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刑讯逼供成因的功能论分析
【作者】 黄永*【分类】 刑事诉讼法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9(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9卷【页码】 156
【摘要】 刑讯逼供不仅发挥查获真相的诉讼功能,而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为了加强对社会的治安控制,刑讯逼供突破发现真相的诉讼功能而渗透到社会综合治理领域中。警察通过刑讯逼供向社会昭示违法的后果,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的;传统社区的民众通过违法典型塑造社区的行为模式;被刑讯者也会自我归类为“罪犯”。刑讯逼供虽然产生一定的功效,但是,却是对人权的践踏,违背了社会转型期对人权的渴求。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13    
  在刑事诉讼证据中,口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信息丰富和极大的虚假可能性的矛盾,使侦查机关发掘案件事实的愿望和陈述者隐瞒真相的利益需求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对人权的非法剥夺和侵犯在刑讯逼供中被体现得无疑最为集中和强烈。但是,刑讯逼供有多严重,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的实证材料。
  今年暑假,本人在山东某市进行了调查,以考察刑讯逼供猖獗的深层原因。调查的重点不在于发现刑讯逼供的精确数据和严重程度,而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对刑讯逼供的态度。我们认为,刑讯逼供的绝对量不一定说明刑讯逼供就严重,不同群体对刑讯逼供的看法才是衡量刑讯逼供严重性的核心标准。
  考察发现,不同的群体对刑讯逼供现状的认识和评价是不同的,刑讯逼供不仅是为了发现案件的事实,而且还执行其他的社会功能。正是这些不同的社会功能,才成为刑讯逼供顽固存在,久久不灭的原因。
  一、刑讯逼供严重吗?——不同群体的不同反映
  刑讯逼供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数据分析的现实领域,更是一个存在评价体系的主观领域。不同群体、不同职业、不同利益诉求的公民从刑讯逼供受到的影响和他们对刑讯逼供的评价都不同。虽然他们都对刑讯逼供采取否定加谴责的态度,但是中间的细微差别却更应当注意。
  (一)侦查人员
  公安机关及侦查人员对刑讯逼供现状的估计最乐观。公安人员拒绝提供有关刑讯逼供的精确统计数字,而只是含糊地否认刑讯逼供现象,认为象学者描述的普遍的、制度性发生的刑讯逼供是不存在的。刑讯逼供并不是警察获得口供的通常做法。
  不过警察对刑讯逼供的矛盾心态在调查中也一目了然。在工作之外,他们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或者对刑讯逼供的严重性的说法与工作时的说法不同。同是接待访谈在办公室里一本正经否认了刑讯逼供的警察,在作为朋友交谈的时候,却承认警察当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刑讯现象。{1}
  (二)法官和律师
  法官对刑讯逼供就持一种明确的否定态度,他们对刑讯逼供的抱怨和反对比警察直接、具体和坦率,因为刑讯逼供在法庭上经常引起翻供行为,导致法官在法庭审理和认定案件事实时遇到一定障碍,有时非常尴尬。{2}
  不过,法官对被告人翻供并没有太大的反感,而且也不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的比例非常高。但是,令法官们非常无奈的是,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认定过刑讯逼供的事实,更不用说排除以刑讯逼供方式获得的证据了。除非检察院起诉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案件,他们根本不会审理刑讯逼供的案件。而且对为何不审查排除,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如何认定?”
  律师对刑讯逼供的反映比较强烈。刑讯逼供是他们在法庭上辩护的主要理由之一。律师几乎全部承认,他们在法庭上以刑讯逼供为理由的辩护意见没有被法官采纳过,而不被采纳的关键在于律师缺乏有效的收集证据的途径。
  (三)普通群众和犯罪嫌疑人
  我采取对照的方法,对普通群众和曾经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访谈。如果这些人对刑讯逼供的严重性特别重视,即使刑讯逼供的比例并不是非常高,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一种司法制度是否公正不仅取决于这种司法制度对公民的权利是否会产生侵害,还在于它会否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公正感”。{3}结果表明,普通群众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刑讯逼供比例的估量比警察和法官要高得多。不过,两者对刑讯逼供的态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群众和成为当事人的人都不能拿出确切的数据或者证据表明刑讯逼供的严重性,但是都确信在刑事诉讼中存在严重的、高比例的刑讯逼供现象。群众认为,警察在刑事诉讼和治安管理中都存在严重的刑讯现象。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全部陈述自己受到了警察的刑讯逼供。{4}其中有几位向我展示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痕,以资佐证。由于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缺乏说服性机制和有效的上诉救济机制,他们陈述的刑讯逼供在判决书中都没有记载。
  但是,两者对刑讯逼供的态度并不一样。群众一般对刑讯逼供比较理解,认为不打不能查清案件事实,而且这些罪犯实在可恶,活该挨打。但是他们也害怕自己成为当事人时会遭受刑讯,并希望自己的亲友不会遭受这样的虐待。如果他们的亲友遭受如此非人道的对待,他们会同情被刑讯者并厌恶刑讯者;曾经成为当事人的公民对刑讯逼供比较激愤。
  另外,在我们的政治话语和刑事诉讼话语中,刑讯逼供都是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而应被禁止和惩处的,但是,在潜层里对刑讯逼供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纵容甚至鼓励。几乎所有的警察都津津乐道于自己刑讯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有些机关隐瞒真相、拒绝处罚实施刑讯逼供的警察、容忍监所里“牢头”虐待同室犯,{5}这些行为变相纵容了警察机关的刑讯逼供;{6}在文化观念的层面上,主流宣传和文学艺术、传播媒体有时候会产生鼓励刑讯逼供的作用。官方一再对刑讯逼供的严重性辟谣、传播媒体大量报道未经证实的刑讯逼供案件、文学艺术作品把刑讯逼供和警察的凛然正气结合在一起,渲染警察在罪犯面前不可遏制的“正义感”,这些都可能使警察和公众误读其中的信息,产生罪犯该打的观念。虽然这种描述都是从批判的角度进行的,但是也使观众和读者形成刑讯逼供特别严重的直觉。也许在无意识层面上,这些机关在通过这些行为认同、纵容和鼓励刑讯逼供。
  二、刑讯逼供泛滥的表层动力——制度原因
  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分析,刑讯逼供是警察为了获得案件的真相而进行的违法活动,与警察素质、侦察技术和装备、诉讼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也讨论得轰轰烈烈。但是,这些真的就是刑讯逼供的所有原因吗?诉讼制度的改革是否能彻底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一)刑讯逼供能发现案件的真相吗?
  不容置疑,刑讯逼供是作为发现事实的手段而出现的,这也是刑讯逼供出现最早的一项功能。如果使用刑讯逼供不能获得案件的口供,警察是没有动力进行刑讯逼供的。当然,我假设警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标准入”,因此不会在刑讯逼供中获得利益,如果他能够通过刑讯逼供获得利益的话,即使他不发现事实也会进行刑讯逼供。如果他在治安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和普通人获得的利益没有什么差别,他也缺乏刑讯逼供或者弄清案情的动力。
  如果不是因为面临巨大的破案压力,警察并不一定要竭尽全力查明真相。导致警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进行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上级的压力、铁案要求、挖余罪心态、流窜作案的犯罪、协查犯罪、本辖区与此案特征相像而没有告破的案件、经济犯罪案件等。这几类犯罪因为警察机关对案件事实问题的关注,最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但是,绝大多数案件并不是这些类型的案件,警察也不一定要求或者盼望犯罪嫌疑人必须交待是否还有其他罪行,虽然他有时问犯罪嫌疑人“你还有交待吗”或者通俗点“还干了啥”。这些只是在每个笔录之后的例行公事。也就是说,警察刑讯逼供的动力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自破案的压力。而且,刑讯逼供也不一定就能够查明案情。仅仅依靠刑讯逼供方式查获证据并最终定案,很有可能会造成冤假错案。早在三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就否认了刑讯逼供发现事实的功能。{7}这种“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的查证方法,最终只能使事实混淆不清;相当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提供切实的证言;有些案件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根本不用刑讯逼供等。
  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即使在不侦查案件的情况下,即使不是为了查清案情,刑讯逼供就没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吗?
  (二)刑讯逼供是因为警察素质和侦查设备吗?
  我们并不否认刑讯逼供的发生存在个人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刑讯逼供由于具有一些制度性的特征和功能,因而单单提高案件的证据适用规格、改善技术装备、提高侦查业务素质或者加重刑讯者的责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强调技术、素质和个别警察的违法乱纪等理由,虽然在特殊情况下也言之成理,但是在普遍意义上就丧失了理论说服力。比如,必须在全面改良侦查机关装备的情况下刑讯问题才有可能好转,仅仅技术力量的提升不能杜绝或者改善刑讯逼供的现状。有些配备了最先进侦查设备的案件不仅不能防止刑讯逼供,却诱发刑讯逼供并最终造成冤假错案。{8}我也不否认在刑事诉讼中个别警察的“权力寻租”,但是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成本分析的方法告诉我们,仅仅提高寻租的成本,是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刑讯逼供本身在功能上具有一些制度性的特点,导致仅仅通过学习、提高和惩处进行的防范活动不能奏效。
  (三)制度改善能解决问题吗?
  刑讯逼供一个最直接和明显的原因是在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虽然侦查设备落后、侦查人员素质较低会导致一定程度的刑讯逼供现象,但是在众多造成刑讯逼供现象情况不明的原因中,制度缺陷是首当其冲的。
  第一,从发现和查明刑讯逼供的角度来说,在刑事诉讼中缺乏一种使侦查讯问透明化的机制;从防止刑讯逼供的角度着手,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对警察活动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侦查讯问场所的隔离性和封闭性为刑讯逼供创造了便利条件。在一个与外部空间隔离的讯问室里,侦查询问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当中,外界对警察机关的询问是一种茫然不知的状态。何时提讯、如何询问以及笔录的制作都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从机关活动的文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书面记载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考察侦查讯问情况的根据。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侦查监督机制,侦查讯问笔录的真实性也是应当质疑的。{9}
  实际上,学术界早就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是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使其在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有权保持沉默,以割断口供和刑讯之间的血肉联系,使警察丧失刑讯逼供的依据和动力。但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仍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这一规定不仅默许侦查机关把口供作为解决案件的捷径,而且促使侦查机关利用口供判断口供的真实性,从而陷入恶性循环。{10}
  解决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刑事诉讼的介入机制,即赋予辩护律师讯问时的在场权。由于律师不享有在场权,不能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在场,不能对侦查机关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无法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律师不享有在场权,就不能在庭审中提供刑讯逼供的充分证据,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官排除适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的权力,但是,一些制度方面的缺陷却使法官的这项权力流于空谈。这不仅增强了侦查讯问的不透明性,也使刑事诉讼缺乏事前遏制和事后打击刑讯逼供的机制。
  第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制度存在着冲突之处,是制度缺陷的关键所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严禁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如果出现这种证据,该项口供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这和我国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是矛盾的。这种以事实为核心的证据特征观必然忽视合法性在诉讼法上的核心地位,使客观性、相关性成为证据的本质属性,而法律性只是客观性和相关性的保障。{11}如果在客观性和相关性已经查实的情况下,法律性是无关紧要的。这种“体用”的关系使法官在排除非法诬据的时候顾虑重重。
  而且,法官根本没有查清刑讯逼供现象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法官遇到证据制度的双重障碍。法律没有规定刑讯逼供问题证明责任的分配。被告人负担举证责任而控方不承担证明责任会使刑讯逼供的认定成为不可能。而且侦查机关向法庭出具的书面声明充其量算作是侦查机关针对辩方的主张提出的答辩意见,只是一种诉讼当中的主张,根本不具备证据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对被告人是极端不公平的。这与证明责任的本质是相矛盾的。
  从现在的讨论来看,刑讯逼供的成因主要集中在制度的缺陷上,制度的改革似乎是医治刑讯逼供的一剂良药。但是,制度的改革真能彻底根除刑讯逼供的积弊吗?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从后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获得口供只是警察刑讯的一个表面动因,和现行法律制度一体形成的刑讯逼供的社会功能,才是刑讯逼供根本不能消除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存在的话,也许我们建立了律师在场制度、司法审查等一系列制度,刑讯逼供现象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
  三、刑讯逼供猖獗的潜层成因——刑讯逼供的社会功能
  虽然刑讯逼供存在制度上的原因,但仅仅在制度上考察却不能切中其发生的要害。我们的调查表明,之所以出现这种态度的差异,是因为刑讯逼供不仅在刑事诉讼体系中承担了发现事实的功能,而且在社会控制的层次上也承担了过多的功能。
  (一)侦查权对社会治安权的辅助
  实际上,警察行为的一个突出目的是通过刑讯逼供达到对普通群众,特别是潜在罪犯的威慑作用。只有这些潜在的危险分子不实施任何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警察打击犯罪,维持社会治安秩序的宗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警察在打击犯罪的时候,需同时兼顾社会治安的目标。
  我国的瞥察权分工不明确,是造成侦查权向社会治安权渗透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不仅要负责常规治安工作,还要侦查刑事案件,打击刑事犯罪。当然从长远意义上理解,侦破案件、打击犯罪本身就是社会治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应有之意。我国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把公检法部门统摄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关,体现了刑事侦查要为社会治安政策服务并服从于它的观念。但是,侦查权和治安权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法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要将治安权和侦查权进行明确的区分。{12}将这两种职权统一到一个部门的身上而不加分离,就会导致职权行使的混乱状态。公安机关在维持社会治安时追求效率的目标,需要采取迅速和果断的措施实现治安目标。而刑事侦查是为了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分子,在工作中不仅要打击犯罪,追求效率和治安的目标,而且要准确查明案情,服从刑事诉讼公正的价值追求。特别是在我国没有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法官审判前司法控制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兼顾公正就不得不进入政策和法律的双重话语中。由于两者在目标、手段和效率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刑事侦查权和治安权、社会管理权的相互渗透。大量使用罚款、行政拘留措施解决刑事案件,都是这种渗透的表现。
  有时候,警察为了实现社会治安目标,不仅要进行刑事侦查,抓获犯罪分子,侦破刑事案件,而且要采取一定的社会治安措施。在社会治安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侦查权的规范性和迅速性可以使恢复社会治安的目标迅速实现,侦查权就被用来实现社会治安的目标。因为侦查权的规范性和对象的特定性,导致侦查权更有可能被普通公民体会到。所以,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措施有时就负担“政策执行”的功能。
  刑讯逼供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刑事侦查权向治安权渗透,从而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例证。在乡村,警察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并没有力量维持整个管区的社会治安。{13}当然,他们可以发动群众的治安力量,比如在每个村子里都设“治保主任”一职,负责本村的社会治安保卫工作。但是这个职务只是一个乡村调解员的角色,有些案件,他们碍于“左邻右舍”的情面,不敢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有些案件,应当作为刑事案件紧急处理,却没有刑事处置大权而只能做派出所的“耳报神”。在整个乡村,从来没有警察在夜间巡逻。也没有警察机关平时对外来人口进行管理。可见,警察力量在这些地区比较薄弱,仅仅依靠刑事诉讼等规范的社会控制方法并不能完全保持社会治安,如果要警察对每个刑事案件或者治安事件都认真处理,警察实际上会疲于奔命。所以,在社会治安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警察机关要实现社会治安权,就要发展一些可以彰显其治安权或者警察权的事件。刑讯逼供正可以向村民昭示一个背离道德和法律规则的公民可能限于什么样的境地。
  这种治安权的昭示不仅表现在警察对具体治安事件的处理,而且还表现为国家通过仪式方法加强对乡村的控制。{14}虽然民间的非正式规范的社会秩序控制作用对规范控制存在一定程度的补充,但是并不能取代法律、政权等规范的力量。国家会通过各种方法突破国家和民间的界限,{15}直接对乡间进行管理和统治。这种管理和统治有时不是强制而是国家的仪式活动。比如:警车在乡村招摇过庄、公捕公判等;对于乡民,如果能够说明危害治安的行为会毫不例外的招致不利后果,村民会收敛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敢做出任何令警察反感的举动。这是社会学上的交换理论可以说明的问题。
  所以,在刑事诉讼中,警察即使知道某个人没有犯罪,或者警察明知某人不会提供口供,仍然有可能刑讯逼供,其目的无非是向社会昭告违反警察治安目标的后果。总是将刑讯逼供和案件的事实联系在一起,就会忽略这方面的现象。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乡村社会治安中,警察只是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达到维持社会治安的目标。经常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社会治安联防连坐等。
  而且,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何警察会不停止这些刑讯逼供行为。根据交换理论,如果对一种行为,出现了其期待的奖励效果,或者没有出现其预料的惩罚,这个行为者会更加倾向于做出这种行为。警察在乡村的社会治安中引入了刑事侦查措施,使用刑讯逼供等手段对社会进行警示,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警察将社会治安权的相关措施引入刑事诉讼,将一部分刑事案件“非刑事化处理”,也节省了维持社会治安的资源投人,不仅弥补了办案经费短缺,而且给警察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当然,每个瞀察都知道刑讯逼供是被禁止的,但在他们周围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人因此被追究责任。考虑问题时参照群体的作用,无形当中鼓励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刑讯逼供和这种既往不咎或者不闻不问的做法产生了奇怪的相互促进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在刑讯逼供时毫无顾忌也就并非不可理喻了。
  (二)非规范控制对规范控制的补充
  而且,仅仅看到刑事侦查权和社会治安权的冲突还是不够的。警察进行刑讯逼供,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治安的需要。在社会转型开始的时候,我国的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是一个传统社会。虽然民国以降,国家权力机构开始下沉,国家权力的控制已经达到了乡镇一级,但是,在乡镇以下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熟人组成的较为稳定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人员相对固定。{16}虽然国家通过各种仪式行为和压力制的权力模式实现对乡村的社会控制,{17}但是,乡村的社会秩序并不完全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而是依靠习惯、风俗、乡规民约等非正式的规范。{18}虽然这种传统的社区在农村比较典型,但是在城市也没有消失。虽然我国的城市已经基本实现了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但城市的居委会仍然和农村的村委会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比如担任居委会干部的主要是对社区较为熟悉的人员,他们也没有根据国家的正式的权力结构获得权力的可能等。在现在,这些人员更加寻求正式的国家权力的支持。由于国家权力在这种群体中并不能直接依据法律进行社会控制,情感、风俗、惯例等仍然具有较大的补充作用。
  社区的秩序也是同样需要维持的。在传统社区,除了村中的治保主任负有社会治安职责之外,任何人并不负有社会治安保卫职责。在现实中,治保主任并不总是按照法律解决问题,比如有的治保主任的思想观念和法律意识并不是非常强。这些治安干部和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乡村干部,不仅通过吸收国家权力中的威权来加强自己在村中的地位,增强自己处理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且也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熟练掌握来获得相当大的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13      关注法宝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