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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对一个伤亡事故案件的分析
【作者】 冯吉扔【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57年【期号】 4
【页码】 67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997    
  一、案情简介。事故发生后的几种不同意见。
  去年十月,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发生了这样的一件死亡事故案件,案情大致如下:
  北京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一工区装修工段,在十月四日开始拆除一项五层楼上的挑担架子。工段技术主任王继龙事先召集八名架子工开会,决定在拆除的时候,在工作地点下面支搭五个围栏,围栏内不许外人进入,上面拆除的材料就向围栏内投掷,再由壮工将材料搬出整理。规定在投掷料时,架子工要问下面有人没有,下面的壮工要回答“有”或“没有”。架子工听了“没有”,才能投掷。这个力法经工区安全技术组审核同意之后,便开工了。开工后的第七天下午,工人赵瑞林在上面问了一声,没有听到答话,以为底下无人,随即扔下一块脚手板,不幸落到工人许忠祥的头上,负伤身死。[1]
  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在分析处理这一事故案件的责任时,发生了不同的意见。
  北京市检察院认为工段技术主任王继龙对于这次事故没有直接责任,不受刑事处分。但他没有按规定办事,有一定的间接责任,建议给以行政处分。工人赵瑞林没有严格执行上呼下应制度,是这次死亡事故的直捿责任者,应受刑事处分。
  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和建筑工会北京市委员会以及其它一些同志则认为技术主任王继龙应注负造成这次伤亡事故的刑事责任。他们的论点是:(1)上呼下应制度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办法,存在着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种违反安全技术规程的错误措施是发生事故的根本原因(建筑安装安全技术规程第一百条规定:在高处进行拆除工程,要设置流放槽……禁止向下抛掷)。(2)架子工赵瑞林在执行错误的上呼下应制度中虽有过失,伹因他处于被领导地位,是执行命令的人,没有权力从权本上解决这个错误办法的危险性,因而只能负次要责任,主要责任应由违章作业的技术主任王继龙负责。(3)王继龙故意违反安全法规,造成伤人致死的重大事故,应构成妨害公共安全罪。(4)如果不追查技术主任的刑事责任,就是轻重倒置,这样既不能教育工人和领导,接受教训,改进工作,防止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也不能维护国家劳动法规的尊严,使国家颁布的劳动保护法规彻底贯澈执行。[2]
  二、行为和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是行为人负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上呼下应制度与职工许忠祥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 许忠祥的死亡是由赵瑞林违反上呼下应制度的行为所造成。
  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来研究,工会方面的意见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我认为要追查造成这一伤亡事故的刑事责任,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运用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关系的原理来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论证,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离开刑法科学中的因果律,笼统地从什么“根本原因”去寻求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那是得不到正确的答案的。
  那种认为:在高空实行上呼下应的投掷办法,存在着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因而便要王继龙负刑事责任的论点,就是把刑法科学中国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混淆起来。这是十分错误的。
  刑法科学中关于因果关系的原理,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学说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认为:因果关系是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产生另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种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被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前者(原因)与后者(结果)之间有着合乎规律的必然联系。把哲学上这一因果律运用到刑法科学上来,就是人的某一行为必然合乎规律地产生这一结果时,才能认为这一行为与危害社会的桔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必然性乃是刑法科学中衡量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的标准。可能性则不同,它仅是必然性的一个必要前提。二者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同的。苏联法学家基尔格叶娃在阐述可能性与必然性的区别时说:“必然性的概念认为,实际可能性是一个先决条件。只有当事先已造成发生后果的实际可能性时,在具备某些条件下,这种后果才必然地产生出来,但是实际可能性的范畴与必然性的范畴不同,它的特点就是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因为可能性毕竟还不是现实。”[3]这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区别与联系,正确地分析田果关系是有帮助的。
  我认为:当我们说某一行为具有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可能性时,仅是指这一行为与发生危害社会的桔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条件,并不等于说这一行为与危害社会的结果之间已经发生了因果关系。因为可能性毕竟还不是现实,当这种可能性在向现实合乎规律地传变的过程中,是可能被另一行为把它加以切断、中止,而由另一行为把它变成现实的。譬如:甲殴打乙,乙受重伤,有死亡的可能。在医治中,医生丙错开药方,致乙服药后中毒死亡。甲的行为虽然有造成乙死亡的可能性,但当这种可能性尚未转变成现实时,已由丙的行为加以割断,而由丙的行为导致了乙的死亡。可见甲殴伤乙的行为,仅是造成乙死亡的一个条件,并无因果关系,因而决不能得出“乙被丙毒死的‘根本原因’是由甲的伤害行为,甲应负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的结论。
  本案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上呼下应”制度的规定:在投扔材料时,架子工要问下面有人没有,下面壮工要回答“有”或“没有”,架子工听了“没有”才能投扔。这一规定是该区工人,特别是架子工人应该严格执行的劳动纪律。但赵瑞林却违反了这项纪律。由此,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所谓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的上呼下应制度尚未必然合乎规律地变成现实时,已由赵违反这一规定,乱扔脚手权的行为所切断,并由这一行为合乎规律地导致了壮工许的死亡。从因果关系来分析,赵瑞林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与许忠群的死亡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赵瑞林这一行为不仅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而且是具有决定性的原因。而王继龙所制订的上呼下应制度与许忠祥的死亡是没有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王不能为赵的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代负刑事责任。
  无可否认,“上呼下应”制度的不科学以及王继龙违反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程第一百条的规定,未设置流放槽等与工人许忠祥的死亡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从整个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上呼下应”制度仅仅是造成许死亡的一个条件,而不是起决定性的原因。假如因为它与许的死亡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它有造成伤亡事故的可能性,就把这些当作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要制订这项制度的王继龙对许忠祥的死亡负刑事责任,那就会掉进资产阶级的“条件即原因论”的泥坑中去。按照这个“理论”推论下去。赵的工作介绍入,死者许的工作介绍人和建造五层大楼的业主,都将因他们的行为是造成许死亡的一个条件,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而负刑事责任了。这种逻辑是说不过去的。
  只有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如苏联有过这样的事故案件;舰长马耶夫斯基错误地、毫无根据地决定移转佐夫为第三领航员后,因违反劳动纪律,使第五十六号曳纲渔船在海中失事。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定;船长马耶夫斯基决定科特佐夫为第三领航员的行为和所发生的事故之间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因为事故的发生是由科特佐夫严重地违反劳动纪律的桔果,它与马耶夫斯基所提出的录用意见,没有任何联系。[4]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正购的。如果按照“根本原因论”的理论逻辑来分析,舰长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务的行为就是造成渔船失事的“根本原因”而予以治罪了。由此可见,我们要判断某一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必须对整个事故的发生过程进行深刻的分析,才能抆出发生事故的真正原因,使案件获得正确的处理。
  三、赵瑞林违反上呼下应制度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有过失的,应该过失伤人致死的刑事责任,但可从经处理。主张王继龙应负妨害公共秩序罪的意见,是十分错误的。
  主张技术主任王继龙应负刑事责任的另一个理由是:工人赵瑞林在执行错误决定不虽然也有过失,但因他处于被领导地位,是执行命令的人,他没有权力从根本上解除这个错误办法的危险,因此,王继龙仍应负主要刑事责任,这种说法显然也是自相矛盾。我们既然认这次事故是由赵瑞林违反上呼下应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那么,就不能再不分皂白地说赵瑞林无权从根本上解除这个错误办法的危险性。因为只有在执行错误决定的工人即无故意也无过失的情况下,确实由于上呼下应制度本身的毛病而造成事故时,才能说赵瑞林无权根本解除这一错误办法的危险性,而免除其刑事责任。但本案的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开工后的六天中由于架子工赵瑞林严格遵守了上呼下应制度,因此,并没有发生任何伤亡事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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