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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共生共进
【副标题】 “科技进步、社会治理与法治”研讨会述评【作者】 徐清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分类】 理论法学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5
【页码】 18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559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法治与科技进步和社会治理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在当下中国,科技进步在推动社会治理水平持续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也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要求。2016年8月7日,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制与社会发展》杂志社协办的“科技进步、社会治理与法治”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高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科技进步和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基础理论问题及若干现实问题分别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就研讨会内容做如下综述。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理论指导,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时代命题,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前提,也是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者的使命。
  (一)推进法治基础理论创新
  开展科学的法治评估,是实现法治建设指标化管理的可行路径。近年来,通过法治指标进行的法治评估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朱景文教授提出我国的法治指标体系应当包括六个一级指标: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和法治效果指标。前五个指标体系主要是从法治体系的结构来划分的,而如果从法治体系的功能、所要达到的目标、法治体系是否发挥作用以及效果如何为标准考虑,则需要关注法治的治理效果。法治效果指标包括控权指标、人权指标、秩序安全指标和法治观念四个指标。朱景文教授还从社区安全、社会秩序和解纷途径这三个方面具体地介绍了对秩序安全指标的评估和相应结论。
  适当的权力分离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制度保障。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以法治国家必须实现几个分离回答了中国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这一问题。张千帆认为法治要求任何个人、机构或组织的权力都得到法律的有效控制,落实法治的关键在于适当的权力分离,因为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就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要实现法治,就必须满足法治国家的制度前提,那就是权力分工。进而,法治国家在制度上至少要实现几个分离:政治与宗教的分离、言论与行为的分离、国家权力的横向分离和纵向分离。其中,政教分离是几个分离之首,要实现法治,就要在政治与宗教之间维持“分离之墙”,同时国民在信仰自由的制度环境下实现道德自律,国家管制只是发挥辅助性的维持秩序功能,而有限的国家权力才能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实现法治的第二个制度性条件是充分保障言论自由,必须正确区分言论和行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对象。第三个制度性条件是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职能要有适当的横向分工。最后,在中国这样地大人多的大国,实现法治还需要中央和地方适度分权。
  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呈现出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的新局面。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主题。关于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中共中央党校张恒山教授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理念上看,改革与法治并不冲突,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法治不是改革之外的内容,而是改革本身的内涵。其次,当在实践中讲法治的时候,改革和法治也并不意味着冲突。法治本身需要的是良法,对于不合理的制度需要用良法加以取代,因此改革的是不合理的旧制,这并没有破坏法治,反而符合法治的原理和精神。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无论是用何种方式加以改革,都需要符合法治的要求,不仅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中等的和小的改革也要于法有据,在改革与法治之间保持协调。
  (二)完善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汲取中国法制史中的经验智慧,是提升中国法学学术话语权的有益路径。中国政法大学的朱勇教授认为中国法制史研究存在着很多困难,这些困难和学科体系、学术方法密切关联。近代以来中国移植的是西方的法律,同时全面引进了西方的法学,这种双重引进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其带来的问题是使得我们不能真实地展示中国传统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在法律方面积累的智慧与形成的特色,并且使得对中国传统法制的研究支离破碎、牵强附会。因此目前我们需要的是重新构建有关中国传统法制的一整套学科体系和学术方法。这就需要从中国的传统制度中、从中国古代的法律运行过程中、从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观念中真实地再现中国古代法制的实际状况。
  域外经验也是完善我国法学学科体系的有益参照。云南大学的陈云东教授认为,在英美法系国家,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并非是首先构建出一个在逻辑上完备的体系,恰恰相反,其通常只是对个案的判决经由法官和法学家归纳成为法律体系。因此,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构建模式提示了我们,首先需要回到问题当中研究具体问题,再将其逐渐上升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加快社会治理法学理论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要求。围绕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型,西方治理理论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多种学术流派,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西方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学术界围绕社会治理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进行了一系列论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徐汉明教授指出,社会治理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法治理论体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发展,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我国法学学科发展,满足社会治理法学专业人才需求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治理法学研究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战略规划、服务国家与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重大需求,形成具有鲜明学科理论特色、遵循理论研究规律、反映社会治理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创建社会治理法学学科体系是推进社会治理法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路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姚莉教授从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该校社会治理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一是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建设的背景和条件。社会治理法学是基于对复合型、创新型和能力型的高层次社会治理人才的需求,从学科创新上对中央提出的双一流政策的响应,开拓了法学学科发展新的增长点。二是社会治理法学学科的性质和结构。该学科的定位是交叉融合的综合性法学二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治理法基础理论和社会治理法的实施两大部分。在学科体系上涵盖了理论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导师队伍体系及人才培养体系。三是社会治理法学学科建设的路径。该学科的建设综合了外引内培的师资队伍、国际化开放型的人才交流机制、以问题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模式和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创建并完善社会治理法学学科体系有利于提升中国法学的整体水平,提升法学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社会治理法学无疑是一个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科,但是既然冠之以法学,就首先是法学,而不是在法理主导下的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信息网络安全学的整合。因此,作为一个法学学科,应当对其进行合理的界定,即需要与现有的法律部门之间有所分工,凸显特色。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曙光教授指出,学科是一个知识分类、学术分类,是一个知识体系的系统概念,将社会治理法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仅有利于学科划分,也有利于进行专门的、科学的研究。谨防骗子
  二、科技进步与法治
  科技进步是时代的主题,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第一要义紧密相联。科技进步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和精细化,同时,科技进步引发的社会治理中的困难和问题也需要法治的指引和保障。
  (一)科技进步与民事、刑事法学理论创新
  信息技术对财产属性和财产观念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吉林大学的蔡立东教授在“科技进步与权利客体的扩张”主题报告中指出,新技术革命带来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利益关系,衍生了新的利益冲突,也引发了新型的利益纠纷,中国法学界应当提取出化解利益冲突的规则。只要具有特定性、独立性和财产性,我们就应该突破物权概念的有限性。只要是法定的、具体的权利类型,就可以通过登记等信息手段予以确认和公示。同样,权利也可以不依附于其他的权利,以此体现出其独特性。以虚拟财产为例,虚拟财产就是法律上可处分的权利,将之作为主体的特定权利,积极意义在于不仅有利于扩大物权的保护范围,也有利于提高物的利用效率。
  科技进步也对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产生了影响。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的社会管理、尤其是管理监控方式提供了新的手段。中国人民大学的石延安教授就其中的技术监控手段专门讨论了其与犯罪预防和人权保障的关系问题。新技术监控对预防犯罪的积极意义表现为能够及时发现可疑人员、及时发现准备犯罪的人员和行动、及时发现危险人群、及时关注弱势群体可能受害的风险、有效监督已犯罪人员的行踪并判断再犯可能、有效防止犯罪物品的流动、有利于形成环境威慑。同时,新技术监控会形成对个人、单位信息的大量占有,并形成对个人、单位行为模式的掌握,若不正当使用会侵犯个人权利。因此,从法治角度思考,应建立完善的技术监控方面的法律规制,对新技术监控的法律规制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六项内容:对技术监控主体及其行为的规制、对收集个人信息的技术监控行为的规制、对技术监控收集个人信息储存行为的规制、对技术监控获取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规制、对技术监控获取个人信息删除行为的规制以及对大数据监控行为的规制。
  (二)科技进步、网络社会与互联网法治
  加快法治转型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应对措施。华东政法大学的顾功耘教授认为互联网金融为国家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从互联网金融发展来看,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正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网络,因此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模式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作为应对互联网时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措施,法治转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互联网时代主体类型的创新与法治跟进;二是交易行为的多元化及法治应对;三是政府监管市场模式的法治转变。
  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都应当回应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和挑战。北京大学的陈兴良教授认为,网络社会对法治的影响、给法治带来的冲击主要有三种表现:第一是网络社会对传统的法律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传统的法律调整的是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在刑法中传统的犯罪都是现实空间犯罪,但在网络社会的催生下,网络空间中的犯罪也同样应由法律来进行调整。对在网络空间出现的新的违法行为,由于传统法律无法进行调整,法律短缺带来了新的立法需求,立法应当及时回应网络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第二个问题表现在网络技术的出现对司法活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例如网络纠纷的在线解决、网络犯罪的取证和证据的固定等等,因此司法活动也需要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是网络时代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例如在虚拟财产出现后,如何对侵犯虚拟财产的犯罪行为加以定性,此类问题不仅涉及到刑法和民法共同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涉及立法和司法之间如何进行协调。
  (三)科技进步、分享经济与经济法治
  从规制法发展角度出发,形成多元参与、合作有序的治理和法治体系。“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中央财经大学的高秦伟教授以“创新、分享经济与规制法的新发展”为主题,从法学视角深入分析了科技进步和分享经济对规制法带来的新挑战。科技进步和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不过,不受规则制约的科技进步亦将引发公众的担心和恐慌。实践证明,某项产业过分依赖自我规制也会引发失败,而过多或者不够成熟的规制则会抑制创新。分享经济形态下的创新既体现为技术、经济层面的创新,也体现为社会层面的创新。法律规制的目标应在于鼓励创新、关注公共安全而不是抑制发展。法律规制不仅不应限制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反而应成为其在中国发展壮大的重要制度基础。
  (四)科技进步、风险社会与行政法治
  对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定位为行政法有效回应风险社会中的治理难题提供了最为基础的指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戚建刚教授认为,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是“自主的——社会式”人,而不是“被动的——原子式”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基本含义是,风险行政法中的各方主体对于涉及风险行政的基本问题,有权依据自身的偏好、利益或见解独立自主做出决定,他们之间处于互为主体的关系;作为风险共同体成员,他们又处于互依互存的状态,对风险共同体的前途都担负着相应的责任,对于矛盾和冲突,则通过平等协商、理性沟通等和平方式来解决。将风险行政法的人性预设定位为“自主的——社会式”人的理据在于:在实然层面,它可以恰当地描述由风险行政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各方主体应当呈现的崭新的人性观;在应然层面,它通过缓解或克服风险治理中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难题来指引风险行政法的科学建构与有效实施,以提升风险行政法的合法性。
  (五)科技进步、环境问题与生态法治
  绿色技术专利权社会化是专利法利益平衡理念在环境保护视野中新的发展维度。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工具和手段中,科技和法律如同鸟之两翼,需要协调配合、共同作用。清华大学刘明远教授提出,生态环境的保护需要绿色技术,绿色技术是一类重要的可专利主体。绿色技术专利权内含天然的权利冲突:专利权人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需要对专利制度及其权利、规则做出一定的调整,在专利法、环境法的交叉视阈中寻找有助于平衡绿色技术专利权人私益与环境公共利益的方法,实现绿色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保护法律制度和社会机制。绿色技术专利权社会化为化解权利冲突、实现专利权人私益与社会利益平衡提供了理论支持,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新的制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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