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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权力结构模式与宪政
【英文标题】 Power Structure's Mode and Constitutionalism
【作者】 周永坤【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宪法【中文关键词】 权力 结构模式 宪政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6
【页码】 3
【摘要】

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是人类社会与学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这些努力中,形而上的努力存在两个共同的难点:价值正当性论证的困境与价值实现的困难。与此相对应,一种“实用主义”的努力似乎是更有说服力并具实践上的优势,它旨在通过对权力的分解与合理配置达到权力制的目的。这一努力是通过权力的平面化与层级化来达到的。这一努力使权力分解出基本的构件:单一构件、职能分工构件、不完全分权构件和分权制衡构件。在这些基本构件的基础上,辅之以不同的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原则,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权力结构体系,这些体系可以分成两个理想类型:一是宝塔式权力结构模式,二是网络式权力结构模式。宪政的实质是权力走到法律之下,而要使权力走到法律之下,唯一的方法就是实现网络式的权力结构。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efficient restraining mechanism is a common aim of society and academics.In this effort we meet a difficult point,that is the dilemma of demonstration of value’s 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blem in value’s realization.Correspondingly.a“pragmatic”effort appears to be a more convincing and useful method which aims to realize objective through the breaking down and rational re-arrangement of power.this effort decomposes power into following basic units:single unit,functional labor’division unit,incompletedecomposing unit and power-balancing unit.With the help of principles dealing with hierarchic relations On the ground of these basic units,various power structure systems completed.r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the nat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is to put power under the law and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is is to establish a network-like power structur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29    
  一、制约权力的形而上努力及其缺陷
  权力是西方政治学和公法学的核心概念,对权力的恐惧与警惕是西方社会的共同心理,如何限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学术研究矢志不渝的目标。这种努力可以分为形而上的与形而下两大类。
  在形而上的诸多努力中,当然首推规范主义的努力:将权力置于规范的权威之下。
  自然法思想是一个历史久远、影响深远的规范化的思路,它试图通过建构一个高于人定法的规范权威来限制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立法权,同时限制所有的权力。正是这一思想培育了政治上的法治观念,法治就其本意来说是以法治权,实现权力的规范化。但是,这一思路存在两个难以避免的缺陷:一是规范内容的价值正当性难题,二是规范的实效难以保障。当知识分子们确证的限制权力的原则与规范体系被权力主体视为敝履的时候,自然法就显得苍白无力;当权力主体把持了自然法的发现之门的时候,自然法甚至加盟权力,成为权力作恶的虎皮。人们不会忘记,自然法理论曾经是罗伯斯庇尔和希特勒们滥用权力的利器。
  对单纯规范性思路的怀疑就有在西方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市民社会理论。试图将权力置于社会权威之下。
  就其词源来说,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源自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就有市民社会一词,古罗马的思想里也有市民社会的概念。但是,在古希腊罗马,市民社会并不具有与政治社会相对称的意义;相反,它是与后者同义的,当时它不仅指国家,而且指一种文明的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1]从亚里士多德将统治分为家长及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和自由人之间的统治两种,再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只研究自由人之间的统治(它将前者称为野蛮)这一现象来看,古希腊罗马的市民社会的含义是文明社会或宪政社会,它是与野蛮社会或专制社会相对称的,它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和“政治权力”这两种社会现象。给市民社会这一明确含义的是西塞罗。一直到启蒙时代,市民社会这一基本的语义并没有发生改变。可见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对社会形态进行分类的概念,不具有社会与政治两分的限制权力的意蕴。  
  最早的现代市民社会理念或许隐含在洛克独特的契约论之中。洛克对从古罗马法学家开始的契约论思想予以革命的改造。[2]洛克认为,权利是人所固有的,是不可转让的,人们结成政治社会只是将“执行权利的权力”转让给政府,政府的目的与义务是保障人的权利。洛克笔下的“具有自然权利的人”所组成的、在政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作为政府产生的正当性依据与政府服务的对象的那个客体,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市民社会理论建构者笔下的、与政治国家对峙的“市民社会”。在洛克等自然法学派思想的启发下,德国学者康德特别是费希特将国家和社会明确区分开来。这些思想家无疑应被视为现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先驱。黑格尔当然是这一理论理所当然的创造者。黑格尔赋予这一古老的词以新的含义。在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里,他将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里分离出来,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他的政治国家这一概念实际指称的是政治权力,市民社会中则包含了社会权力。[3]他的市民社会是先于政治国家存在,并是与政治国家同样独立的存在。因此,他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分析架构就具备了限制政治权力的意蕴。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思想中的国家主义观念成为自由主义者的众矢之的,而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重要原因。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分的理论建构,也存在明显的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痕迹。不过,马克思这一理论比黑格尔的理论具有更为明显的限制(严格地说是消灭)政治权力的意义,具有革命的色彩。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政治权力只是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也要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则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分解为公共领域和经济两部分,建立了三元分析模式。如果说两元分析模式只是建构一个“私人”的市民社会来限制权力的话,则三元模式则试图建构一个“公共”的市民社会来限制权力。不管是两元分析模式还是三元分析模式,其方法是将权力分解为不同性质的权力: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经济权力,将社会权力和经济权力从政治权力中独立出来,从而为政治权力设置一个边界。这一努力旨在从政治权力外部寻找制约政治权力的理论支点。
  从形而上制约权力的第三种努力是在现实的权力主体之上假设一个更高的权力主体,要求所有的权力必须出自并服从这个最终意义的权力。这就是主权与治权分离的理论。这一努力源于西方“灵肉二元”的文化传统。为了确立这一终极性的权力的权威,使它成为治权的伦理基础,必须对它加以强化甚至是神化。因此主权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负面效应:它建构出了一个绝对的、至高的、自我正当性的、超越伦理评价的权力,而这本身就是非伦理的、极其有害的。在主权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例如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制),或者它只是一个“虚位”的神的时候,它的确可以起到限制权力(治权)的作用。但是,在非民主的或假冒的民主制度下,主权理论只是赋予最高治权的享有者一个神圣的光环,在主权的光环下,实际的权力行使者不但无需责任,而且不能批评。可见,主权理论在限制治权的同时抬出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因而也更为危险的权力。即使在民主制(间接)下,如果有一个机关成为主权者(通常是议会),它也会成为超越伦理评价的、因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信奉人民主权而没有主权的形式载体(例如人民直接会议或全民公决)的地方,由于人民只是一个政治拟制,真正的权力享有者实际上还是有血有肉的、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人民”就可能成为实际的权力主体作恶的挡箭牌。更为严重的是,在古罗马作为限制与评价现实权力的主权理论,它是很容易被权力者所利用的:他们会以主权者本身或以主权者代表的名义谋取私利。即使是出于社会公益,主权理论也难免多数人暴政之弊。所以主权理论(此处只指人民主权理论)在历史上除了具有反专制的革命的作用以外,它的限制权力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相反,在大多数时代与场合它所起的不是规范或限制权力的作用,而是强化或神化作用,即主权客观上成了滥权者的理论“庇护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主权理论走的是一条“非规范”的路径,它将现实的权力作为一个总体与一个假设的更高的权力相对应,将现实的权力置于假想的、理想的权力之下,而这个理想的权力恰恰又是集权的。这就在逻辑上产生这样的问题:要么是理想的不能进入现实,理想成为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成为文人自恋的对象;要么它成为现实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是绝对的与集中的。这又回到了问题的出发点:如何限制这新的、现实的、更大的权力?其实,主权只是集权的社会现实在理想中的投影,或者是专制者集中一切权力的“理想”。对理想权力(主权)的崇拜,只是对现实权力崇拜的“宿主”。正是据于对这种历史现象的观察,一些现代政治学家提出“主权虚位”的思想,让理想的东西回到理想中去;一些理论家则将主权程序化与宪法化,主张合理交往程序基础上的宪法即是主权;狄骥、马里旦、凯尔森等更多的思想家则主张无主权论。当然,人民主权理论因其不同的社会情境与语境所起的作用客观上是不同的。在民主成为共识、民主已经程序化的地方,人民主权有其限制权力的观念力量;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则人民主权大多成为集权的口实。
  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说,自然法理论是限制权力的伦理学努力,市民社会理论是限制权力的社会学努力,主权理论是限制权力的政治学努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三者并没有实质言区别:它们都是形而上的,它们都试图通过在权力之外找到一个权威来限制权力。所不同的是,自然法诉诸的是规范,市民社会理论诉诸的是社会事实,主权理论诉诸的是终极的、超越合理性评价的权力。作为形而上的理论,它们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缺陷。自然法理论的根本问题是自然法内容的价值正当性与实效性。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二:一是作为现实的市民社会具有多样性与经验性,作为权力的边界它同样存在价值正当性问题;二是作为理想的市民社会只是理论上的建构,它凭什么、如何才能制约权力,即同样有一个实效问题。[4]作为牵制权力的理论,主权理论的缺陷除了前两种理论同样存在的价值正当性与实效问题以外,它的更为根本性的缺陷是,它的思路其实是用一个更大的、集中的、超越伦理评价的权力来制约权力,这就难免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之叹。
  二、权力结构及其合理化
  上述三种理论在实践上控制权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其不成功的共同原因是试图以外在于权力的外部力量来限制权力(规范的、社会的、政治的),这一切努力都由于权力的强制控制属性而归于无效或流于空谈。[5]
  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以强制对付强制”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也就是说,只有将制约权力问题转化为一个权力的结构问题,对权力的制约才是可能的。与上述三种努力相比,这是一个更加“务实”的理论,一个“实用主义”的理论。这一努力实际上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这就是所谓“混合政体”理论。随着近代权利观念的觉醒与分析哲学的兴起,这一结构性研究的趋势日益彰显。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的组织体系,权力的配置与各种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权力结构理论是一个技术的、客观的视角,将权力看作一个可由人主观加以安排的事物,这本身就打破了权力崇拜;权力结构理论的视角又是一个超越道德的视角。这种超越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将权力主体作非道德化处理,即权力主体不是一个道德自治的主体,他的道德性依赖于他所产生的程序的正当性与他的行为的正当性,特别是它的外部环境——它在权力的存在与牵制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权力主体从产生的一天起就应当在伦理与规范评价之下,即权力的善是有条件的。二是将权力运作结果的价值评价同道德分离,即不是以主体的道德属性作为评价它的行为与结果的依据,而是将权力主体的行为及其结果看作权力结构的输出。权力结构不同则自然其输出也不同,这与掌握权力的人的道德无关,或起码是没有多大的关系。通过这一视角转换,权力结构理论最终将权力的善恶问题转换成一个权力结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权力行为和结果与权力主体的道德无关,而是说决定权力主体行为的主要力量不是权力主体的道德属性,而是权力结构本身,将权力的合道德性运用寄托在主体的道德良心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危险的。人的行为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道德的作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制度的作用是更为基本的。由于权力是可以控制他人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力量,一个主要依靠道德力量来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是脆弱的,只有依靠刚性的、客观的制度这一外部力量,使不道德的权力主体不能作恶、不敢作恶,这才能有效防止权力主体反仆为主,才能使权力主体的行为服从于权力的终极所有者——人民——所确立的目标,并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既然权力的输出与权力的结构相关,不同的权力结构产生不同的权力行为与权力行为结果;那么,权力正常作用的发挥、权力滥用的防止等现实的权力难题就转化为一个权力结构的合理性问题。
  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主要是一个形式合理性问题,或者是一个工具合理性问题,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一个形式合理性问题,它同时是一个实质合理性问题。因为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不仅涉及社会合理地分配权力、涉及权力的合理运用,合理的权力结构本身就祛除了许多实质上不合理的东西。例如,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为公民平等地进人权力体系提供了可能,一个合理的权力结构为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解决社会纠纷提供了可能。
  这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对于权力研究来说基础性的问题:什么样的权力结构是合理的?或者说,权力合理性的标准是什么?
  既然权力结构的合理性主要是一个形式合理性问题,那么权力合理性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结构上保证权力为人服务?或如何从结构上防止权力成为实现权力主体意志的工具?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同意权力是人民的,因此,现代权力结构合理化面临的一个首先要任务就是,如何从权力结构上防止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将权力化公为私,如何在结构上迫使权力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服务于人权。也就是说如何通过权力的结构来防止权力的私有化;其次是,在不同权力的关系上,要防止权力之间的相互侵犯,使不同权力的边界与关系服从人民所安排的边界与关系。
  为达上述权力结构性的两大目标,就必须做到:第一,在权力结构上、而不是仅仅在理论上保证任何权力都是出自人民,而不是出自人民以外的其他主体,人民可以通过权力结构本身实现对权力的掌控与纠偏。为了保证人民的这一“委托人”地位不至被“受托人”侵占,人民只能将权力授予不同的主体,即权力必须是分散的。只有分散的权力人民才能掌控。道理很简单,“人民”只是一个虚拟,它由共同体的成员组成,只有通过一定的制度架构,单个的人才能作为“人民”行为,如果存在一个集权中一切权力的主体,人民必然被客体化。在现代宪政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有一部人民制定的、权力分散的宪法,而这一宪法是人民授出权力的唯一的“委任状”。任何权力主体(即使是议会)因其“受托人”的身份,自然也就没有修改宪法的(最终)权力,修宪是“人民”的行为,这是不可代表的。第二,在权力之间的关系上防止出现单向的、绝对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因为如果出现这一现象,权力必然日益集中,当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力的时候,人民自然就因失去可以依仗的权力手段而无法与这一权力相抗衡,人民的主权地位就事实上被权力主体所替代;同样,当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其他的权力必然为它(绝对权力)所用,成为它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甚至成为它的奴仆。
  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能达到上述要求?这是西方试图寻找的结论,让我们先来看看西方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努力。可以将这些努力与抗争归结为两个方面。
  1.权力的平面化,建立权力间法律上的平等的关系。
  这是将权力在分解的基础上加以组合的思路,这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思路。它的方法是将处于同一层级的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加以平面化,确立各个层级(特别是最高层级)的权力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同的权力主体各自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他们在各自的权力领域内具有最终的权威;同时,各种权力主体之间形成法律上的牵制关系,消灭独尊的、绝对的权力。这一思想是以对权力认识的工具性、技术性理路为前提的。既然权力是一种服务于非权力主体利益的工具,权力就可以、也应当是可分的;既然权力只是一种达到一定目标的一个技术性的手段,权力也就是可以分解并在分解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组合的。
  权力的平面化应当实现三个目标,一是对各层级、特别是最高层级的权力进行分割,将权力分散化。需要注意的是,权力平面化意义上的分权不是随意的对权力分割,形成多个同质的权力中心,而是依据权力在规范运作中的作用的不同所作的区分。不同的权力主体的权能是权力规范化运作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他们本身是规范运作的生命过程中的载体,只有被区分的权力主体的权能都实现,一个权力运动过程才告终结。也就是说,离开了其中一个权力的作用,权力或者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例如无行政与司法的介入立法权不能作用于社会)或者无法作用于社会(例如无立法权立法,行政权和司法权就不能作为),或者不是最终的(只要社会主体对立法与行政的合宪性合法性提出质疑,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结果便不是最终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权力运作的规范性链条,缺失了某一个环节,任何单一的权力的行为都将受挫。二是这种权力的分割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每一种权力有一个中心的同时,规定其他权力的适当介入以防止在一个领域中出现一个独裁式的权力。三是在不同的权力间适当“掺砂子”的同时,辅之以复杂的制约平衡的技术,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平衡关系,防止一种权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以阻却权力的集中。当然,各个国家如何建构这一权力平面,则是一个智慧问题。不同的国家面临不同的问题,他们所要制约的主体自然也不同。例如美国,他们当年制约的主要对象是立法权,英国制约的主要对象则是行政权(王权)。对于我们中国,制约的首先要对象可能是行政权(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的)。
  2.权力的层级化,改变单向的、绝对的权力服从关系。
  人们常常碰到自由与政治共同体空间过大的冲突问题:自由与过大的政治空间存在不协调。这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老问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人口不过数千,在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的理想国里,人口也不过五千余户。卢梭也不能例外,他认为权力中心离开个人的政治距离越远,个人的政治意义就越是小,因此,他设计的政治共同体是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的国度。当年创建美国的人们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联合起来的北美十三州很大,人们认为这不利于人的自由,于是,杰佛逊等民主党人对强大的联邦政府心存疑惧。联邦党人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关于大空间与自由不能共存的成见。麦迪逊声称,调和自由与大空间是可能的。为此,他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理论,也即他所谓的“大范围共和国”理论。在这个理论框架里,他提出,人们可以划分权力,把管理全国性事务的权力交由全国性政府行使,而把管理地方性事务的权力交由地方政府行使,它们各自都得不到某些权力,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交叉着的管辖权。[6]而这一布局当然由宪法来确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权力在不同层级的分配问题,实质上这是对上下级权力关系的革命性改造,将上下级权力关系由政治关系改变为法律关系,从而将上下级权力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
  这就是权力层级化。与通常意义上的权力层级化不同,通常意义的权力层级化是指执行意义上的权力的分层,这是任何足够大的政治体权力运作的自然倾向,这是最高权力主体的控制能力不足所产生的,下级权力只是上级权力的延伸。这个自然形成的权力层级化是建立在“上级绝对指挥下级”这一原则之上的,下级权力只是上级权力的工具。权力结构合理化意义上的层级化不是指这种单纯执行意义上的层级制,而是指:(1)在法律上,上下级权力主体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下级的服从基于法律的权威并在法律的范围以内,而不是上级的权威。(2)上下级权力各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范围,在地方自治的范围内,地方权力就是最高的,在非地方自治的领域,下级也有其利立的权力范围。结构意义上的权力层级化的实质是分割最高权力的“权力总量”,同时将上下级权力的单向服从关系变成一种相互牵制的关系。这一理论与实践主要来自美国立国之初的先贤们,其理论基础是各种法治理论与公民社会自治理论。当时以杰佛逊为首的民主党人所提出的以自治为特色的民主理论就是据以对中央权力的警惕。他们提出的州自治的思路就是用地方的权力来削弱与牵制中央的权力。这一思路现在已经为所有的法治国家所接受。
  权力有效层级化的基础是人民的自主自立与法律的至上地位。权力的分层对于限制与牵制中央的权力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同时存在一个危险:在缺乏公民自主自立和法律至上的地方,由于地方权力的膨胀,它不但可能带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失衡,而且可能产生更大范围的权力滥用——脱离中央控制的权力有可能变得无所顾忌。因为相对于中央权力而言,地方权力更容易滥用。原因在于中央权力拥有者通常以“家产”的观念来看待权力,即使从自私的心理来考虑问题,他们也会在一定程序上关注权力滥用的防治;地方权力主体就没有这种心理,他们很容易将权力当作“公有牧场”来加以运用,无所顾忌地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权力的层级化只有在权力平面化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与有利的。
  通过权力平面化与权力层级化的双重努力,就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与层级的权力,这些不同性质与层级的权力的合理组合就形成一个权力的网络式结构,这一结构使每一种权力都处于这一权力的网络之中,受制于这一网络中的其它权力的制约,它的作用的发挥只有在这一网络的结构范围内,并服从于这一网络设计者(人民)的目的时,才能有效发挥,才取得正当性与有效性。
  三、权力结构的基本构件
  由于近代以来随着政治共同体的扩大而带来的权力层次的增加,政治共同体的结构日趋复杂,为了简化权力结构的认识,我们首先将眼光投向同一层级的权力:主要是最高层级的权力。在最高权力这一层级中,权力的种类首先由主权与治权,对于治权,通常可以作三权的划分。[7]依据权力的职能对权力所作的三权划分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通常使用的一个工具。使用这一工具,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权力结构的“基本构件”,正是这些基本构件决定了权力的不同类型。
  1.单一构件
  这是由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掌握所有最高权力的权力构件。在这里,没有形成最高层的权力分化因而也就不存在最高层的权力平台。在这一模式下,有一个集中一切权力的个人或集团,一切权力均属于他(或他们)。在此基础上,按照事务为标准进行职能分工,这些不同的机关不构成一级权力,它们只是集权者的手足。例如,我国周礼在天子集中一切权力的前提下,对不同的官职的划分,明代在皇帝对国家进行家产制统治的同时按吏、户、礼、兵、刑、工的职能分权。这种权力结构模式的最大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其权力行使的任意度也就高。在最高权力与下级权力的关系上,理论上假设下级权力都是最高权力的工具,下级权力不能构成对最高权力的有效牵制。但是,下级权力之间存在横向的牵制关系,以利最高权力的贯彻并防止下级权力的联合以构成对最高权力的威胁。在最高层,由于所有最高的权力最终都为一个权力主体(个人或集团)所有,所以不同的最高权力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边界是不清的。单一构件如下图:
  2.职能分工构件
  此种权力构件仍然保留了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主体,与单一构件不同的是,在这种权力构件中,分设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三个治权机关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范围,相互独立行使职权;最为重要的是,这三个机关对于集权的机关有相当的独立性。特别是司法机关取得相当的独立性。这个类型有不同的亚种,不同亚种中集权者的实际权力含量不同。如果这个集权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掌握三种权力,三个权力机关成为它的真正的手足的地方,这个类型蜕变成第一种类型。当这个集中的权力主体趋于完全的虚化时,这一类型就完成了历史性的进化。以集权的权力主体实际享有的权力的大小,可以将这一权力基本构件区分为三个亚种:
  第一,集权型。在这一形态下,存在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可以行使多种权力,但是在理论上这个权力主体的权力不是全能的,他与职能机构的关系开始不同程度地受制于法律。正是这一特点使它区别于单一构件。19的世纪欧洲一些君主权力强大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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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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