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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
“错误”的问题域
【副标题】 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为例
【英文标题】 Issues on Error in Justinian''s Institutes
【作者】 赵毅【作者单位】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分类】 法律教育【中文关键词】 法学阶梯事实错误实质性错误法律错误
【英文关键词】 Justinian's Institutes, Error in fact, Error in essentia, Error in law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2012年卷)
【总期号】 总第二十辑【页码】 298
【摘要】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包含了民法几乎所有的问题域,“错误”制度也不例外。在事实错误中,实质性错误作为不可原谅的错误逐渐脱离而独立,成为后世学者四分法的基础,而非实质性错误都是可原谅的错误,需逐案加以确定,但在相当程度上被后世学者忽略了。法律错误亦并非都不可原谅,这对“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的法谚提出了挑战。错误既作为立法技术手段,也作为政策性工具得到了广泛使用,包含了比四分法更广泛的问题域,反映了民法抽象化过程带来的问题。

【英文摘要】

Justinian’s Institutes include nearly all issues of civil law, and the problem of error is not an exception. In error in fact, error in essentia as inexcusable error gradually secedes from it and becomes independent, forming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four. part. division, while non. essential error as excusable error needs to be confirmed through every cases, which is overlook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o a large extent. Also, not all error in law is inexcusable error, hence challenging the maxim of 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Error is used both as a legislative tool and as a policy, containing a wider issue of discussion than the theory of four. part. division and reflecting the problem brought by the abstract of civil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4314    
  一、缘起
  民法中的“错误”问题是民法诸问题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诚然,没有对问题域的把握,无法起草一部民法典。[1]中国大陆现在正处于制定民法典的前夜,但是,相比于学界对民法分则部分(尤以侵权法、物权法为甚)研究之繁荣,对作为民法总则核心部分的法律行为基础理论之研究却少有人问津。[2]再具体到作为意思表示核心之错误制度,显然中国民法学界现有之研究成果远未令人满意,在论题选择上,追求宏大叙事而缺乏精细探索;[3]在理论来源上,以德、日民法为主要借鉴对象;[4]在研究方法上,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已然成为主流甚至有逐渐赶超我们最初学习的台湾民法学界之势。[5]可以说,中文世界几乎没有对该制度源流探寻之作,而至于其在罗马法原始文本中所呈之本来面貌,更是知者寥寥。[6]有人认为,“法教义学是民法学的核心部分,而法律史却处于边缘地位”[7]。可是如果对罗马法的母国意大利之民法研究状况有一个了解的话,上述结论和本文之“缘起”将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根据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高级学院《杂志》网站的统计,20世纪以来意大利学者对罗马法错误理论的研究仅专著就达到29篇。[8]所以,在对错误制度的研究中,如果也关注一下罗马法,至少可以进入一个在萨维尼意思理论尚未建立起来的历史背景里,欣赏有着高度法学技巧的罗马法学家如何理解并处理这样一个深存于“内心”的问题,也许能为今日之立法获得些许不一样的启发。
  必须指出的是,从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创立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这段纵贯2000余年时间内所出现的法律文献都可以被称为罗马法,但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是优士丁尼皇帝在公元6世纪编纂的《市民法大全》,其又分为《法学阶梯》、《学说汇纂》、《法典》、《新律》四个部分。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均将罗马法中的“错误”分为身份错误(error in persona)、行为性质的错误(error in negotio)、标的物错误(error in corpore)和本质错误(error in substantia)四种类型并以此展开研究。[9]这种四分法后来也在许多现代立法中成为划分错误类型的基础,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均有学者支持这种四分法,如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彭梵得[10]、德国民法学家维尔纳·弗卢梅(Werner Flume)[11]、法国学者F.德·泽洛埃达(F.De.Zulueta)[12]、美国法学家埃得文·科尔文·麦克基(Edwin Corwin Mckeag)[13]等。更新近的一些著作则对传统的四分法思路有所改进,如瑞士学者让·菲利普·迪南(Jean-Philippe Dunand)和帕斯卡尔·皮邵那日(Pascal Pichonnaz)所纂《罗马法词典》即在上述四分的基础上增加了“数量错误”(error in quantitate),[14] 而凯瑟琳·麦克米兰(Catharine MacMillan)在最近出版的《合同法中的错误》一书中,将罗马法的各种错误类型只总结成了三种,即:(1)身份错误(Error in persona);(2)价金错误(Error in pretio);(3)物的错误(Mistake as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ract)。同时,在“物的错误”名目下,又包含了名称错误(error in nomine)、品质错误(error in quantitate)、标的物错误(error in corpore)和本质错误(error in substantia)。[15]有中国学者甚至进行了七分,即行为性质错误、当事人错误、标的物错误、物质属性错误、品质错误、数量错误、原因错误。[16]可以说,无论是五分法、三分法还是七分法的改进,实质上都没有逃脱四分法的影子,只不过是对同样材料的不同排列组合罢了。通过这些分类导致的罗马法错误制度的类型化构成了对罗马法错误理论研究的主流。但这种思考方式都是从契约的角度出发的,饶有趣味的是,早在19世纪末,即有学者脱离过这种思路,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威希特(W?chter)和布农斯(Bruns)基于一桩涉及取得时效的案件从“可原谅的错误”与“不可原谅的错误”角度分析罗马法中的错误问题,并直接导致了一场著名论战的发生。[17]为此,彭梵得(Bonfante)专门撰文对这场论战进行了总结,并对诚信领域涉及的错误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18]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影响到主流观点,以至于到今天,大部分学者在看这个问题时仍然沿袭的是传统以四分法为基础的老路,于是在这些千篇一律对罗马法错误制度进行的分类中,绝少能够发现有大陆法系学者试图脱离契约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打开任何一本罗马法原始文献都可以发现罗马法关于错误制度的规定完全不限于此,仅用篇幅有限的作为一本罗马法入门教科书的《法学阶梯》为例即可证明。优士丁尼用一部《法学阶梯》包含了民法几乎所有的“问题域”,错误制度也不例外。通过对该书拉丁文本以“error”(包括其变位和变格形式“errore”、“errorem”,“erraverit”)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该词共出现14次,除去重复和没有意义之处,共出现于以下11个片段:I.1,14,1、I.2,6,11、I.2,20,25、I.2,20,29、I.3,14,1、I.3,27,6、I.3,27,7、I.4,2,1、I.4,6,33、I.4,6,35、I.4,13,1。[19]另外,I.2,20,30与I.2,20,31中的“falsa”也显然是作为“error”的形容词在使用。[20]至于在内容上涉及该问题的片段就更多了。这些片段所包含的理论与实践显然无法为上述四分法的理论体系所囊括,这不能不说是对主流观点将其采纳并承袭如此之久的一个讽刺。这些众多的关于“错误”问题的精彩片段已然可能成为一个散见于各题却具备了建构价值的理论。利用esegesi的方法,[21]本文将对这些片段进行整理,当然,也需说明的是,本文之目的并非将罗马法错误理论进行一个重新建构或者对其进行新的类型化分类,这样的工作将远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纳的,但对相关片段的整理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整理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发掘出该制度所蕴含的“问题域”,而提出问题往往也预示着对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进行可能性探寻,这远远比建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有价值得多。
  二、事实错误的肇始
  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并没有对错误问题进行一个诸如“法律错误”、“事实错误”的明确分类,但很难说罗马法学家没有具备这方面的意识。如果某人从一个被监护人手中取得某物,他知道该被监护人的年龄,但他认为这个人有可以无需授权而转让财产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与他错误地相信被监护人适龄是完全不同的。[22]毫无疑问,前者是法律错误,而后者是事实错误。可以看出,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之界分并无丝毫困难。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的I.2,6,4与I.2,6,5两个片段即反映了对这两种不同类别错误进行区分的意识,[23]而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题和《法典》第1卷第18题中,立法者则有了更多的篇幅清楚论述这两种错误的不同。[24]这里首先看事实错误。
  (一)事实错误的立法史
  I.2,6,14。神君马尔库斯的一个告示规定:从皇库买得他人之物的人,如果出售过去了5年,可借助于抗辩对抗物之所有人。而神念的芝诺的敕令为了出售、赠予或其他名目从皇库收受某物的人之利益,正确地规定:他们确实立即处于有保障的地位,并且不论他们被诉还是起诉,都是胜诉人。而在4年内,允许对被转让的物享有所有权或抵押权,认为自己可利用某些诉权的人对极神圣的皇库起诉。而朕最近发布的一个神圣的敕令,也就从朕的或从可敬的奥古斯塔的家人收受了某物的人,作了包括在前述之芝诺敕令中的就皇库之转让所作的规定。
  本片段反映了不同立法者对同一个事实错误问题基于不同的政策性考量进行的不同立法规定,这是罗马法中少有的反映错误理论历史变迁的文献。
  公元2世纪的马尔库斯皇帝时代,皇库不因基于自身对标的物误认为自己所有而卖予他人的错误付出代价。买受人可以通过一定时效取得标的物,而由标的物原所有人承担不利后果。而到了公元5世纪芝诺皇帝的时代,皇库的地位因出于该错误的标的物可以被原所有人或者买受人起诉追夺而降低,而标的物原所有人和取得人的利益均受到了保障。及至公元6世纪之优士丁尼时代,基于受领人更多的是宗教机构的缘由,优士丁尼出于公益目的,使他们免受追夺之忧,交易风险甚至用自己和皇后的私产承担。[25]
  综观在本片段中涉及的关于错误的立法史,虽然并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还原该问题的原貌,但至少可以给我们透露出以下两个信息:第一,对于错误的立法反映了统治者非常鲜明的政策性考量,是统治者据之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第二,立法者总是在使错误无效与有效之间徘徊,从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性的角度出发,不愿意承认错误之可救济性,但历史的趋势不容逆转,承认错误之存在——并进行有效补救将更为有利于实现正义,并成为一种巩固统治的手段。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事实错误具有“可原谅”与“不可原谅”之差别的原因,这种差别是掌握在立法者手中,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存在的。
  (二)事实错误与诚信
  根据学者研究,诚信可以分为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适用于物权关系的主观诚信即认识错误。[26]这些错误普遍地存在于罗马规制取得时效、添附、孳息等的立法中。
  1.有利于作为错误方的诚信占有人的处理
  I.3,28,1。同样,通过你们诚信占有人的自由人和他人的奴隶为你们取得债,但只限于两种情况,换言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某物的情况;或以你们的财产为手段获得的情况。
  I.2,9,4。……就你们诚信占有的人,不论他是自由人还是他人的奴隶,同样决定:因为就用益权人已经作出的决定,同样适用于诚信占有人……
  I.2,1,35。如果某人从他相信为所有人的非所有人诚信地购买了土地,或根据赠予或其他正当的原因,同样是诚信地接受了土地,已根据自然理性作出决定:他取得的孳息为他所有,以报偿其耕作和照料。因此,如果后来土地所有人突然出现并要求归还土地,他不能就诚信取得人已消费的孳息起诉。但对知情地占有他人土地的人,不给予同样的待遇。因此,他将被迫连同土地返还哪怕是已消费的孳息。
  I.2,1,30。相反,如果某人在他人的土地上用自己的材料建造家屋,家屋成为土地所有人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材料所有人丧失其所有权,因为他被认为已同意作了转让,当然,这要以他不是不知自己是在他人之土地上为建筑为条件。因此,就算家屋被毁坏,他也不能要求返还材料。当然,这一点是明确的:如果建造者处于占有中,土地所有人要求家屋归其所有,也不偿付材料的价金和工人的工资,可以借助于恶意诈欺的抗辩驳倒他,如果建造人是诚信占有人,尤其如此。事实上,如果他知道土地属于他人,可把冒失地在他认为是他人的土地上为建筑的过错归之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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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2,1,32。由此看来,在土地中生根的苗木添附于土地,同理,被播下的小麦也被认为添附于土地。况且,正如在他人土地上为建筑的人如果被所有人要求房屋,他可以根据朕之所述,以恶意诈欺的抗辩保护自己一样,诚信地以自己的费用在他人之土地上播种的人,可通过这同一种抗辩的帮助受到保护。
  I.3,28,1和I.2,9,4这两个片段论述的内容相同,对于基于事实错误而诚信地占有自由人和他人奴隶获得财产的情况,作出了有利于诚信占有人的规定。I.2,1,35提到基于错误的诚信占有人可以取得孳息,但这种孳息不是绝对的,而是“在错误被发现之前已被消费的那部分”[27]。I.2,1,30认为,基于事实错误在他人土地上用自己材料建造家屋的建造人是诚信占有人,可以要求土地所有人偿付材料价金和工人工资。I.2,1,32的处理与此完全相似,“诚信地以自己的费用在他人之土地上播种的人”即是基于错误从无处分权之人手里购买土地之人,在遭到真正所有人追夺的情况下,亦可取得种子价金和工人工资。故而,基于“诚信”而发生事实错误认识之人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
  另外,这种对于诚信占有人之保护还体现于片段I.2,1,33和I.2,1,34。在I.2,1,33中,基于事实认识错误而诚信取得纸张书写的“作家”可以要求“稿费”;而根据I.2,1,34,画家出于事实认识错误诚信占有画板,可以取得画板的所有权,只需向木板所有人支付木板的价金即可。这样,因为诚信与错误的关联,用现代的话来说,第一个片段中发生错误的作家获得了请求著作权的利益,而后一片断中发生错误的画家取得了画板所有权的利益。
  2.有利于作为错误相对方的诚信受让人的处理
  I.2,6,4。……事实上,如果继承人认为被借给、租给或者寄托在死者处的物是遗产,把它出卖、赠与或以嫁资的名义给付于诚信收受人,无疑,收受人可以时效取得,因为该物并未发生盗窃的缺陷,因为无论如何,诚信地把它当作自己的物转让的继承人,并未实施盗窃。
  I.2,6,6。也可以其他方式发生某人将他人之物转让给另一人而无盗窃的缺陷,产生占有人以时效取得之效果的情况。
  在第一个片段中,诚信受让人可以获得作为继承人的转让人基于事实错误而转让的他人财产。而第二个片段对于处于事实错误导致交付属于他人之物的情形,规定了该错误并不阻止受让人通过时效取得物。在这两个片段中,作为事实错误向对方的受让人均通过诚信获得了可以通过时效取得物的所有权的利益。
  以上这些片段都体现出诚信观念与错误理论的交错,错误问题通过主观诚信的中介首先在物权关系中成为分配利益与正义的工具。同时,这些基于诚信的事实认识错误都可以看成是可以原谅的,故而,诚信当事人的利益受到了保障。同时需要明确的是,这些于物权关系中发生的错误并没有后来的错误理论总是强调的对“合意”缺乏的要求,因为最初的罗马法还并没有对契约与意思主义具有如同现在这个时代般看重,契约的理论只是在物权关系已经发展完善以后随着形式主义的衰落才逐渐兴起的,故这里的错误都是在物权关系中发生的错误,并非由双方同时发起的,而只存在于其中一方的对事实(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对法律)之有限认识中。
  (三)事实错误与意思主义
  如前所述,罗马法在物权关系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阶段以后,对债或者契约的关注开始日益增多,契约中的错误理论也开始萌芽。这是伴随着共和晚期罗马公地的私有化完成,罗马历史上商业时代的到来,罗马法的重心由物权法向契约法转移,意思主义日渐取代形式主义的时代逐渐开启的。[28]但是,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发生的,兼具财产性质和人身性质的继承法律规范也许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法学阶梯》第二卷第20题紧接着本卷前面几题已经论述了的物权关系中发生事实错误的内容,继续探讨了通过遗赠取得物时发生事实错误的问题。从以下三个紧密相连的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意思主义的强调。
  I.2,20,29。如果遗嘱人就受遗赠人的名、姓、族名发生错误,如果他指的是谁很清楚,遗赠仍然有效。同样的规则也正当地适用于继承人。因为名字被认为用来指称人,如果能以其他任何方式认出人,它就毫不重要。
  I.2,20,30。与此相近的是遗赠不因错误而消灭的法律规则。例如如果某人这样作出遗嘱:“吾给予并遗赠吾之家生奴隶斯提古”,事实上,就算他不是家生奴隶,而是买来的,但如果指的是哪个奴隶很清楚,遗赠有效。相应的,如果他这样描述:“吾将从塞尤斯购得之奴隶斯提古”,而他是从其他人购得的,如果指的是哪个奴隶很清楚,遗赠有效。 
  I.2,20,31。原因的错误不损害遗赠,更有道理。例如在某人这样说的情况下:“蒂丘斯,由于他于吾不在期间照管了吾之事务,吾给予并遗赠斯提古予他”,或这样:“蒂丘斯,因为其辩护,吾被免于受死罪控告,吾给予并遗赠斯提古予他”,就算是事实上蒂丘斯从未经管过遗嘱人的事务,也未由于其辩护使遗嘱人免罪,但遗赠有效。但如果附条件地表述原因,法律是另样的,例如以这种方式:“蒂丘斯,如果他照管了吾之事务,吾给予并遗赠他土地”。
  片段I.2,20,29对于遗嘱可能发生的形式上的错误采取了意思优先的处理,错误不阻碍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无疑是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一个例证。I.2,20,30同样贯彻意思主义优先的原则,对于遗赠过程中对遗赠客体之背景描述发生的错误用语作可原谅的错误处理,这种错误亦不阻碍法律行为的效力。接下来的I.2,20,31这个片段同样对意思起优先的照顾作用,对于遗赠原因描述的错误并不损害遗赠的法律行为发生效力。但如果遗赠的原因是通过条件表述时,则错误成为了不可原谅的错误,这种错误阻却了遗赠发生效力。总之,在遗赠法的这几个片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立法者采取的鼓励遗赠生效的价值指向。但是,最后一个片段开始向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话题,错误并不总是可以原谅,那么,如果说物权关系和遗赠关系这种与物的取得相关的法律规范中立法者更倾向于使错误可以原谅,不可原谅的错误主要出现在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呢?同时,可原谅的错误和不可原谅的错误分界线在哪里?
  三、实质性错误从事实错误的独立
  正如前引片段体现的那样,并非所有的事实错误都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只有不可原谅的错误——许多现代罗马法学者所称谓的“实质性错误”[29]——才会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影响。然而,对于哪些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而哪些错误又是不可原谅的,罗马法学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探讨过程,其间也发生过不同意见。[30]但到优士丁尼编纂《法学阶梯》的时候,这两种错误的分野以及实质性错误从事实错误的独立已经跃然而出。
  (一)“可原谅的错误”与“不可原谅错误”的分野
  1.可原谅的错误
  I.4,6,33。如果原告要求多于他应得的履行,其权利不会得到承认,换言之,他将败诉,裁判官为他完全恢复原状,亦非易事,除非他不满25岁。事实上,如同这些人在其他情况下,通过调查案件事实可得到帮助一样,如果他们由于年轻犯了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通常得到帮助。当然,如果发生可原谅的错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甚至很稳重的人也会受骗,满了25岁的人也会得到帮助。例如,如果某人要求全部的遗赠物,后来接着公开了小遗嘱,其中或取消了部分遗嘱,或把一些遗赠物给予了某些其他人,因此,要求人被认为作了超过9/12的要求,因此要根据《法尔其丢斯法》减少遗赠额。
  在本段中,可原谅的错误得到了定义,即“甚至很稳重的人也会受骗”的错误,因而对于该错误,当事人尽常人所注意的义务亦不可避免,故并不需因错误而承担过多责任。以这样的标准来看,以下两个片段中出现的错误也均是可原谅的错误:
  I.2,15,4。如果某人指定他认为是家父的他人奴隶为继承人,并在他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下,指定梅维尤斯为其替补继承人,而该奴隶根据主人的命令接受了遗产,梅维尤斯被允许得到一半。事实上,“在他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下”一语,在遗嘱人确实知道他为受制于人权力的人时,应这样理解:如果他自己不能成为继承人,也不导致他人成为继承人。但在他被认为是家父时,此语指:“如果他不能为自己或为尔后他将受制于其权力的人取得遗产”。这是凯撒提贝流斯就其奴隶巴尔特纽斯决定的。
  I.2,20,11。如果某人把他自己的物当作他人的遗赠,遗赠有效。事实上,事实比意见有更大的效力。但即使他认为物是受遗赠人的,遗赠显然有效,因为死者的愿望可以实现。
  在前一个片段中,身份错误不会严格地使法律行为无效。误认奴隶为自由人并非致命的错误,因为奴隶具有消极的遗嘱能力。这个片段同样体现了将错误作为法律调整工具的鲜明的政策性立法倾向,受遗赠的奴隶及其主人的信赖利益受到了保护,但错误者也应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失去一半财产。后一片段也是如此,对标的物的认识错误不影响遗赠的效力,因为这个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补救。可见,这个片段仍然是政策性的,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了兼顾各方利益的处理。
  2.不可原谅的错误
  I.2,6,11。然而,由原因的虚假导致的错误,不引起取得时效。例如,某人在未购买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已作了购买而占有的情况;或在未对他作赠予的情况下,他好像根据赠予而占有的情况。
  本片段所涉及的原因之错误成为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所界定的极其重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之一,犯错误之人要承受错误带来的不利益。在3世纪戴克里先皇帝的法律中,我们即可以看到这种对名义(titulus)或者原因(causa)的强调:如果没有正当名义,占有将无法导致取得时效。[31]然而,本片段与前面所列的I.2,6,4、I.2,6,6、I.2,6,14三片段均处于第二卷第六题“取得时效与长期占有”目下,为何却作出了与后三者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尽管罗马法学家对此也有争论,以至于内拉蒂、阿富里坎、尤里安是将其作为可原谅的错误处理的,[32]但优士丁尼显然更为同意乌尔比安和保罗的看法,如果结合I.4,6,33显然更为容易理解——一个“稳重之人”是不会犯那种将自己未购买之物当作已为购买而占有的错误的!E·R·胡姆福瑞斯(E. R. Humphreys)也显然是朝着这个路径解释的,他认为,如果这只是一个他一个人不知道的情况,显然这是可原谅的错误,他会受到保护。[33]换言之,如果“所有人皆知唯你不知”,则显然无法宽恕。
  从“可原谅的错误”和“不可原谅的错误”之分野开始,对事实的认识错误显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之前的错误我们也可以用“不知”来代替的话,这里,错误开始与不知逐渐分离。彭梵得即认为,错误是对某一事物或标的的不真实认识,不知则是对认识的缺乏。因为更经常诱使人采取行动的是对事物的不真实认识,故而在法律行为中人们更多提到的是错误而非不知。[34]随着理论家们对适法行为的意思瑕疵错误的日趋成熟的总结,这样的一些不可原谅之错误因为触及到对整个法律行为或其构成要件产生无可挽回的影响而成为实质性错误。罗马法学家——尤其是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中对此作了更为完善的概括,[35]但《法学阶梯》中对此的讨论也是相当广泛的。
  (二)实质性错误的独立与类型化尝试
  实质性错误都是不可原谅的错误,逻辑上也属于事实错误的一种,与可原谅的错误相对。因为并非所有的事实错误都会导致法律行为的无效,而原则上只有实质性的错误才对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响,故而实质性错误也被作为妨碍性错误(errore ostativo,或译为障碍性错误)看成当事人因错误使得意思表示完全背离了实际意愿的情形。[36]优士丁尼在《法学阶梯》中主要讨论了人身错误和标的物错误这两种实质性错误,在《学说汇纂》中则补充讨论了另两类(即行为性质的错误和本质错误),[37]它们是后世学者开启四分法思路的基础。
  1.人身错误北大法宝
  I.1,14,1。但可以遗嘱附自由权地正当地指定自己的奴隶为监护人。但必须知道,未被给予自由权而被指定为监护人的奴隶,被认为也已默示地接受了直接的自由权,由此他成为正当的监护人。显然,如果由于错误,他作为自由人被指定为监护人,必须说另外的话。而以遗嘱无条件地指定他人的奴隶为监护人,无效。但以“当他将来成为自由人时”的词句指定,有效。而自己的奴隶被以这样的方式指定为监护人,无效。
  本片段涉及的错误与人身关系的法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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