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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行政权力的结构与解构:一个个案解析
【英文标题】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A Case Analysis
【作者】 何兵【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其他【中文关键词】 行政权力 结构解构
【期刊年份】 2005年【期号】 3
【页码】 65
【摘要】

本文从一个女大学生怀孕被学校开除事件入手,对高等院校对学生性行为管制权力形成的历史背景、构造过程,其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被解构,进行了多方位解析。通过解析这一具体而微的行政权力演变过程,向读者展示社会变革过程中,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调整。文章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英文摘要】

Beginning with the issue that a college student was expelled because of her conception,the thesis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forming background,constructing course,plight in modem society and disintegration of the colleges’power to control sexual behavior of their students.And through analyzing the specifically subtle development of that administrative power,it reveals to readers the delicat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dividual,society and the state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Some relevant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le put forward as well.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78    
  事件:女大学生怀孕
  我们分析的事件发生在西南某高等院校。2002年暑假,两位男女主角,外出旅游,在宾馆发生了性行为。后女生在校医院查出怀孕,自己悄悄到校外医院作了手术。岂料,校医院已将女生怀孕的事实报告了校方。在女生班主任对这起事件调查时,女生承认了怀孕的事实,但拒绝按教师的要求“交待性行为细节”和承认自己“道德败坏”[1]。女生家长在事发之初,协助学校做思想工作,让女儿认错,希望以此换来学校从轻发落。但当他得知学校要求女儿交待“性行为细节”,并将女儿的行为定性为“道德败坏”时,他很气愤,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的隐私,坚决支持女儿抵制学校的要求。在“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学校作出勒令两学生退学的处分决定。女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赔偿损失。法院受案后,先是居间调处。校方的意见是,处分决定可以考虑变更,但学生方必须就他们在媒体上对学校所作的指责进行道歉。学生方不同意,调处不成,一审法院以“学校的处理决定是内部行政管理行为,不属法院管辖”为由,又裁定驳回了学生的起诉。上诉后,二审法院裁定驳回。
  这起普通的事件一时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通过对这一行政诉讼案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高校对学生性行为行政管制的权力正在被解构。行政权力是如何被结构,又是如何被解构的呢?
  一、性行为的行政管制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力图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全面改造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俗称“生活作风”——也成了改造的对象,“性”在新的标准下,被纳入国家行政权力的视野。为了纯洁人民的生活,国家于1951年秋首先在知识分子中发起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2]按照新的生活风尚,通奸、未婚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属于“生活作风不正”,是一种“腐朽的生活方式”,必须予以禁绝。结婚、离婚须由组织开给介绍信。著名报人和学者曹聚仁50年代在考察大陆新政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时,十分惊异地说:男女关系严肃得使我们觉得太过分了一点。[3]
  在那个岁月,人们的生活方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私人的生活方式不仅与道德挂钩,并且与“思想觉悟”、“政治路线”挂钩。不符合时代新风的生活方式,被称作“资产阶级的”或“封建落后的”,被视为滋生异已力量的温床。由此,对生活作风的整肃就成为“革命”的重要内容。整肃在“文革”期间达到了巅峰。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登出北京二中红卫兵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的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我们要管、还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4]此后的十数年间,私人生活包括性生活受到国家权力的全面干预,正如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里所描绘的无论你身处何地,国家在看着你。[5]
  性和婚姻在任何社会里,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总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对私人的性生活进行干预,使其成为公共事件。[6]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激进主义总是将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干预推至极端。在以这些思想为指导的政治运动中,性压抑被标榜为品行高尚而倍受崇尚。[7]一度被推崇的太平天国运动,曾禁止夫妻间“私自”发生性行为——这属于“天条”之一。“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8]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妇女,生病时不能让男医生看病。除非父亲、兄弟或丈夫陪伴外,一律不准出门……。[9]而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对禁止,即便已经正式订婚,也绝不容稍懈。演戏、舞蹈和一切游戏被禁止。人们都穿着像僧侣的衣服。[10]
  社会对性进行管制有多重理由,有些理由有历史和现实合法性。性管制的首要理由在于血缘关系的纯化。在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里,血缘关系的识别具有第一位意义,它是识别亲属以及以亲属为基础的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性关系紊乱,会使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治理发生困难。第二个合理性在于公共卫生防疫。传统社会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对于疾病,只能采取防范重于治疗的政策,而禁欲是防范性病以及通过性交传播的其它疾病的有效手段。[11]第三个理由在于人口控制。古代由于节育措施失缺,对于人口控制,主要是通过性行为的控制来实现。性管制还有一个理由是维护组织团结,防止性资源竞争导致组织内部关系紧张。然而,所有这些可以成为性管制正当化的理由,都无法合理解释激进主义者的极端行为。对此,福科有过精当的分析。他认为,控制性的最主要目的乃在于控制人。他说:“权力并不害怕性,相反,性是权力得以实施的手段。”[12]捕获与诱惑,对抗与互相增援;从19世纪开始,父母和子女,成人和青少年,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精神病医生和他的歇斯底理症患者及性变态者,所有的人一直在玩这个游戏。[13]
  二、行政管制权的结构对性行为进行管制,通常是行政的事项,或者说国家的事项。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本无这种管制权。高校的这种行政权,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为了构造高校的行政管制权,国家采取了以下综合治理手段。
  组织一体化。组织一体化曾是治理国家的首要技术手段——现阶段正在出现组织分化。人民政权执政之初,对国家实行了准军事化管理,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组织和个人又化为一炉。组织一体化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百年的“沙化现象”——即孙中山所言的“一盘散沙”现象,使整个国家凝聚成一团。[14]在国家重新组织过程中,高等院校被纳入国家行政科层体系。高校的资金来源、干部管理、招生、分配无不纳入国家行政体系之中。组织一体化使国家权力在高校顺利施行,高校理所当然地分享了国家的行政权。
  意识形态化。国家权力必须有其道德基础,而道德的基础又是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的统一始终是第一位的。统一意识形态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统一人们的行动,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合法化依据。一旦意识形态失范,权力就会出现危机。在主流的意识形态中,高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并牢牢控制的思想阵地,决不能“卫星上天,红旗落地”。高校担当着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职责。小词儿都挺能整
  由教育机构承担“道德清道夫”的角色是我国教育一个古来的传统。按照传统教育思想,相对于知识的传授,人的教化更为紧要。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德行一科最为孔门所重。据史学家钱穆分析,由于中国一直未形成统一的国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它民族宗教所负的责任——净化心灵。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人,都该受此教。中国传统教育代替了宗教承担的对人进行教化的职责。[15]
  沿习古代的人道教育传统和革命根据地的革命传统,《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称:“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通过发动一系列思想斗争和群众运动,国家成功地造就了“一代社会主义新人”,新的道德规范包括性道德观被牢牢地树立起来。按照新风尚,不仅学生间发生性行为被严格禁止,学生谈恋爱也被告知是“不健康的行为”。高校制定了一系列纯化学生道德生活的规章制度。本于“文革”时期的这些制度残余至今仍时隐时现。如本案女大学生所在院校规定:学生发生不正当性行为的,勒令退学。对犯有“性罪错”的学生进行行政处分成了高校道德上不容置疑的权力。
  国家权力支持。在提倡“大公无私”、“舍小家,顾大家”的年代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没有显明的界分,道德准则与法律准则相提并论。道德权威受到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撑。婚外性行为既是“失德”之举,也是“违法”行为。“通奸”不仅被认为是对道德规则的侵害,也被看成对公共秩序的冒犯。捉奸不仅是私人——丈夫/妻子——的权力和责任,也是单位和“组织”的权力和职责。一个犯有“作风问题”的女店员,被调到最边远的山区供销社工作。[16]戏曲界名人吴祖光,因收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被发配到黑龙江农场劳动。[17]上海的一位无业游民被判了七年劳改,犯罪事实之一是“动用识字班经费,引诱青年女同学看戏游荡,深夜不归。”他的罪名是“破坏革命秩序”[18]。
  如同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分析的那样,社会主体只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必须要拥有某种权力。[19]高校既然承载着国家的重托,自然会从国家手中分得权力资源,包括规则制定权和执行权。高校可以制定涉及两性关系的规则,如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现已废止),不得在公开场所勾肩搭臂,不得发生性行为等。对违反“性规则”的学生,轻则给予教育、警告、记过等不同程度的处分,重者予以勒令退学、开除学籍。
  然而,事物正在变化,高校的权力正在被解构。
  三、权力基础的松动
  一定社会的权力,总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道德。道德权力源自于道德权威,当道德权威解体之时,道德权力自会丧失其合法性。为此,维护主流道德,就成为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奉行“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高度警觉,并几度进行宏观调控。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反和平演变”……。这些运动的目标仍在于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但与政治思想一元化年代相比,国家控制国民意识形态的能力今非昔比。“西风东进”以及“重温国故”,使被批判多年的各种文化思潮波涛暗涌,形成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多重价值观念竞争的格局。国家重新整合人们道德观念的努力收效甚微。
  当“经济挂帅”成为国策时,“金钱万能”信念开始在社会上盛行。虽然国家一直提倡“两手抓”,试图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维持思想意识的高度统一,遗憾的是,两手之间,难以调和。“金钱万能”理念的盛行,使财富居于价值的优位。财富雄厚的人被大众崇拜为英雄。这不仅使那些道德感强烈,凡事总要辩一个是非善恶的人极其失落,也使道德教育效果不彰。台湾学者韦政通在分析传统道德观念崩溃的原因时指出,传统伦理道德崩溃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近代我们所追求重建的社会形态有了改变。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是伦理社会,而近代中国需要重建的是法治社会。这两种社会运作的基本依据根本不同。前者是儒家经典、圣贤遗训及祖制;后者却是宪法。二者构成的基础也完全不同。前者是儒学、君权、家族制度和农村经济;后者主要为科学、民权、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20]
  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表明,禁止未婚男女性行为和通奸的法律在当今的社会中是有害的,因为非婚性交的成本已经下降了。有效的避孕措施已降低了性成本。由于妇女外出工作,丈夫对其保持监视的成本就上升了,被发现的几率会降低。另外,寻求非婚性行为的成本由于妇女与男子一起工作而下降。随着婚姻收益的下降,更多妇女的未婚时间将延长,所以非婚性伙伴的群体将更大。[21]波斯纳为性观念的解放提供了经济学的解释,而福科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国家居民的蛋白质摄入量的突然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比宪法的变化或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要重要得多。”[22]
  在现代信息社会,寻找婚外性行为的信息成本大大降低。互联网的聊天室以及手机的“拇指文化”,使得性需求和性供给的信息交换成本几乎降为零。各大网站聊天室尤其是一些成人聊天室事实上成为“性息”的交流场。人们隐名埋姓地畅所欲言,性本能在网络环境下,恣意地张扬。市场经济大潮激起人们对世俗享乐的期待,而互联网则“为虎作伥”。在一次一次的“观念更新”过程中,神圣理想已经不再,浪漫情怀早已更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同张汝伦所言:“历史和先贤不再神圣,不再崇高,不再让自己感到惭愧和渺小。相反,谁都可以对在遥远的历史空间中闪烁的星辰轻蔑地摇摇头,甚至吐上一口嫉恨的口水”。[23]卢晓光在“破碎的世界”一文中形象地概括:“在这个世界上,传统不存在了,共识不存在了,底线不存在了,基础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社群中存在,一个团体中存在,一小撮人中存在,总之一句话:公共性不存在了。人与人之间即使有理解,也没有认同;即使有尊重,也没有赞同。”[24]
  伴随着传统道德观的解体,“性解放”不仅被议论着,而且被行动着。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新新一族”采取“反叛而无目的,排斥而无计划,拒绝而无憧憬”的生活方式。“拒绝传统价值,对未来又无憧憬”是新生代年青人的特征。[25]
  学校与学生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是学校认为学生发生性行为属于“道德败坏”,而学生和家长认为性行为是私人事务,属于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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