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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环境容量的准物权化及其权利构成
【英文标题】 On the Quasi—property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Capacity Law and the Composition of Right thereof
【作者】 邓海峰【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分类】 物权【中文关键词】 环境容量 准物权 权利构成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4
【页码】 59
【摘要】

环境容量是描述环境要素纳污能力的自然科学表述。作为一种自然力的功能性载体,由于其具有可感知性、可确定性和相对的可支配性,因此具有成为准物权权利客体的可能。以其为客体而生成的准物权称为排污权,具有使用、收益等基本的用益物权属性,是我国推行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履行《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法律基础。

【英文摘要】

Environmental capacity is a natural science nomenclature to describe the pollution capacity that accommodated by the environmental stuffs.As a function object derives from nature,it is feasible for them to become the object of the quasi—property 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belong to it.The right that established on them can be named as emission right,which includes the purview of usufruct and proceeds.It Can be the legal:foundation to configure the environmental stuffs by the marketable measures or to fulfill the Kyoto Protoco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5    

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为应对环境危机给人类生存和繁衍所造成的现实性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国于1997年在公约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京都议定书》中,创设了一种被称之为“清洁发展机制”的制度。该项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以科斯为代表的环境产权学派提出的运用市场化的方法配置稀缺环境要素的理论构想之上,其核心思想表现为允许排污许可证有限流通,以实现环境要素供给与环境排放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2004.年11月,俄罗斯完成了加入并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手续,这使得制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生效的全部法律障碍得以扫除。作为公约和《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负有履行公约和议定书的法律义务。然而直至今日,我国在履行议定书上的法律障碍却仍未清除,其核心问题在于我国目前的环境要素主要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配置,在大陆法系现有的行政法律框架下,私法主体间的行政许可证交易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京都议定书》中“清洁发展机制”所依赖的科斯环境产权交易模型在我国无法施行。上述法律障碍严重制约着我国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并阻碍我国全面及时履行公约所赋予的义务。为弥补法律体系中的这一缺陷,我们认为应适时转换履约的国内法依据和制度建构思路,在遵循环境污染总量控制的前提下,通过将环境要素物权化的制度设计与传统民法的权利移转规则相连接,实现环境要素的私法化配置,以置换原有行政法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僵化规范。而目前要想实现这一以私法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思路,首先需要攻克的理论障碍就是环境容量的物权客体化问题。

一、自然科学中的环境容量

(一)概念诠释

环境容量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环境科学的固有称谓。一般认为环境容量的概念首先是由日本学者提出来的。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为了改善环境质量状况,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问题[1],即把一定区域的大气或水体中的污染物总量控制在一定的允许限度内。这个“一定限度”就是以日本学者1968年提出的环境容量为依据的[2]。之后日本环境厅委托卫生工学小组提出《1975年环境容量计量化调查研究报告》,环境容量的应用逐渐推广,成为污染物治理的理论基础[3]。欧洲国家的学者较少使用环境容量这一术语[4],而是用同化容量、最大容许排污量和水体容许污染水平等来表达这个概念。[5]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目前国内外通常将环境容量的概念理解为:“在人类生存和自然生态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6]析言之,自然界对外界侵入物具有某种能使之无害的净化能力。但自然界的这种净化能力又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当污染物的入侵度低于这一限度时,这种功能能够维持正常运行,并能被人们永续地利用,但当污染物的入侵度高于这一限度的极值时,这种功能就会急剧地受到损害,甚至被彻底破坏,这里所说的限度就是“环境容量”。[7]

(二)特征界分

由上述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在自然科学的视域中,环境容量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独立性

环境容量所栖生的水、大气、土壤和生物资源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地球的自然环境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共同组成的一个闭合的生态系统,由于组成这一系统的各种环境要素需要通过彼此之间不间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以维持系统的运行,这就在各种环境要素之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其结果便使栖生于不同环境要素中的环境容量之间也具有了相互关联的属性。同时,由于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在运动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发生着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这又为栖生于其中的环境容量创造了独立于异种环境容量的条件。它的这一特征为我们以所辖环境要素数量不同为据对环境容量展开分类研究提供了可能。

2.具有稀缺性

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对于非生态资源而言,随着人类消耗量的增加,资源储量会逐渐减少直至耗尽;对于生态资源而言,如果人类的利用速度超过其更新的速度,也会导致枯竭。这最终将使蕴含于不同自然资源之中的环境容量资源也一体耗尽和枯竭[8]。因而相对于自然系统的自益需求和人类社会的生存需求而言,环境容量具有明显的稀缺性。它的这一特征为其实现价值化创造了条件。

3.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尽管环境容量所栖生的水、大气、土壤和生物资源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形态的变化和能量的转移,但就某一特定时段而言,各种资源的总量是相对恒定的。这就使蕴含于各种资源之中的环境容量能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保持相对的稳定。环境容量这一属性的存在,使其在遭受损害时,不易在第一时间被人们所发现。因此它提醒我们,在设计与环境容量相关的制度规范时,要注意制度的超前性。

4.具有地区差异性

地球表面太阳辐射量的差异和海陆分布的不规则性,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两种地带性规律的存在。受其影响,同类自然资源在不同地域的分布、储量、质量等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差异[9]。因此,不同地域的环境单元对污染物的容纳量也具有不规则性,即环境容量也具有地带性变化。它的这一特征,提醒我们在构建排污权交易体系时要注意排污总量的区际差异及跨区域排污的补偿问题[10]。

(三)类型甄别

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对环境容量作进一步的类型化。按照创生途径的不同,环境容量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容量常指自然界固有的污染净化能力,而广义的环境容量则还包括基于人类有意识的积极活动而使环境容量扩大的部分,如植树造林、污水处理等。按照所辖环境要素数量的差异,其可以分为整体环境单元的环境容量和单一环境要素的环境容量。在单一环境要素环境容量内部,按照其所辖环境要素的不同,又可以划分为土壤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和生物环境容量。明确这一分类方式对环境容量概念体系的周延化和排污权分类体系的科学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只有将栖生于不同物质载体的环境容量分别抽象出来,我们才能进一步归纳它们各自的属性和特点,以型构出完整的环境容量概念体系;同样,也只有完成了上述划分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提炼出土壤环境容量资源所有权、水环境容量资源所有权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派生出包括土壤排污权、水体排污权等在内的完整的排污权分类体系。除此之外,按照环境容量确定方法的不同,其还可以分为绝对容量和可利用容量。其中,前者是指环境容量所栖生的物质载体在自然状态下所能提供的最大污染物容纳能力。它与人们的意愿无关,不受人为社会因素影响,反映的是特定物质载体纳污能力的客观性。而后者指的则是环境容量所栖生的物质载体在满足生态和人体健康最低需求以及符合社会平均技术条件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所能提供的最大污染物容纳能力。它是特定环境要素的自然规律参数与社会效益参数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不仅与特定物质载体的自然属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以满足人为规定的环境标准(总量控制原则)为约束条件,因而这种意义的环境容量已具有了社会性。这种属性使它获得了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法律地位。因为我们所考察的排污行为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之中的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法律现象,这就要求这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或终止必须体现人类社会的关切并包容人类智力与物力的缺陷。绝对容量所彰显出的超然于人类意志的品质使其仅具有自然科学的意义,而融入人类价值判断与经验法则的可利用容量则兼顾了上述要求。它的这种质的规定性为其脱俗人法奠定了基础,使其具有了成为法律规制对象和法律权利客体的现实可能性[11]。

(四)确定方法

民法中权利移转的基础是权利归属的明确和权利界限的清晰,因此掌握自然科学中环境容量的确定方法便成为建构以其为客体的资源权利的科学前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环境容量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探索出了与我国环境系统相适应的环境容量确定方法。其原理为:某一特定地域、特定环境要素对某种污染物质的绝对容量为特定环境要素的体积乘以每立方米该污染物的极限密度;某一特定地域、特定环境要素对某种污染物质的可利用容量为特定环境要素的体积乘以(每立方米污染物的极限密度减去每立方米环境要素自含污染物的平均密度之差)。受本文主旨所限,这里仅以可利用水环境容量为例,阐释上述原理的具体应用[12]。

当以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标准值为水质目标时,则水体的允许纳污量称为可利用容量。一般而言,水环境容量数值的大小主要受水体特征、水质目标、污染物特性、污染物排放方式以及污染源的时空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其概念模型为:E=J VK自(K社·C基—C)dV。

与水环境容量的确定方法相类似,有关大气、土壤和生物资源环境容量的确定方法也都遵循前文所介绍的基本原理,不同之处仅限于基于不同介质的物质特性所产生的理化技术参数的差异。因此我们只需认识到基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不同环境要素的环境容量已可以精确测定这一结论便足够了。

二、作为物权客体的环境容量——基于解释论的思路展开

前文我们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环境容量进行了描述,这使我们对环境容量的特征、分类乃至确定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所有这些对于设计一项法律权利而言显然是不够的。环境容量要想从经济学家的手稿中走到法律殿堂的制度里,它还必须符合有关立法技术的基本要求,而首当其冲的便是能够被纳入物权客体的范畴之中。

(一)传统物权客体的选择机理与解释论思路的生成[13]

法律上的概念定义是一种根据主体的价值判断,通过对被定义对象本质属性的描述而使之法定化的工作,析言之,即在概念法学的“主—客体”法律逻辑体系中,哪种客观实在能成为法律客体以及法律客体的外部范围止于何处都是以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好恶为标准确定的。时至今日,在法学各分支学科中,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价值定义法来完成的,而这里所谓的“价值”通常又表现为被认识的对象对于主体主观需求的满足程度。可见,人类为了特定目的而产生的需求是现今“主—客体”法律逻辑体系中的最终价值判断标准,显然这是一个以“经济价值”为核心的极富功利主义色彩的判断标准。

物权法对于作为物权客体的物的选择也遵循了上述机理。物权法上的物之所以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其原因也就在于作为物权的客体,这些物必须迎合主体的价值判断,并且能够满足主体的权利诉求。因为自从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民事主体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以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便成为主体行为的内在动力,乃至生存的最高目标。这就将主体享有权利的目的紧紧的锁定在了获取经济利益这一点上。因此,对于民事主体而言,只有那些能够为他所实际控制、支配并感知得到的物才有可能成为物权的客体。因为它们可以被其占有、使用和收益,可以为其带来经济利益。至于那些不能为其所控制和支配的物,由于它们无法满足增加主体经济利益的目的,因而也就被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作为物权客体的资格。可见,虽然物权法具有久远的历史,但对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却只有一个——即能否为主体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尽管每个人生存都需要水、空气等物质资源,但因为它们在传统观念中不能为某个人所控制、支配,更不能为某个人带来经济利益,所以它们不能进入民法法域,更无法充当物权的客体。

但是,就像人的需求会发生变化一样,以经济价值作为判断标准的核心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现在,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类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人类终于认识到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单一的价值目标,其结果只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毁灭性打击。在现时社会条件下,人类已经不仅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应当成为“理性的生态人”。与经济利益相比,包括后代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经济利益的追求必须服从于人类持续生存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使物权法尽可能地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客观上有两种选择可资参考:其一,采用立法论的思路,全面重构物的概念,改变有关物的属性的描述,使之符合主体新的需求。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所带来的混乱也必将是震憾性的。首先,可能遇到的麻烦是,为了使大众明白新采用概念的含义,人们必须不耐其烦地向他人逐一解释什么是新价值、新旧价值的区别以及采信新价值判断标准的依据。果真如此,新标准必然湮灭在无休止的争论与质疑声中。其次,可能遇到的问题是,过去民法中物的概念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而现在对物的认识却建立在“生态人”的假设之上,由于这两种前提是不能随意转换的,因此一旦改变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必将使法律规范的适用发生困难,其后果同样令人担忧。更为严重的是,传统的物权法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定有其合理的一面,况且物权法上除了资源形态的物之外还有其他形态的物。如果我们以其存在某一方面的不足而否定全部制度体系,必将使原本就应由物权法来规范的一部分社会关系被不当剥离出物权法域,这非旦不能解决环境要素的物权化问题,反而可能导致新的混乱。这样看来,恐怕采取第二种方案即解释论的思路,来克服传统物权法为环境要素物权化设置的障碍在短时期内更具可采性。

其二,解释论的思路,即在保持传统物权法制度体系和以经济价值为核心的客体选择机理的同时,通过将环境要素生态价值经济化的方式[14],将兼具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各环境要素纳入物权客体的范畴,从而实现环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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