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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各种鉴定意见證據意義
【作者】 Ⅱ·Ⅱ·茨维德哥夫【分类】 司法鉴定学
【期刊年份】 1957年【期号】 6
【页码】 4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984    
  鉴定的意见是苏维埃刑事诉讼中的一种证据,它对揭发犯罪和认定案情有着重大意义。因此,应当向鉴定人的工作和他的意见提出一定的要求,以便保证正确地作出反映真实的结论。
  这些要求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鉴定人用演绎法进行研究时所引用的作为大前提的原理和材料,应当严格地符合建立在用事实现象检证过的苏维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例如。“犯罪对策学中的同一认定,只能依靠那些已为实践检验过的并且本身是有科学根据的材料。”[1]
  实践范畴造成我们认识相对性的这种情况,并不排斥作出反映真实结论的可能性。列宁说过“……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确证或驳倒人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同样是这样地‘不确定,以便不致使人底知识变成‘绝对’,可是同时它又是这样地确定,以便和一切各种各样的唯心论与不可知识进行无情的斗争。”[2]
  第二,在作出鉴定时用作小前提的案情,应当在客观上是真实的。
  第三,鉴定意见应当不遭反逻辑学上的思维规则,因为鉴定人的结论不但应当符合于案情,而且在推断形式上也必须是正确的。因而,每个鉴定定人在作出结论时必须理解:任何概念应当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的定义应当通过其它概念来表达,这样就能避免连反逻辑学上的同一性的规则。同样也不许对同一对象在同一时间、同一意义的同时加以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说,不能就同一事物,既说“是”,又说“否”,连反了逻辑学上的矛盾律,就会使鉴定人作出导致侦查员和审制员在工作上迷失方向的鉴定意见。
  就坦索夫省检察机关侦查的女教员E·H莎特罗奇被杀害一案来说,法医鉴定人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件自杀案,但同时他又声明说并不完全排斥被杀的可能性,假定有人出其不意地把莎特罗奇推入水中的话[3]。用不着说,鉴定人未确定地解决了被杀或自杀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鉴定意见(既是“是”,又是“否”),对本案的侦查和审判机关来说,当然没有任何一点价值,同时什么事也没有证明。
  在谈到矛盾律时,应当强调指出:逻辑学上禁止的不是辩证的矛盾,而是逻辑上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不是由客观实际情况中产生的,而是由于鉴定人本身思想的错误所引起。
  逻辑学上的排中律要求鉴定人对提出的问题作出完全旨定的答复。对于与盛定人研究的事变,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应当在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形式中作了结论,也就是说,或者“是”,或者“否”;或者大概“是”或者大概“吾”,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Tertium Nondatur)
  鉴定人的任何想法都应当有根据。根据应当是无条件的、真实的和充分的;也就是说,必须遵守充分根据的法则。对于犯罪对策学鉴定人来说,也必须遵守犯罪对策学鉴定的基本原则,例如犯罪对策学上的同一认定原则。在遵守上述要求的情况下,鉴定人的意见才可被侦查员和审判员认为是案件中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能够帮助解决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第320条提出的各项问题的。
  关于承认定人的结论是否符合一定的证据事实这一问题,是和鉴定意见在推断形式上应当是怎样的问题有着密切联系的;也就是说,它应不应是绝对的,还是也可能是非绝对的——盖然性的或附有条件的。
  革命以前的法学家和外国的刑法学家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鉴定不可能作出千真万确的绝对的结论。在他们看来,鉴定意见只能反映一定事实存在的某种程度的盖然性。这种观点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客观其实的不可知识在审判和侦查的鉴定领域内的反映罢了。
  苏维埃法学家虽然对此也有一些分歧,但却达到一个筑一的结论,认为鉴定的结论应当是根据千真万确的绝对性的推断形式作出的。同时,他们在援引了一系列的客观规律的情况后,也一致认为,作出绝对的、可靠的鉴定意见也不是永远能办得到的,在某些个别场合,也允许鉴定人作出盖然性的结论。例如维皮格教授写道:“苏稚埃鉴定的格言应当是使他们的鉴定意见具有可靠性……但是鉴定人并不是永远能作出千真万确的结论……,那时他只能把结论局限于某种程度的盖然性。”[4]P·A·拉洪诺夫同意维皮格教授关于鉴定意见的可靠性的意见,也认为鉴定人对提出的问题,并不永远可能作出肯定的答复。但拉洪诺夫认为盖然性的鉴定仅仅允许在极例外的场合出现,并且他绝对反对附条件的鉴定[2]。关于不可能在一却场合都作出绝对性鉴定意见这一问题,其他的作者们也曾提到过。
  至于说到实际工作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仅但承认绝对性的鉴定意见,并且错误认为鉴定人的绝对性结论保证了确定所研究的事宪的可靠性。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鉴定人的绝对性意见,由于他自己的确信,经常地只是从他本人的观点看来是真实的。
  可以举出下列情况作例子。在莫斯科——梁赞铁路库罗夫站的第一干线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经家属认出死者为安东尼·维地兴。把尸体剖验后,法医拉哥维作出了绝对性鉴定意见,认为维地兴是由于跨出了火车,掉在车轮下致死的。这个情况似乎是由所有的柔软的毛组织维的断裂和皱纹这一点来证明的。过一鉴定意见在后来并没有被证实,而证实的却是维地兴是被自己的邻居米特维机和他的母亲共同下手所勒死,并把维地兴的尸体抛置在铁路的道板上,以便使人设想,维地兴仿佛是由于某种原因被火车辗毙的。
  在前述例子中,尽管鉴定人的推断是绝对性的,但这个意见并不是可靠的。
  在另外一些塌台,鉴定人的绝对性结论也有值得怀疑的。例如对同一事实鉴定人却得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绝对性结论。因此,为了证实或否定两个结论中的一个,必须指定再作一次鉴定。这种情况在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时是经常遇到的。例如在列宁格勒省茶叶公司仓库员西连勃粱斯克窃盗各种商品一案中,就进行过两次会计鉴定。这两个鉴定人仔细地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得出了直接对立的结论。一个鉴定人绝对地断定,把其他多余的商品算在缺少的账上是可能的;另一个鉴定恰巧相反,他认为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这样算。[5]
  在这种场合,虽然每一个鉴定人都坚信自己的结论是无可争弁的,但是法院终于把其中的—个绝对性的鉴定意见推翻了,因为它不符合案情。
  可靠性比较大的是鉴定人在进行指纹鉴定时所作的绝对性的结论。但是,就在这里,鉴定人的绝对性推断也并不是永远能够保证结论的无可争弁性。
  在审判瓦尔契哥夫窃盗集中避行了指纹鉴定,鉴定的对象是为了明确瓦尔契哥夫和通辑中的孟特叔格是否同一个人。瓦尔契哥夫和孟特叔格(又叫皮洛沙夫)的指印都提供给鉴定人作为研究,并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指印是否同属于一个人的。
  鉴定人在他细研究和比较螺纹的个别特征的基础上得出了绝对性的结论,认定两种指模印出的手纹是同属于一个人的。但在苏联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时,对鉴定人这个绝对性的结论却发生了怀疑。因为在侦查中发现瓦尔契哥夫否认自己有罪,他并称,1947年由于窃盗嫌疑第一次被捕,同室中除他以外还有二人。其中一人对瓦尔契哥夫威胁地说:在传唤皮洛沙夫去捺指时,瓦尔契哥夫应离开房间去代替他。当时瓦尔契哥夫捺的指模就被附入皮洛沙夫的案卷中去。根据瓦尔契哥夫这个说法,皮洛沙夫案中的皮洛沙夫的指模就是由他代捺的。
  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在撒销刑原制决,把瓦尔契哥夫一案发回重新侦查审理时指出,指纹特定化只有在本人自捺指模的场合,才可认为是无可争弁的;在旁人代捺指模的场合,就不可靠了。
  由此看来,鉴定推断的绝对性还不能保证鉴定定意见的完全可靠。
  再来分析盖然性鉴定意见的意义。应当指出,这种意见是由于鉴定人对自已的结论的真实性缺乏坚决的确信时作出的。对这种意见采取否定态度,是因为过种盖然性无论达到怎样的高度,但对所研究的事实存在与否,终究是一种假定,并且本身就包含着错误的可能性。自然,可能性也并不就是现实性,事实上这个错误也许是不存在的。
  在列宁格勒省的“延尼”泥炭开采区失火一案中,为了查明失火的原因,乃指定消防技术专家进行鉴定。鉴定人的结论是,发生失火的最大可能性应稿定是由于第二工区的炉火没有熄灭。可以作为鉴定人这个结论的论证的,就是在前一晚上在同一地方亦会发生过泥炭燃烧,但已由当地消防队所扑灭。鉴定人这一盖然性的结论,后来被侦查和公判调查的全部材料所证实。[7]
  另外还有一件事实:1953年12月17日的晚间到18日,阿列克赛夫和其他的人从诺夫哥罗德省玛罗维歇区医院的会计处窃盗了货币。罪犯撬开了玻璃窗框,爬进医院,用“模型”和鎚子打开钱箱,窃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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