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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基于裁判理由的民意判决的正当性探析
【英文标题】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the Reason in Judgment
【作者】 陈杰【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法哲学
【中文关键词】 裁判理由;民意判决;正当性;司法民主;个案正义
【英文关键词】 judgment reason; public opinion judgment; legitimacy; judicial democracy; concrete justice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04-0052-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4
【页码】 52
【摘要】 评价与民意相趋同的判决是否具有正当性应立足于对裁判理由的审视。尽管司法民主具有诸多良性社会功效,但其实现过程仍需经由法律程序的引导,社会公众任意介入司法并不能得到宪法规范的合法证成。自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和韦伯的“世界祛魅”后,价值多元解构了独断正义,个案中的民意与正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是故,无论司法民主还是个案正义,单独都不能充当民意判决的正当理由。然而,现实中的公众意见总是能够与法律规范交叠重合。在将法律和民意分别视为操作性理由和辅助性理由后,法官基于多元理由而作成的判决,尽管符合民意,但却不失正当。
【英文摘要】 In some cases, it has triggered a wide range of controversy that the judge made decisions by public opinion. Evalu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the reasons of judgment. Even if judicial democracy is a good target for the public, its implementation still needs to be guided by legal procedures. The citizens' intervention in the judicial violates the constitution. Since Nietzsche' s “God is dead”and Webb's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post-modern thought has overthrowed the autocratic justice. Although public opinion sometimes reflects justice in the case, there is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In reality, however, public opinion can be overlapped with the law. Therefore, the public opinion trial which based on multiple reasons is also legitima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358    
  
  

一、民意判决与裁判理由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飞速进步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工具的广泛普及,司法审判的个案信息能够迅速在社会公众间扩散开来。其中,一些含有官民冲突、权贵身份、社会民生和公德困境等“主题元素”的案件常常受到大量公众的关注{1},与此同时,他们还以常识、常情和常理为标准发表关于这些案件应当如何判决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群体性意见不是法律,对于裁判者没有约束力,但在以刘涌故意杀人案、张学英遗赠案、许霆盗窃案和李昌奎强奸杀人案等为代表的诸多案件中,法官均作出了与社会公众意见大体一致的判决。这些判决被学者们称为民意判决[1]。

民意判决招致了许多批评。在法治中国背景下,毫无疑问,审判权应当由人民法院和法官掌控。针对法院顺从民众意见进行判决的行为,周永坤教授就曾尖锐地指出,“民意审判不但违反法治原则,而且具有直接违法性。”{2}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对与公众意见相一致的判决结果予以欣然接受。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公众判意是司法机构处置个案的重要参考”,“是司法公开化、民主化的有益实践”{3}。

事实上,判决结果最终取决于法官对裁判理由的权衡。因而,关于民意判决的对立观点反映了不同学者对待判决理由的相异认知态度。实践哲学认为,与非理性动物相区别,人们需要将行动建立在一定理由的基础之上。作为人类理性思考世界后的精神产物,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评价和指导人们的行为{4}。很多情况下,仅当一个行动者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方式将行动理由表达出来后,行为才能被与之发生关系的他者所正确理解。同时,理由还承担着评价行动优劣的功能。一定意义上,理由的好坏是行为正确性的评价标准,基于较优理由的行为才能被评价主体视为“正当”。此外,正当理由还将与未来行为发生关联,成为同类情境下的行动依据,指导今后行动。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哲学命题,行动理由同样适用于司法裁判领域。法谚有云:法律理由停止之处,法律本身也将停止。(cessante ratione cesat ipsalex)判决是法官行为的产物,同样需要理由,无理由则无判决{5}。

反观支持民意的“民主化有益实践”这一论断可知,司法民主常常成为支持民意判决的理由。正如陈景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社会公众意见本身可能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只要祭出司法民主化这面招魂幡,反对者立刻就会魂飞魄散、溃不成军。”{6}除却司法民主理由外,一些学者还看到了建立在常识、常情和常理基础上的民众质朴的正义感往往可以纠正法律的僵化、机械和死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采纳民意可以更好地实现个案正义[2]。在李昌奎强奸杀人案中,云南省高院在二审中将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嫌疑人李昌奎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遭到社会公众强烈反对和质疑后,法院启动了非常规再审程序,进而判处李昌奎死刑立即执行。由于社会公众意见在对最终结果的促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案遂后被确立为舆论监督司法的典范而记入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3]。就此而言,民意保障了司法公正,实现了个案正义。

无论司法民主还是个案正义,两个理由分别蕴含了一个社会所企及的美好价值,因而均具有较强说服力。尽管未必是一个正确的理由,但却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提出的理由。然而,将它们视为正当化民意判决的理由似乎还是隐隐与法律人的专业直感相悖:法律被置于了何处?因此,深入两个理由内部,进一步探究它们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民意判决的司法民主理由

(一)民主的正当基础

柏拉图曾构想过一种由“哲学王”个人统治的政治制度{7}。然而,这一主张终因对统治者的道德和智识要求太过完美而不切实际。与之相对,民主确立了普通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决策权。它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最初设计,至今已成为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民主制度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它在获取知识和真理方面的特殊优点。

真理因探询而获得,这是一个人们依凭理性和逻辑去把握客观规律的过程。表面上看,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一个消极被动事物,一个等待人们去发现的实体。但是,人们始终无法完全脱离与世界的联系,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此山之中的处境决定了事物真相在终极意义上无法被认清。因此,真理探询便降格为一种实用的、目标导向下的手段:探询世界是为了认识和改善我们所处的周遭环境,以使我们更好地生活。

生活实践的个体性决定了关于周遭环境的知识分散在单个社会成员那里。正如哈耶克所道出的,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完全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8}。获取真理非个人所能独立胜任,它必然是一项合作性事业。就此而言,真理指向了共识。但事实上,共识并不都是真理。我们在接受共识的同时,要对它的可错性保持警醒,探询真理毋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迭代更新过程。原先被认为是真理的知识将不断被扬弃。对于创造新理论而言没有任何运算法则,如果想得到好机会撞上一个管用的进路,进路的多样性就是必要的{9}。因此,获取真理的重要方法是对相互竞争理论的检验,而多样性是其基础。多样性中流淌出了平等主义意涵,它同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论”一道,共同指出了民主在认识论上的重要性。

作为裁判理由的司法民主建立在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之上。一方面,无论立法、行政还是司法,都是一种决策行为,正确性是它们的共同追求。既然民主具有认识论上的优点,它就不应仅适用于立法领域,还应适用于行政和司法。从实践来看,自资产阶级革命以降,立法原本就是民主的营地,而现代行政法对参与原则的强调凸显出公众意见在行政领域的重要性。当国家权力已有两支为民主所俘获,一个顺延的结论便是,司法审判领域亦当如此。另一方面,我们长期以来所津津乐道的“司法人民性”,也增加了司法民主论者对民主普适性的确信。“司法权在本源的意义上属于人民所有;在性质上应当并可以由人民直接或部分地直接行使。”{10}司法同立法和行政在本质都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形态,司法权力的专制会破坏整个民主价值。

(二)司法民主的限度

诚然,民主是发现知识和真理的有效手段,是一个社会所崇尚的价值。但是,理性和批判精神是对待包括民主在内任何美好事物的正确姿态。在民主价值的根基处,共识并不始终是真理的点醒,也同样呼唤一种对待民主的审慎态度。从现实来看,少数社会精英常常在知识资源和决策能力方面优于多数公众,知识的正确性与人数多少也并不总是相关。因此,司法民主应当有其限度。

第一,司法审判是一项较高专业化的操作技能,普通公众并不具备此种能力。即使立法和行政领域都贯彻民主也不意味着司法也须如此,只要我们承认它们之间存在差别,哪怕只是细微差别。况且,一种因“多数人暴政”而被反思的民主立法恰恰体现了对民主的审慎;而参与原则只是行政中的一个初始环节,与民主相异的“领导负责制”仍将在机关事务的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司法职业化是法治国家的常规进路,司法民主不应与其对立,而毋宁是一个必要补充,司法民主化必须在坚持职业化主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被适当安排。

第二,司法的人民性并非要依照民意审判,法律原本就是民意的体现。司法人民性是一个不错的观点,至少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观点。在法治中国语境中,政治正确是一切合法性话语的构建基础,也是一个基本社会事实。司法权乃至国家政权的全部合法性都来自于人民,一个有效的法律体系依赖于人民的“普遍服从习惯”(a general habit of obedience),一旦失去民意,它们都将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但司法的人民性并不必然意味人民审判,更不表明民意应当成为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法官适用法律并未对司法的人民性构成威胁。但凡实施宪政的民主国家,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凝结物。民意不能凌驾于法律,普通公众参与案件审理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第三,社会公众任意介入司法并无法律依据,干预审判的行为直接违反宪法规范。有学者引用我国《宪法》2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证成社会公众介入司法的合法性。“既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司法权当然属于人民。职业法官只是人民的一份子,他们可以行使司法权,但不能垄断司法权。”[4]事实上,这是对宪法规范含义的过度诠释。宪法中的“人民”是一个全称,意指人民整体,而介入司法的主体只是部分社会公众,将部分公众等同于人民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意义跳跃。此外,宪法第126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社会公众参与司法违反了“审判元规则”{2}。

近年来,民意受到了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曾在《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11}。但这并不意味社会公众可以恣意干预司法。若要避免混乱与无序,任何权力,包括人民的权力都必须在法律程序的有序引导下行使。宪法第2条的第2款和第3款规定了人民行使权力的场域,这既是人民权力的切实保障也是必要限制。因此,民意判决的正当性很难通过司法民主理由而得到支撑。真正的民主司法永远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而只会向一种特殊的民意负责,即经过立法程序整合的理性公意——法律{12}。

三、民意判决的个案正义理由

闻名遐迩的拉德布鲁赫公式道出了正义是司法的终极追求:依照法定程序而产生的国家法律在司法裁判中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当其违反正义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时,它必须向正义做出让步{13}。个案中的民意似乎与正义有关。在张学英案中,“二奶”获得遗赠财产将会败坏社会道德风尚,严格依照《继承法》将财产判给张学英是一项不正义的判决。许霆的犯罪动机诱发于银行自动取款机故障,无期徒刑的重判显然与其罪行严重失衡。强奸杀人的李昌奎,无论是从主观恶性程度还是客观危害结果来看,都远超同时期的药家鑫,药家鑫都被判处了死刑,李昌奎如何能被正义豁免?在这些案件中,社会公众的介入,督促司法审判出色地完成了运送正义的任务。法院最终的判决是对民意的妥协,更是对正义的让步。

诚然,追求正义的精神对于司法裁判来说不可或缺。但困难的是,在具体案件中,正义和不正义的判别及其受侵害程度在价值多元背景下缺乏一个可供衡量的客观标准。此外,当个案正义同法的安定性相冲突之际,二者间的取舍也非常艰难,正义在价值上并不必然优先于法律安定性。或者说,安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正义。最后,从现实层面看,公众意见同正义并无必然关联。因此,个案正义理由很难证成民意判决的正当性。

(一)正义与价值多元

考夫曼指出,国民必须为了法治国家与自由民主的利益而有所作为,国民必须在此持续进行的过程中贡献心力,遇有不正义的情事,不能视而不见{14}。然而,何为正义是一个极为宏大和复杂的法哲学难题。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由此解构着传统的“大一统”秩序{15}。对于正义的理解及其认定标准往往富有争议。千百年来,无数圣贤先哲为此绞尽脑汁,但问题始终未能解决。社会现实场景常常表明,撑起正义的只能是强权。自尼采提出“上帝已死”和韦伯的“世界祛魅”之后,传统意义上独断与专制的正义观业已被颠覆和解构,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恒定的正义本体。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脸(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的形态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16}。正义的多样性根源于人们的需求差异,此种差异在社会中被外化为个体间的不同价值主张。平等、自由、秩序和效率,皆是人们渴望和追求的基本善品。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指出,人们的目标是多样的,但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17}。在多元价值发生冲突的诸神之争中,客观上欠缺一个可以衡量所有价值的终极标准,人们便很难去判定何为正义并给出确定答案。凯尔森曾明确宣称,无力回答某一个法律是否合乎正义以及什么是正义的基本要素的问题{18}。如果什么是正义没有解答,拉德布鲁赫公式中的“向正义让步”也就沦为了一种缺乏操作性的空泛指示。

(二)正义与法的安定性

即便人们能够达成正义共识,法律也并不必然要给正义让步。正义之外,仍有许多有待法律去实现的价值。“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便是在指示,当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发生冲突之际,法官应当赋予前者以优先性。新发生的法律问题经常不是立刻呈现在眼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家仍以并不适宜其特质的评价观点来处理它{19}。新法因贴近当下而更契合正义的意涵,但法的安定性价值却会因此而受损。

寻根溯源后可知,两种价值分别有着各自的伦理基础,支撑个案正义是目的论,法的安定性则体现了义务论的精神。目的论的要义在于用一种动态的“善”去替代稳定的“善”。它先独立地定义善,然后将正确的行为定义为促进了善的行为{20}。义务论则相反,它将一条已被确立的规则视为绝对命令,强调固守规则之“善”。一个(固守规则的)行为本身就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不管它是否导致可欲的或最佳的后果{20}。

目的论和义务论是西方伦理思想的两大流派,但凡关涉应当如何行为的观点都可归入其中。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目的论作出过阐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21}。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判定标准是善的目的。这一思想被后来的边沁和密尔发展成为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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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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