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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因合理怀疑被带至公安机关盘问后供述不成立自首
【作者】 王立志【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
【分类】 刑法学【期刊年份】 2011年
【期号】 24【页码】 4
【摘要】 【裁判要旨】盘问是公安机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的盘查和询问,是公安民警在履行追捕逃犯、刑事侦查、治安巡逻、安全保卫、现场调查等职责时常见的职务行为。尽管司法解释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的就一定属于自动投案。事实上,在犯罪嫌疑人因合理怀疑而被带至公安机关进行有针对性的盘问时,犯罪嫌疑人到案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被动性,而其在已经难以脱离公安机关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供述的,由于缺乏自动投案的要件,故不能成立自首。
  案号一审:(2009)一中刑初字第119号二审:(2010)津高刑一终字第11号复核审:(2011)刑一复19239823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9821    
  【案情】
  2008年11月间,被告人李云龙及蔡俊星(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因经济拮据而预谋抢劫作案,后蔡俊星找到蔡俊涛(同案被告人,已判刑),让其参与抢劫作案。2008年11月29日,李云龙欲抢劫平安保险公司业务员王秀丽,并通知蔡俊星、蔡俊涛。2008年12月1日,李云龙、蔡俊星、蔡俊涛购买了透明胶带、尼龙绳、镐把等作案工具。2008年12月2日10时许,李云龙以为自己买保险为由将被害人王秀丽骗至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绿色家园小区29号楼2门201室其所在出租房处,由被告人蔡俊星、蔡俊涛对王秀丽实施捆绑。三人抢得王秀丽携带的现金600元及奥克斯牌M860型手机一部(价值579元),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一张(内有现金4482.02元)。之后,三人唯恐罪行败露,决定杀人灭口,李云龙、蔡俊星用尼龙绳猛勒王秀丽的颈部,后李云龙又用手捂闷王的口鼻,蔡俊涛用一条毛巾捂闷王的口鼻,致其死亡。作案后,三人将王秀丽的尸体装进一个编织袋内,由李云龙、蔡俊涛将尸体抛弃在宝坻区潮白河南堤上。经法医鉴定,王秀丽系被他人用绳索勒颈并捂闷口鼻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2008年12月2日17时25分,邳树生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其妻子王秀丽于当日上午离家办理保险业务一直未归。至12月3日8时许仍无王秀丽的消息,其家人怀疑王被害,公安机关遂展开调查。经询问邳树生,确认王秀丽是在去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绿色家园小区为李云龙办理保险业务后失踪。公安机关经过查找,于2008年12月3日18时30分在天津市宝坻区环城东路与津围路交口处发现李云龙,并将李云龙带至公安机关,针对王秀丽为李云龙办理保险业务后失踪的问题,对其进行询问。询问之初,李云龙没有供述犯罪事实,但言语支吾,自相矛盾。在公安人员的反复追问下,李云龙因不能对其为何让王秀丽到其出租房内办理保险业务作出合理解释而被迫供述了伙同蔡俊星、蔡俊涛杀害王秀丽并抛尸的犯罪事实,且指认了抛尸现场,并提供蔡俊星、蔡俊涛的联系方式和去向。公安机关通过技术手段,于2008年12月4日将蔡俊星、蔡俊涛先后抓获归案。
  【审理】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李云龙为谋取不义之财,纠合蔡俊星、蔡俊涛等人,当场施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灭口又行凶杀人,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李云龙被传唤到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公安机关尚不掌握的抢劫、杀人犯罪事实,其行为可视为自首。但鉴于李云龙系提起犯意、组织、指挥者,且系抢劫、杀人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后因为李云龙不服判决,以原审对故意杀人的过程认定不清,且又系自首,原审没有对其从轻减轻处罚,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为由,上诉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李云龙是在公安机关已经发觉其有可能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带至公安机关接受有针对性的询问后如实供述的,其到案不具有主动性,不构成自首,裁定驳回李云龙的上诉,维持原判,并将本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1条关于自动投案之规定,李云龙缺乏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故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并裁定核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对被告人李云龙之死刑判决,决定对李云龙执行死刑。
  【焦点】
  本案审理中,对被告人李云龙被带至公安机关进行盘问后供述自己犯罪经过的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产生了一定的争议。
  (一)第一种意见认为,公安机关对李云龙的罪行已经有所发觉,且李云龙到案具有强制性,不属于自动投案,其供述不是自首而是坦白。理由是:
  1.李云龙的罪行属于已被司法机关发觉。罪行被发觉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确知犯罪事实已经发生,以及掌握行为人实施的确定犯罪的情况,也应包括司法机关根据某种证据或线索,合理推断有犯罪事实之发生,合理怀疑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概括的罪行之情况,即通过司法机关掌握的现有证据情况,可以推断出行为人有可能实施了某种犯罪。具体到本案,被害人王秀丽的丈夫邳树生在2008年12月2日晚就王秀丽之失踪向公安机关报案,3日早还没有王秀丽的消息,手机亦关机,又再次报案怀疑王秀丽被害。在公安机关调查王秀丽失踪案时,王已经失踪20多个小时且一夜未归,而且王秀丽此前一切情况正常,结合家属报案以及王秀丽是在给李云龙办保险后失踪,特别是李云龙特意嘱咐让王秀丽单独一个人前去办理保险的情况(邳树生证言),公安机关对王秀丽可能被害,以及李云龙与王秀丽之失踪有密切关联,甚至有可能杀害王秀丽这一推断,是有较为明确的心理预期的。故此,公安机关对李云龙可能实施犯罪也是有所发觉的。事实上,在本案中,公安机关是有针对性地找到李云龙进行询问,并且是围绕着王秀丽失踪及李云龙存在的疑点进行重点盘问的,故此,李云龙在此情况下供述不属于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形。
  2.李云龙的到案具有强制性。公安机关在李云龙供述罪行前,虽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但是不能因此认定李云龙到案具有自动性。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将自动投案规定为:“罪行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其本意也是强调罪犯到案的自动性。如果罪犯不是自动而是强制性地被动到案的,不能成立自首。具体到本案,公安机关是在根据掌握的相关线索,认定王秀丽失踪甚至可能被害,而李云龙极有可能对王秀丽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基础上,将李云龙作为重点排查对象而查找,并且是在马路上行驶的出租车上找到李云龙的,由此可见,这种有针对性地查找已经类似于搜查。故而,就李云龙而言,在其被找到并带至公安机关之后,已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是否主动去公安机关,而是必须去公安机关接受询问。因此,李云龙之到案具有强制性,不具有主动投案的性质。
  (二)第二种意见认为,李云龙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理由是:
  1.李云龙被带到公安机关后如实供述了其伙同蔡俊星、蔡俊涛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自首,关键看其是否具备自动投案的要件。在本案中,公安民警将李云龙带到公安机关时,并不知道王秀丽一定被害,而王秀丽之失踪与被害都是王秀丽家人与公安机关的主观推测,并没有确凿之证据予以证实,也即公安机关尚未发现李云龙之犯罪事实,更毋论锁定李云龙有杀人之犯罪嫌疑。公安机关只是根据王秀丽给家人的留言得知李云龙有可能是目前所知最后接触到王秀丽的人,故而找到李云龙向其了解相关情况,而非将其作为一名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地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在询问的过程中,倘若李云龙没有如实交代其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仅因被害人家属的报案和怀疑、推测,而无任何证据及有力线索的情况下,是无权对李云龙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而本案中李云龙如实交代了其犯罪事实,是将自己主动置身于公安机关控制下的举动,是其自己主动做出的行为,理应认定为自动投案。
  2.自首制度设立之初衷系在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及时侦破和审理案件,以达到预防和打击犯罪、节约司法成本和诉讼资源之目的。在本案中,李云龙在公安机关尚未掌握任何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在公安机关的询问过程中交代了犯罪事实,公安机关根据其交代找到了王秀丽的尸体,使该案得以顺利侦破,显然大大节约了司法成本。故此,李云龙的行为也完全符合设立自首制度之目的。
  【评析】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被告人李云龙在被带至公安机关进行盘问后所做的供述是自首还是坦白。盘问是公安机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之人员进行的盘查和询问,是公安民警在履行追捕逃犯、刑事侦查、治安巡逻、安全保卫、现场调查等职责时常见的执法活动。尽管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盘问后主动交代,就一定属于自首,进而排除成立坦白之可能。自首和坦白虽然同属于业已类型化的可以从宽处罚的犯罪后之认罪情节,并且自首和坦白也都具有犯罪后自愿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之特征,但自首是主动投案,坦白则是被动归案,因此自首在人身危险性方面之可宽宥性要远远高于坦白。同时,诚如有学者所言:“犯罪疑犯自首申告自己之犯罪事实,可使检警单位及时知晓犯罪事实及犯罪疑犯,节省时间人力,同时亦可避免殃及无辜。且奖赏自首亦有可能防范犯罪实害结果之发生或者进一步严重化,亦合乎刑事政策之目的。”{1}故此,较之坦白而言,自首在刑事政策方面亦具有更为充分有力之资奖理由,而在处罚方面,自首亦理所应当比坦白能够获得更为恩惠之宽缓处遇。事实上,就中国刑法而言,自首和坦白的实际待遇也大相径庭。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但刑法对于坦白之规定则失之阙如,而仅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予以规定。如1984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应用法律的解答》第5条将坦白规定为:“犯罪行为已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发觉、怀疑,而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犯罪分子如实供认这些罪行的行为。对于罪犯确能坦白其罪行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理。”故此,自首是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予以认真考虑的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而坦白则只是法官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而已,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自首比坦白的从宽处罚幅度也要更大一些。在本案中,李云龙是否具备自首情节,将在量刑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笔者认为,李云龙被带至公安机关盘问后之供述不是自首而是坦白,理由如下:
  (一)本案属于罪行已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
  《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因此,嫌疑人在罪行已然被发觉而被盘问的情况下供述的,不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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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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