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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儒、法、道兼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吏治经验
【英文标题】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Legalism and Taoism
【英文副标题】 the Practice of Che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作者】 孙季萍【作者单位】 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吏治;儒家;法家;道家
【英文关键词】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che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confucianism;legalism;taoism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11
【页码】 47
【摘要】

吏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重要课题,儒、法、道各家理论对这一问题都有论述。以儒家“伦理学”思路为本,以法家“制度化”措施为用,以道家“无为”的形上哲学为指导,儒、法、道各家理论调和兼融,构建立体的权力监督防范网络,是中国古代吏治的有效经验,值得借鉴。

【英文摘要】

How to check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alway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And Confucianism,Legalism and Taoism all have their own ideas about this topic. An omnibearing network of power supervision and prevention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Legalism and Taoism,which wa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Confucian“ethics” thought,and cooperated with Legalist“institutionalization” measures and Taoist“doing-nothing” metaphysics. Such a network of effectively check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a fruitful practice and is worthy of referen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7286    
  
  传统中国吏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周时期,已可见相关理论论述及初步的制度尝试。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吏治问题的重要性愈显突出,应时而生的诸子百家对这一重大政治法律课题多有涉及:儒家相信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的自我约束,提出以道德的力量实现对权力的规制;法家以法为尚,强调君主运用法律手段控制驾驭臣下;道家则以“天道”为依据,要求执掌权力的人们“清静”、“无为”。秦汉帝国建立以后,诸子理论走向了融合,两千年帝制政治中,儒、法、道各家学说相互补充,共同参与了王朝“治道”的设计,在吏治机制建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家理论的影响。
  一、儒家“伦理学”吏治方案
  伦理学,是儒家探讨和解决吏治问题的基本思路。在儒家看来,国家权力的产生是出于“救世”的需要—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充满混乱与灾难,“五谷不登,禽兽逼人”,[1]于是有王者应天命而出,“救患除祸”,[2]令“群生皆得其命。”[3]—君主“救民于苦难”、“为民作主”的神圣性、正义性由此确立,政治之善,权力之善,也成为当然的推理。
  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以德治官”的具体设想。首先,任官当用贤。“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4]选用贤者,罢黜奸邪,才能够得民心,服民心。在儒家的理论中,为政是一个以德服众、“上行下效”的过程,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5]“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儒家一贯秉持“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8]品行端正的人居于官位,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权力的正面效能,可以以自己良善之人格和境界,引导、带动民众尽皆向善,实现天下之治;而品行恶劣的人处于权位之上,其恶德恶行将随着权力能量的发散而发散,败坏官风,民风,给天下带来灾难,“不信仁贤则国空虚”。[9]
  对于在任的官员,儒家同样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强调官员应自觉不断地以德修己,克己为仁。在儒家以“仁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标准,其内容涵摄了多种德性,举凡孝、悌、忠、恕、礼、智、勇、恭、信、宽、惠等,都在其中。儒家以“仁”作为评价政治、改善政治的尺度,主张施政“以仁”;同时,又以“仁”作为仕人修身的准则,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否“亲仁”、“好仁”,是儒家检验权力及其执掌者好与坏的基本标准。“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10]儒家诸子对仁人君子品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1]“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2]“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3]“见利思义,见危授命”[14]等等。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仁人君子”的人格要求是面向全体民众的,但在这其中,居于官位者是首要对象。儒家的社会等级理论赋予了统治阶层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享有优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承担着更多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身居庙堂之高,当以德为本,理政修身,为天下表率。这一些认识和主张,对为官者廉政品德的塑造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儒家“伦理学”的吏治思路为汉代以后的王朝政治所接受,历代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官员道德意识,培养官员的道德操守,“以德治官”。
  首先,历代选官首重道德品行。纵观中国历史上的选官之法,除去特殊年代,如王朝立国之初或变法改制、战争频仍之时,统治者基于形势的需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其它时候,德行的好坏始终居于选官诸要件之首。汉代察举诸科目中,孝廉取仕为最多。孝廉者,“重行谊,择德行”也,凡德行有亏者,自然荐举无望。隋唐以后的科举取仕中,德行仍为首重。《唐六典》卷二载:“凡选授之制……以三类观其异: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劳效。”唐代参加常举的考生在州县报考时要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看其品行是否端正,是否受过刑罚处罚。宋代司马光有言:“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15]这一原则,历代奉行不悖,直到清代,康熙帝在谈及用人之道时,仍有“论才则必以德为本”之语。[16]
  入仕之后,儒家道德伦理是为官者的必修课程。历代都有大量的“官箴”、官言,告诫为政者要修养身心,要“忠君”、“友僚”,“爱民”、“恤民”,要“洁己”、“尽己”、“正己”,保持为官的道德良心,如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南宋朱熹的《训政》,清代徐栋的《牧书令》,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学治说赘》等。《官箴》是劝进之语,亦是彰范之书,它将官场上应守的道理和规矩明白告知天下文武百官:“士不畏吾严而畏吾公,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廉。”[17]“事惟公平可以服人心”,[18]“正心之学,先在守洁”,[19]要他们以身作则,清明公正,勤职爱民。这些具有“职业道德规范”性质的“居官守则”以激励与告诫的形式提醒人仕者,指导和约束官员恪守官道、自觉向善,在古代官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类似现代舆论制约的乡里“清议”也是中国古代以道德制约权力的一个手段,它以臧否人物、评议时政的方式在朝野之间形成舆论力量,对为官从政者的行为构成一定的约束。东汉末年反对宦官专权的官僚士大夫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20]“清议”之风极盛。魏晋南北朝时期,乡论清议成为朝廷选官任官的一个重要依据。隋唐以后一千多年的官僚政治中,“清议”之风未断,且始终为官场人物所看重,某些时候,“清议”的结果可以决定一个人的仕途命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对古代的“清议”文化曾有这样的评价:“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十戈至矣。”他在《日知录》中直接提出由民间“清议”来监督吏治。[21]尽管存在种种弊端,但在澄清吏治的历史上,“清议”的确功不可没。
  对于“九五至尊”的帝王权力,道德约束也同样发挥着基础性的功能。自汉代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建立后,帝王的存在也被纳入几乎“宗教化”的儒家道德体系中,体现“天意”、“天志”的“仁、义、礼、智、信”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高于世俗君主的力量,给君权的行使套上了精神紧箍:君主的绝对权威让位于“天”,只有敬天守德者,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这一理论使君主的为所欲为受到了无形的限制,在汉代以后的专制政治实践中,“屈君而伸天”的思想演化成为一套神圣的传统,“天道”、“祖训”的制约成为君主权力扩张的极大障碍。
  以德治官,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力量,防止权力执掌者的任意妄为,是中国传统吏治的有益经验。“贤人政治”之下,伦理学的吏治理念及其实践为古代官场培养了大批的清官循吏,他们秉持君子之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江山社稷和民众安宁尽心操劳,青史留名。
  二、法家“制度化”吏治措施
  以伦理学的原理和思路来解决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行使问题是儒家吏治思想的基本特点。这一思想的产生基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儒家诸子对古代政治深刻而现实的思考,其对维系古代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家吏治思想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权力的危险性,儒家显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个人崇拜型”政治模式中,权力的“扩张性”愈发突出,道德约束在很多时候显得无力。缺少对权力滥用的制度性防范,儒家许多美好的吏治理想变成了空谈。
  儒家吏治理论的这一缺失将由信奉“法制”的法家理论来弥补。法家对人性是充满怀疑的,在他们看来,“自利”、“自为”是人之本性,君臣、父子之间莫不如此,对于奸邪之臣,儒家的“君仁臣忠”理论无以为计,真正有效的止恶之具,是法律的强制。“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22]为人君而要等待臣下忠其心、诚其意、不我叛,必将陷于被动,惟有明之以法、驭之以术,使群臣不得不“服”,权力的行使才能得到有效规范。“治法明,则官无邪”,[23]“法平则吏无奸。”[24]治国者,规范明确,则官吏无以行其私。
  法家主张以法律为依据选拔、任用官员,反对君主择人以贤,任人唯亲。“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25]“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26]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27]以法为度,以法择人,统一用人的客观标准,一方面可以选拔能者充实官吏队伍,防止庸劣之徒混入;另一方面,又可避免在位奸臣利用选官之机排斥异己,培养同党,形成势力。
  对于在职官员,要明确职责、加强督察、严明赏罚。明君者,“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28]《管子》说:“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29]韩非子说:“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30]“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31]职责有分,则权能有别。为保证职权的合法行使,督促在任者“在其位,谋其政”,法家强调运用赏罚之法:“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32]建立有效的考课奖惩机制,奖优罚劣,才能使官员尽心于上。
  在以法治吏的同时,法家还重视权术在吏治中的运用。“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33]“术”,是君主所独持,用以暗中操纵驾驭臣下的工具,以虚静隐密为特点。在《内储说上》中,韩非子为君主开列出七种“秘术”以助其察奸、止奸: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日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这些权术或明或暗,其中有智慧,但更多的则是权谋诈伪。
  在官员的选任上,历代都严格标准,严格权限,严格程序。秦汉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有科举制,这些制度配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以其系统化的标准和程式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官吏队伍。自隋唐以后,官职设定实行定员、定编制度,各级行政长官不得“岗外设岗”,超员超编。官员的任命权统一收归中央,官员的到职视事须遵循法定程序,并实行严格的任官回避制度。这一些措施无疑都在权力的制约和防范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官员到任后,须依法履行职责。为此,历代又有严密的公文、考课、审计与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的公文制度对公文的拟写程序、公文格式、公文运行、办理时限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有相应的纠错系统及时发现公文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唐代有公文勾检制度,元代以后则形成规范的照刷磨勘制度等,公文的失错、遗漏、违枉都可以得到及时检查、纠正。此外,公文的审查封驳制度,会签制度,安全保密制度,驿传制度,公事处理之后的立卷、分类、归档制度等,从各个小的环节强化官吏的责任心,提高行政效率。
  中国古代考课制度的规范化始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历代相沿,不断调整,考课机构从兼职逐渐到专职独立,考课的内容从单一趋向于全面、综合,考课的指标越来越具体、客观,考课的方法也越来越灵活变通,在中国古代吏治的诸多措施中,“考课”占据重要的地位。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曹魏有“都官考课七十二法”,西晋有“五条科郡县法”,北魏有“三等黜陟考课法”,北周有“六条课郡法”,隋唐时期,有“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和“四等法”,明有《考满法》、《考察通例》,清有《京察法》、《大计法》等。
  以审查官府帐目为主要内容的审计制度,在秦汉时也获得了较大发展。魏晋以后,“比部”和御史监察部门成为主要的审计部门,审计权相对独立。定期与不定期审计相结合、任内和离任审计相结合等审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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