因就在于,与亲友进行虚假诉讼,成本较低,操作方便,易于得手。
  (二)案件类型的集中性
  从案件类型上看,虚假诉讼多发于财产纠纷案件中,主要的案件类型包括民间借贷案件、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等。“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特点,或对涉诉的财产要求进行重新确认或分割,或需要确定某种债权的具体份额,通过虚假诉讼获得法院的判决来改变原先的份额,而这将给其中的虚假诉讼者带来直接的利益”。[10]当然,实践中出现的虚假诉讼案件也可能是跨越两种案件类型的,比如因涉及离婚财产分割纠纷导致的以民间借贷为由提起的虚假诉讼。由于民间借贷案件的主要证据借条本身极易伪造,一旦遭遇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为在婚姻关系解除时获得更多的财产,往往与亲戚朋友事先通谋虚构债务,意图侵害配偶一方的财产权。
  (三)诉讼对抗的弱化性
  虚假诉讼当事人表面上处于对抗地位,实际上往往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当事人多为近亲属、朋友,或关联企业、上下级单位,甚至是同一主体。由于当事人不存在真实的利益冲突,诉讼中通常不存在激烈对抗的场面,当事人一般不作抗辩或不作实质性抗辩,或者表面上抗辩,但对其抗辩事由不提供证据,导致法院作出对对方有利的裁判。按照民事诉讼的基本架构,原告和被告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当事人为追求胜诉,避免败诉,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通过举证、辩论进行相互竞争,表现出一种对抗关系。“对抗制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个人的自治性和主动性。诉讼当事人或其律师在向法院展示事实和呈示案件方面负有责任。这放映了一种信念,即与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当事人自己)有更强烈的动力通过全面调查来收集对他们最有利的案件证据。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与案件结果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因此可以推定,所有相关的事实都会得到呈示,而事实‘真相’也由此得以揭示出来。”[11]但在虚假诉讼中,由于事先已经恶意串通,当事人之间对抗性极弱,甚至会出现双方主动要求调解的情形,以便尽快取得法院的裁判文书,这种对抗机制的“失灵”使得事实“真相”很难被揭示出来。
  二、虚假诉讼之法律原因
  虚假诉讼现象之存在,既有社会方面的因素,亦有法律方面的原因。举前者而言之,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新旧交替,极易引起社会控制系统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错位与混乱,诚信危机已经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事诉讼领域也未能幸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虚假诉讼。就后者而言,则包括法院调解制度之局限、当事人自认制度的不足、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之缺陷、现有惩治措施之不足等等,下面笔者将进行详述。
  (一)法院调解制度之局限
  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资源、平等地进行协商,以达成协议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12]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制度,该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虽然现行法律将“事清责明”作为诉讼调解的基本原则,但该原则扼杀了调解应有的当事人自愿的固有属性,抑制了调解功能的发挥,因而在理论上遭受批判,在实践中也遭到否定,在调解中尊重当事人合意,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实际上,调解时是否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对于调解方案的正当性并无裨益,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出台的《法官行为规范》在论及调解时已经不再规定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要求。[13]应当看到,这种在法院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上变化和调整符合民事调解的本质,但同时也会造成法官在解决纠纷时事实认定和法律使用的模糊化。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对案件事实和合法性审查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基本上不对当事人的调解方案进行实质审查,这让虚假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了可乘之机。尤其是在当前“调解优先”已经被确认为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原则,调解工作的重要性被空前强调,[14]众多法院重新把调解率作为衡量法官工作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的背景之下,法官无论是出于追求政绩的冲动,还是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都会比此前更为倾向于优先选择调解这一结案方式,当然被虚假诉讼当事人利用的机率也就更高。
  (二)当事人自认制度的不足
  按照民事诉讼理论通说,辩论主义涵盖三项内容:一是直接决定法律效果发生或消灭的必要事实必须在当事人的辩论中出现;二是法院应将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三是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来的事实。其中,第二项内容即是关于自认制度的规定。“自认,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所主张的案件事实,承认为真实。”[1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对自认制度有明确规定,该规定第8条明确,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自认制度的价值在于,通过当事人对对方主张的承认,免除对方当事人的相关证明责任,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自认制度的核心集中体现于当事人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即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必须以当事人自认事实为基础,即使以法官的自由心证得出该事实可能为伪时法院也不得否认该自认的事实。[16]法律之所以赋予自认如此效力是基于这样的推定,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处于相互对立的两极,当事人通常都是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因此这种陈述的真实性便大打折扣,但如果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做出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陈述,那么这种陈述就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当事人自认对法院的拘束效力使得其制度理念与实体正义的实现可能发生冲突,正是利用这一冲突,一些动机不良的当事人通过作出虚假自认的方式,形成某种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事实,以规避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证,从而通过取得确定判决的方式达到侵占案外第三人利益的目的。尽管《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存在着对自认效力的限定条款,该规定第13条明确,“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但由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权益的定义较为模糊,且进一步的调查有可能与审判效率相冲突,因此在实践中这一条款很少得以适用,相应地导致法院主动发现虚假诉讼的几率进一步降低。
  (三)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之缺陷
  虚假诉讼主要损害的是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现行诉讼法对于第三人利益的程序保障,主要提供了两类路径:一类是事前程序保障途径,即在诉讼系属后、确定判决形成前为第三人提供参与到诉讼中的机会,也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另一类是事后的程序保障,即在判决确定后,赋予受该确定判决某种拘束力所及的第三人,对该判决加以撤销的权利,使其事后获得程序保障,即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异议之诉。言及后者,经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执行程序中的第三人异议之诉已有规定。[17]随后,2008年12月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初步确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18]这两项事后程序保障制度的建立,为保障遭受虚假诉讼侵害的第三人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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