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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论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
【英文标题】 On the Reform of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upervision Procedure
【作者】 陈光中郑未媚【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再审程序 司法公正 既判力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2
【页码】 168
【摘要】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作者选取其中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作为研究对象,从其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重构的理念以及改革的具体设想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刑事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明显的缺陷,需要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文章指出,现代化的刑事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作者还就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提出了若干建议。

【英文摘要】

Now,people in China focus on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This article concerns the criminal retrial procedure and concludes three parts:the necessity of existence and to reform this procedure, rationale of improvement and several detailed suggestions.The authors think the criminal retrial procedure is helpful to carry out justice.Chinese criminal retrial procedure has some obvious defects and needs to reform according to a couple of modem principles such as res judicata and prohibi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00    
  通过正当程序发现事实真相,正确适用法律,最后实现司法公正,这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永恒目标。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错误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设置相应的纠错程序予以救济,以维护权利,实现公正。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刑事再审程序)[1]就是其中对已生效裁判的错误进行纠正的特殊救济程序。
  我国司法体制正酝酿着改革,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五年立法规划之中。作为刑事诉讼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审判监督程序在立法、司法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加以改革和重构。本文对此略陈管见,以期为司法改革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尽绵薄之力。
  一、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存在和改革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对三大诉讼再审程序的存废问题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再审程序有它过去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但是,没有继续长期存在下去的必要性,主张以三审制代替再审程序。笔者则认为,再审程序的存在是符合诉讼规律的,是实现司法公正所必需的。
  首先,案件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而且有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不能否认,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和诉讼认识的局限性以及诉讼中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即便是生效裁判出现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律不加以纠正,必然会造成司法不公,损害当事人的权利和判决的权威性。波普尔曾言:“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因此,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只有不去尽最大的努力避免错误,才是不可以原谅的。”[2]进行刑事诉讼的过程同科学一样,都具有人性,作为裁判主体的法官是有血有肉的人而非神,因此,刑事裁判中错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要尽量去避免错误,出现错误努力加以纠正。刑事复审程序就是纠正错误的机制,其中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裁判的错误进行纠正的特殊救济程序。
  其次,再审的功能是无法为上诉审功能所代替的,即使将二审终审改为三审终审制也是如此。因为上诉审程序所纠正的是未生效裁判的错误,属于普通救济程序,而再审程序针对的是生效裁判,是特殊救济程序,不是所有案件必经的程序。由于两者在纠错功能方面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这决定了它们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差别:一是启动的方式不同。上诉程序是由法定上诉主体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所自动启动的。在我国,只要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在10天内提出上诉或者抗诉,二审法院就必须审理。再审程序则一方面当事人有权申诉,申诉时间也不受限制或限制不严格。另一方面,不能由当事人的申诉而自动启动,而必须由法定的国家专门机关启动。在我国,只有法院和检察院才能提起再审程序。二是审理的法院不同。上诉审法院必须是一审的上一级法院,而再审的法院不受此限制,以至可以由最高法院进行。另外,两者还存在着审理方式上的区别。从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的区别我们不难发现,上诉程序即使实行三审终审制也不可能取代再审程序。因为上诉程序的纠错只限于上一级法院在较短期间内(在我国包括移送案卷时间在内一般为三个月左右)能够发现的错误。而有的案件的裁判错误往往在较长时间的检验中才会明显暴露。例如50年代前期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胡风等多人被判刑,这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定的案,当时的上诉程序能纠正吗?显然不可能。只有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才可能通过再审程序加以平反。再如1998年发生的云南杜培武案,一审以杀人罪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2000年发现真凶才提起再审,改判无罪。这些案例都活生生地说明了再审程序不可能被上诉程序所代替。
  正由于上诉程序和再审程序两者功能不同,前者不能代替后者,世界各国除普遍实行上诉程序外,还设有对生效裁判错误的纠正机制。大陆法系国家在实行三审终审制之外,还设有比较完备的再审程序,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4编规定了“对以确定判决结束的程序再审”,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卷也专门规定了因法律利益向最高法院提起的非常上诉和再审之诉;日本则在法典第4、5编规定了再审和非常上告两种非常救济程序;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也专章(第三部分第15编第48、49章)规定了“监督审的诉讼程序”和“因新的情况和新发现的情况而恢复刑事案件的诉讼”。而英美法系一般实行二审终审制,同时也有着类似再审的纠错机制,但不很完善。如美国存在针对个别情况的特殊救济制度,包括人身保护令、调卷令等。英国则根据《1995年刑事上诉法》的规定,设立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代替过去内政部进行的特殊救济。该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比较系统的审查程序,在纠错方面发挥着更好的作用。[3]
  因此,我国的再审程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均有存在的必要,而不能轻易言废。司法实践证明,再审程序从它设立至今,在依法纠正错案,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再审程序也存在着诸多问题,[4]应当与时俱进地加以改革。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申诉多、申诉难,存在缠诉、反复申诉现象,各级司法部门特别是中央部门接待任务重。这不仅困扰司法机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安定,成为社会问题之一。该问题存在的原因一方面与原审审判质量不高、存在司法不公有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与立法中再审诸多环节尤其是申诉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分不开。所以,要真正解决申诉问题,就要改革再审程序,并完善其他相关方面。
  第二,立法规定的申诉和提起再审的理由过于笼统,难以准确把握。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的再审理由是“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第204条则规定了四种再审的情形:(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裁判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3)原裁判适用法律确有错误;(4)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这四种“确有错误”既没有区分根本性错误、严重错误或者一般错误乃至小错误,更没有区别有利于被判决人和不利于被判决人的错误。这就必然造成只要司法上有一定错误,(即使是小的错误)就可以合法申诉;也造成了再审的提起和改判的标准难以把握,缺乏操作性。
  第三,再审管辖法院起于基层,门槛低,每个法院均可以审理再审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的管辖大概有以下几种:(1)原审法院,即原审法院院长发现本院裁判确有错误,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2)上级法院,即上级法院发现下级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再审;(3)最高法院,即最高法院发现各级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再审。使再审案件的审理成为各级法院的普遍任务。这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由本院来纠正自己的错误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法律效果。
  总之,上述问题反映了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效率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有待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重构。
  二、理念更新是重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前提
  长期以来,我国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即无论是认定事实错误,还是适用法律错误,都应加以纠正,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的原则加以纠正。“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的一贯方针,建国后,毛泽东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系统阐述了该原则:“我们的肃反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但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5]文革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又重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6]应当注意的是该原则或者指导思想的提出和重申往往与纠正“肃反”、“反右倾”和“文革”等“左”的错误倾向的背景相联系,侧重于对于冤案、错案的纠正。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党的政法工作方针,从总体精神上说是应当肯定的。但将它如何运用到司法和再审程序中,并与现代司法理念相结合,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笔者认为,该指导思想追求的主要是实体公正。追求实体公正是刑事诉讼的目的之一,特别是查明事实真相是准确惩罚犯罪的前提,它对于保护无辜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现代诉讼要求,真相的查明应当是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的,没有权力制约而一味地追求实体真实肯定会走向忽视程序公正,其结果又可能导致实体不公。另外,诉讼价值的追求是多元的,公正之外还必须追求效率。所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程序的保障和资源的有限性不可能完全贯彻,全国各地的再审改革实践体现了这一点。例如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案件,如果不利于被判决人的,不一定都要纠正。
  因此,要建立现代化的再审程序,首先就要有分析地对待“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指导思想,使其与司法公正、人权保障、程序安定性等现代化司法理念结合起来,以正确指导再审程序的改革。笔者认为,现代刑事再审程序应当以下列司法理念为基础。
  (一)司法公正
  公正(Justice)或称正义,有这样那样的定义和解释,笔者把公正理解为在人们权利义务分配上的平等、不偏不倚和合理。社会正义是人们追求的永恒目标和首要价值。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7]实现社会正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同时要靠司法制度加以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公正是司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只有公正司法才能体现社会正义和保障实现社会正义。作为司法救济手段的再审程序,其基本使命就是纠正错误,实现司法公正。如果说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作为特殊救济程序的再审程序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因此,司法公正是刑事再审程序的首要指导理念。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过程公正)和实体公正(结果公正)两大方面的内容,这已经成为法律界的共识。程序公正在英美法系称为正当程序(due process),其形式表现为程序合法性,其实质内容则为程序的合理性与尊重和维护程序人权,如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独立司法、审判公开、控辩平等、强制措施适度、遵守诉讼期限等。实体公正主要体现在准确认定事实、正确定罪量刑、罪疑做有利于被告人处理以及纠正错案并予以国家赔偿等方面。国家实行刑罚权的实体公正性,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一切有罪的人都受到惩罚,一切无罪的人都不受到追究,做到不枉不纵。实现这个目标是一种理想,现实中有可能做到的却是:最大限度地准确惩罚犯罪而不冤枉无辜,但不可避免地会放纵少数罪犯。再审程序应当体现这一重要思想。
  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上,程序公正既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又具有独立价值,与实体公正具有同等的重要价值。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冲突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而非一律实体优先或者程序优先。作为刑事诉讼具体程序之一的再审程序,其任务不仅要纠正实体上的错误,而且要纠正程序上的错误。再审程序的具体设计不能只强调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错误的纠正,也不能只强调程序的终局性而不注意纠正生效裁判的实体错误,特别是对无罪错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在重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加以改判平反,还无辜者以清白。
  (二)既判力
  刑事诉讼以法官裁判的作出而终结,终局判决应当具有稳定性,这是定纷止争的诉讼目的所需要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所需要的。既判力就是体现判决终局性的理念,与再审程序紧密相关,并直接制约着后者,“如果说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话,那么,既判力可以说是关于诉讼终点的理论。”[8]因此,研究再审程序必须研究既判力理论。
  既判力理论是西方各国普遍确认的法治理念,它对于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法的安定性价值直接相关。法的安定性与正义关系紧密,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说:“我们必须追求正义,但同时也必须重视法的安定性,……而要重建法治国,就必须尽可能考量这两种思想。”[9]
  既判力(拉丁语为res judicata)起源于罗马法,最初与“诉权”(action)的消耗联系在一起,即根据“同一案件无二次诉权”(bis de eadem re ne sit actio)的法谚,当事人按照一定起诉方式提出的实体请求经审理并作出判决后,他再次起诉的权利即已消耗殆尽的效果就是既判力。[10]这种传统理念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简单说来,既判力的基本含义指的是判决确定以后,判决中针对当事人请求而作出的实体判断就成为规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基准,此后当事人既不能再提出与此基准相冲突的主张来进行争议,法院也不得作出与此基准矛盾的判断。[11]无论法院还是当事人都受确定判决的约束。通过长期的这种约束,会逐渐形成一种规范体系,使人们可预期同一事项法律上的处理结果以及不会轻易变更的保障,这样,有助于法律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的稳定,这是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也是设计再审程序的重要理念。
  从有关既判力的理论来看,它有两层基本的要求:一是以生效判决的存在为前提,即既判力的效力是针对生效判决而言的,只有判决生效了才能产生这种约束裁判者和当事人的效力。二是稳定性,不允许轻易更改,即判决一旦生效,应保持其形式和内容的不可变更性。由此可见,它与纠错为目的的再审程序是冲突的。科学的刑事再审程序就需要在追求实体公正和维护判决稳定方面进行协调,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再审制度,乃所以调和判决确定力与实体真实发现主义之冲突,盖自实体真实主义言,刑事判决若不合于真实,亦应推翻,而自判决确定力而言,则判决一经确定,即应不问其是否合乎真实,均不许动摇。此二者固为极端冲突,但判决违反真实而不许动摇,坐视其错误,固非正当,而判决于确定以后,仍许轻易动摇,亦不妥适,再审制度,即谋此二者之调和,一面许确定判决于认定事实有错误时,仍得请求更正,一面又对于请求之条件,于法律明加限制,不合条件,即不许请求。故再审具有消减判决确定力的重大效果。”[12]再审程序就是在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公正性之间寻求平衡的程序。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同样应以此理念为指导。
  (三)禁止双重危险规则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the rule against double jeopardy)是指国家不得对任何人同一行为进行再次追诉和惩罚。该规则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nebis in idem),但后者是适用于刑事和民事诉讼的通称。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源于古罗马法和教会法。古罗马法曾这样表述此规定:“长官不应当允许同一个人因其一项本人已被判决无罪的行为再次受到刑事指控。”早期教会法则有这样的箴言:“上帝不因人的同一犯罪而两次惩罚人”。[13]但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被英国普通法(判例法)确立于前,而被美国宪法弘扬于后。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者肢体上的危害。”实际上,第五修正案的精神不限于“生命或肢体上的危害”,而适用于一切“同一罪名”的重复追诉。大陆法系对此规则首先规定的是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第360条规定:“任何被依法判决无罪的人,均不得因同一行为再次被拘禁或再次被起诉”(现行法律规定在第368条)。时至今日,禁止双重危险规则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并且被规定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该公约第14条第7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14]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理念根据和价值取向是什么?概言之,是为了限制公权力的行使,保障被追诉人的人权。当然,此规则也有维护程序终局性和既判力的作用,但这是次要的,因为它保障的只是被宣告无罪或者罪轻的人不被重新起诉、审判。1957年,美国格林诉合众国(Green v.United States)案对于该原则的精神进行了最经典的解释,在该案中,布莱克法官指出:“拥有各种资源和权力的国家不应当被允许因为一个公民一项被指控的犯罪而反复作出试图使他得到定罪的努力,以致把他置于尴尬、消耗和使其意志遭受痛苦折磨的状态中,迫使其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焦灼和不安全中,同时增加其(即使是无罪的)判定有罪的可能性。”[15]可见,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核心精神是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它是一项人权原则。
  在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充满着争论,这就是它是否导致放纵犯罪?的确,这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价值取舍和平衡问题,对此世界各国做法不一,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不采取例外模式,即不允许提起对被判决人不利的再审,如法国、日本;采取例外模式,即在特定情况下允许提起对被判决人不利的再审,如英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英国是禁止双重危险的发源地,长期不搞例外,导致一些严重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社会公众强烈不满。[16]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2003年11月20日通过的通过《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对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进行了改革。根据该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对二十九种非常严重的犯罪包括故意杀人、强奸、贩毒等,如果发现新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原无罪判决确实存在错误,允许对被判决人再次追究。该新规定适用的严重犯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并且犯罪对被害人或者整个社会的危害后果特别严重。[17]美国是严格实行禁止双重危险的国家,但是近期也出现对无罪判决重新开启审判的实例。如2005年1月7日,密西西比州法院对1967年埃德加·基伦谋杀案无罪判决重新开启了审判。基伦曾经在1964年涉嫌谋杀三名为种族平等奋斗的青年。其他7名仍然在世的犯罪嫌疑人也将陆续被送上法庭。[18]
  联合国1984年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对第14条第7款规定的一罪不再审原则所做的13号一般性评论意见中提到对该原则的保留问题,认为该原则是存在例外的,文件指出:“在审议缔约国报告时往往对第14条第7款的规定的范围产生不同的意见。有些缔约国认为必须对刑事案件的恢复审判程序持保留意见。委员会觉得大多数缔约国对在例外况下恢复审判和依第7款所载一罪不二审原则禁止进行重审这两点明确地加以区别。了解一罪不二审这一词的意义可能会促使缔约国重新考虑它们对第14条第7款规定所持的保留意见。”[19]2004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专题四:国内和国际刑事司法管辖权竞合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决议》,既确认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司法公正、法律确定性、适当性和法院判决权威性的一项要求”,同时又指出:一事之再理“只能是在符合正义的最高利益和法律明确规定的特别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利于被告的情况下才可以被允许。”可见,一事之再理主要适用于有利于被告,但不利被告也不是绝对不允许。人权保障应当是我国实行法治、进行立法和司法活动的基本理念,也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是符合法治、人权保障理念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从来没有规定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但是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所规定的禁止双重危险规则不可逆转地会在我国确立,问题在于如何确立。
  总之,传统观念强调“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单纯追求实体公正,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必须加以改革和更新。换言之,笔者认为,现代化的再审程序必须把追求公正、纠正错判和既判力理念、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并重的目的。
  三、重构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设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应当根据上述的现代司法理念,立足中国的实际,[20]依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以及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改革和重构。本文拟重点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再审的申诉
  前述已指出,我国刑事再审的申诉存在着数量大和缠诉、反复申诉现象,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对申诉的限制问题。爱法律,有未来
  首先是申诉的主体范围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效力的裁判,有权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因此,在我国申诉的主体是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笔者认为,目前法律规定的申诉主体的范围是合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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