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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控制研究
【英文标题】 Study on the Legal Control of Group Even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作者】 胡永平龚战梅【作者单位】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分类】 行政法学
【中文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社会转型期;社会秩序;利益冲突;法律控制
【英文关键词】 group even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social order; conflict of interest; legal control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8)03-0126-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126
【摘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对社会秩序产生严重的影响,并对安全稳定构成巨大的威胁。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内在机理的剖析有利于寻找社会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可以为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方向指引。法律作为调整人际关系和分配利益的社会制度,能够切实保障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与控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以法治思维并运用法律机制来应对和处理群体性事件,能有效减少和降低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英文摘要】 At present, China is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and the mass event is the extreme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conflict. The group events will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social order, and pose a huge threat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 analysis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mass incidents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but also can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mass incidents. Law, as a social system to adjus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people's multiple interests’ demands, prevent and control of mass incidents, so, it has many advantages which other social control means can not match. To deal with mass incidents with the rule of law can effectively reduce social conflicts and promote social stabil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346    
  
  

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不断提高、规模逐渐扩大、暴力倾向日益加剧、危害性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工作必须直接面对的重大挑战。如何有效防范并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与稳定,是我国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中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对此,基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内在机理考虑,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控制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管控,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

安定的社会秩序是人类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保障。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全面深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转型涉及到各个层面,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高度集权制向民主集中制转变、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从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迈进。国家体制快速变革,引起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重新分配,价值观念不断转变,社会各种隐形矛盾与显性冲突相互交织和缠绕并日益凸显,呈现出异常错综复杂的状况。突发群体性暴力事件正是这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破坏,对社会安全稳定形成巨大的威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推进以及多元文化的交融,传统的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对社会民众的影响逐渐式微。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政策制度落实不公平、部分民众合法权益保障不充分、贫富分化日益拉大等因素导致部分群众心理日渐失衡。加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蛊惑和煽动,使埋藏在社会内部的不稳定因素不断积累并酝酿发酵。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会以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资源开发、征地拆迁补偿、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等为导火索,往往以非法和暴力的形式迸发出来,残害无辜民众的生命健康、毁损公共财产设施、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冲击民众心理的承受力,从而形成各种群体性事件。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1}在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同质性在不断减少而异质性在不断增加,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引起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内在诱因。在利益重新整合与分配的过程中,打乱了固有的社会结构与分层,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与利益需求。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与人性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不同利益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目标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摩擦和冲突,加之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内容的分散化和利益需求的多层次化也导致了社会矛盾丛生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剧。由于在利益争夺和利益占有的过程中,强势集团凭借自身的特权和优势掌控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权,而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得不到维护和满足,在不得已时就会采取体制外的、极端的方式,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充分表明了我国当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并达到一定的警戒线。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内在的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在外部行动的集中反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发生是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对群体性事件原因的剖析有利于寻找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症结所在,可以为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方向指引,以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目的。

(一)利益受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指出:“利益是人类永远的追求动因,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2}对利益的追逐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人类社会活动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获取利益和维护利益。然而,由于社会资源和财富的稀缺性,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利益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当利益主体在争夺与切割利益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会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公,甚至一些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以掠夺或者侵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从而会产生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纠纷是触动人们内心最敏感的神经,利益受损后具有相似利益诉求的主体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护共同利益,就会集合起来形成对抗性的群体力量。比如建筑企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形成的劳资纠纷或者企业转制、破产导致职工福利受损甚至下岗失业;土地征用或房屋拆迁补偿不到位,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政府部门违法行政、滥用公权力引起社会成员的不满,这些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原因

任何利益主体都有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当民众的合法利益被侵害后无法找到协商机制或利益维护机制,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国家正式的制度得以表达和实现时,就会依靠自力救济的方式进行体制外的抗争。因此,群体性事件是民众有苦难诉、积怨难平时的无奈选择。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利益协调机制或矛盾调处机构,然而我国目前的相关机制尚无法容纳诸多的现实问题,很多事关民生疾苦的社会纠纷往往被有关部门以各种借口拒之门外,繁琐而专业的处置程序令民众望而却步,低效而不公的处理结果使得当事人心灰意冷,公民的合法权益往往很难得到有效保障。当各种矛盾、冲突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就势必会导致一系列破坏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过激行为或失控行为的产生。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冲突激化的产物,也是参与者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或愿望无法实现而又找不到合理宣泄途径的必然结果。

(三)法治意识薄弱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观因素

法治意识作为法治领域的精神现象和心理反应,指导并制约着主体的外部行为。不良的法治意识是行为主体实施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情感因素。当群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大多数民众不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根本不认可法律的功能与作用,不相信法律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企图把聚众上访闹事向政府施压作为谋求解决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从而转向寻求制度外的捷径。即使有些民众试图寻求正当合法的渠道解决面临的困惑却无功而返的时候,便会感到失望、怨愤和相对剥夺感,在这种不良情感意识的支配和主导下,就会无视社会规则和法律的约束。当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结构失衡中隐藏着严重失衡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失衡状态如果长期无法得到排解,一旦受到外界的刺激和他人的情绪感染,必然会以此为“发泄口”并毫不顾忌地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去。

四)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自由支配能力的不断加强和民主政治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大,民众更趋向于根据自己的利益流动做出行为选择,统治主体对民众生活的干预和影响在逐渐减少。在当前社会控制机制以政治为基础向以经济为导向的转变过程中,新旧机制的交替与衔接不到位,使得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机制处于相对弱化的状态。而符合合法性标准的制度型控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且不能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譬如用以规制行为主体的规范仍有缺失;国家机构公权力的滥用尚不能得到有效钳制;权利主体的利益亦不能得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制度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自然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此外,在社会激荡变革的过程中主导价值观的沦丧,传统道德观念的流失,以及现代社会亚文化的滥觞造成民众思想和心理的紊乱,势必会削减社会主流文化对民众社会生活的影响。上述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加剧了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空隙。

三、法律调控与群体性事件控制手段的契合性

“历史表明,凡是在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单位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3}社会秩序的状况往往折射出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水平,良性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持,都是国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采用一定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结果,没有控制就没有秩序。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冲突引起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是自然社会在利益分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常态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在谋求发展进步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而企图消灭或压制冲突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制度方式来调控冲突,将冲突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罗斯曾说:“如果不打算让我们的社会秩序像纸牌搭成的房屋一样倒塌,社会就必须控制他们”{4},即必须运用社会控制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国家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尤其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离不开各种社会控制手段的运用。

社会控制是调控社会冲突的重要方式,社会组织体系通过运用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和方式,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调处和化解,从而保证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尽管各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不一定能够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但是却能减少暴力冲突的程度,将其给社会产生的破坏及对民众造成的创伤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因此,应当建立完备的社会控制体系,将各种社会冲突置于社会控制体系中,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供相应表达和协商的机会与途径,以缓和社会矛盾、减少暴力冲突、降低社会风险、消除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认为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乃至社会舆论等都是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控制手段。然而,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应对激烈社会冲突时治标不治本,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核心矛盾。因此,必须寻求一种最佳的控制机制,才能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收到良好的效果。

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认为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民众之所以会参加群体性事件,是在利益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有效的利益救济渠道缺失的情况下表达利益诉求的无奈选择。因此,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社会利益冲突激化的集中反映。而利益恰好是法律调控的核心,尽管法律并不创造利益,但是法律是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和实现利益的主要工具。法律作为一种利益调控机制,即通过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纠纷、平衡利益冲突、划分利益归属,从而达到重建利益格局的目的。正如庞德所言“利益冲突是普遍的,社会即利益冲突的载体,法律承担着社会控制与平衡益冲突的职能”{5}。

因此,法律对社会关系的控制和调整主要是通过对内在利益的调控而实现的。法律不应当只关注社会公共利益,更应该倾向于保护社会个体的利益。在利益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改革必然会带动社会体制的转型,而任何制度革新或社会转型其实都意味着对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的重新整合离不开法律的运行和实施。当社会个体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和激烈对抗而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就需要法律对合法的利益予以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尽量减少无序性利益纠纷,从而达到消除矛盾冲突并保障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由此可见,法律作为分配利益和调控社会关系手段,能够从核心解决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因而对群体性事件进行预防与控制,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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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3}[美]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225.
  {4} E·A·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43.
  {5}[美]罗·庞德.沈宗灵,董世忠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9.
  {6}刘作翔.关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几点思考——“新法治十六字方针”对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意义[J].河北法学,2016,(5):2-8.
  {7}杨海坤.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的法治路径[J].政治与法律,2011,(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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