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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我国刑法中的“死缓”和无期徒刑是符合大道主义原则的
【作者】 高舫【分类】 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57年【期号】 6
【页码】 4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4987    
  在我国即将定的刑法中,是否应当继续采用“死缓”和无期徒刑的问题,近来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的主张继续采用“死缓”,废除无期徒刑,有的主张继续采用无期徒刑,废除死“缓”;有的主张“死缓”和无期徒刑都继续采用;有的主张“死缓”和无期徒刑都废除。在“政法研究”刊登的几篇文章中,差不多是把讨论中的各种主要论点都反映出来了。这个讨论对刑事立法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都是有益的。但是在讨论中,有些同志为了阐明自己的论点,而将我国的“死缓”和无期徒刑说成是不符合人道主义原则的刑罚制度,这就使人难以理解了。
  研究我国的刑罚问题,首先必须从我国刑罚的本质上加以考察。我国适用的刑罚,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适用的刑罚本质是不同的。在剥削阶级国家中,刑罚是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里用以镇压被剥削群众的工具,而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刑罚则是维护民利益、镇压反动活动的工具。我国的刑罚是为改造社会主义、改造人类的傽大事业服务的,因而它不象剥削阶级国家的刑罚那样具有惩办主义与报复主义的性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残酷性。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不但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而且是为了教育改造犯罪分子,预防犯罪和消灭犯罪。
  我们一贯反对给犯罪分子带来过分痛苦的残酷刑罚,反对采用肉刑。为了有力地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保障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虽然必须采用死刑,但是在适用死刑上我们是特别瑾慎的。
  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方针。正如罗瑞卿同志所说的:“党中央历来坚持,捕反革命分子必须瑾慎,杀反革命分子尤其必须谨慎。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规定了:……凡是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一律不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而在反革命疯狂破坏遭受严重打击以后,就立即坚持了更要少捕、少杀的方针。(“我国肃反斗争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80号,第88页)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新的斗争情况,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方针。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说“今后对于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因为反革命残余力量已经日益缩小和分化,对于反革命分子应当进一步实行宽大政策。除极少数罪大恶极、引起人民公愤的犯罪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其余犯罪应当一律免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的待遇,尽可能把他们教育成为善良的劳动者。” 我国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所采用的“死缓”和无期徒刑,是有利于实现尽量少杀的方针的。从新中国建立初年开始,我国就采用着无期徒刑,做为死刑与有期徒刑的中间阶梯,对那些罪恶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适用。我国刑罚制度中有无期徒刑这个阶梯,若与没有这个阶梯相比较,无疑是会减少适用死刑的。在1951年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揭发出来相当数量的罪大恶极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由于他们一贯与人民为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高度憎恨,一致要求严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尽量少杀,创造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制度,给予那些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但是还没达到最严重程度的反革命分子以最后悔改的机舍。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这一行之有效的“死缓”制度即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保留了下来,并且也逐渐适用于其他严重犯罪,在罪该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中,最后挽救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性命。
  “死缓”和无期徒刑在我国同犯罪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那些罪恶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偏轻但又不是必须杀掉的犯罪分子,判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既能够平息民愤和有效地发生警戒作用,又能够展量少杀人,争取更多的改造罪犯。几年来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经过劳动改造之后,许多人都有了悔改,立功的表现,从而得到了减刑的宽大处理。据沈阳市监狱1955年的统计,“死缓”期满的×××个犯罪分子中,因有悔改、立功表现而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有98%人,因没有悔改,立功表现但也没有抗拒改造而宣布再缓一年的一人,只有一人园抗拒改造执行了死刑。另据北京市监狱的统计,几年来共收押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余人,大都因有悔改,立功表现被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执行死刑的也只有一人。各地几年来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经过一定期问的劳动改造之后,获得减刑的是大多数,没有获得减刑的是少数。这些情况都说明,我们对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尽量加以改造,是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的。将这些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我们对于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在能够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留下他的性命,并尽量把他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呢?在我看来这是无须争议的。
  但是有些同志认为,既然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事后大都得判减刑,就说明原来对他们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是没有必要的,因而得出结论说,“死缓”和无期徒刑并不能起到少杀人的作用,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是对犯罪分子不必要的适用重刑,是不人道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虽然在判刑的总人数中占的比例是不大的,但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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