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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及其评析(续)
【作者】 张淳【分类】 信托、信贷法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8(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8卷【页码】 86
【摘要】 《中国信托法》中的重要的创造性规定除笔者已在发表于《法律科学》上的同题论文中提到的那些外还包括:将绝对要式原则确立为信托合同在形式采用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禁止设立索债信托,规定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原则上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规定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将导致自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变成为该人的遗产或者清算财产,规定作为共同受益人之一的委托人的人格丧失将导致其信托受益权在性质上变成为该人的遗产或者清算财产,授予委托人不当行为撤销权并实际确立起善意取得规则来解决在有关不当行为被撤销后的信托财产返还问题,规定将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取得的利益归入信托财产,规定受托人职责终止时如果在信托行为中不存在关于新受托人选任的规定则由其他信托当事人选任新受托人,规定在部分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情形下被放弃的信托受益权按一定的先后顺序转归信托行为指定的人或者其他受益人或者委托人及其继承人享有,确认在信托终止时受托人对费用补偿权与报酬权可以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行使。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87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简称《中国信托法》)已于2001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信托制度这一新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已确立。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方式;其基本构造是:由委托人通过提供信托财产设立或者因法院推定成立,由受托人执行即管理信托财产与处理信托事务,由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即在信托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其中委托人与受益人可以是同一人。《中国信托法》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吸取自英美日韩四国信托法;但该法中确有一些重要规定却为我国立法者自行设计,这些规定为该法所独有,且它们因具有创造性质、在世界信托立法史上明显地属于标新立异从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对这些规定进行正确审视与评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该法的理论认识。鉴于此,笔者曾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中的创造规定及其评析》一文,在其中以《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为参照物而指出《中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包括将信托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确认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将登记确定为信托的生效要件、将委托人的三项重要权利规定为其以自己的行为干预信托的权利、为委托人增设因其重大侵权行为而变更受益人或者解除信托的权利、为受托人增设对信托的保密义务、将受益人不确定的信托规定为无效信托与将信托监察人制度限定适用于公益信托并规定公益信托应当设置信托监察人,并对这些规定进行了适当的评析。上文已在《法律科学》2002年第2期上发表,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2年第6期转载。然而,为上文所指出与评析的只是存在于《中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的一部分,还有另一部分创造性规定因受篇幅所限而没有被列人其中;为了使我国法学界能够对该法的创新性质形成全面的认识,的确有必要在上文的基础上继续指出这后面一部分创造性规定并对它们进行适当评析。故笔者仍在以《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为参照物的基础上并仍以与写作上文相同的方法写作本文,以作为上文的续篇;由于在上文中对已作论述的那一部分存在于《中国信托法》中的创造性规定已经从第一项排列至第八项,为了在顺序上与上文实现协调,故本文对在上文中未作论述的那一部分存在于该法中的创造性规定的列举以“第九项”为顺序符号开始并由此往下面排列。
  创造性规定之九:将绝对要式原则确立为信托合同在形式采用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
  信托合同必须借助于一定形式才能订立与存在。《美国信托法重述》对信托合同形式采用所持态度是:以不要式为原则,要式为例外。此点由这部法律文件的下述规定所体现:第24条第1款规定:“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可以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行为形式为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39条规定:“信托的设立,虽无书面形式也属有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这两条均适用于信托合同。《日本信托法》对信托合同形式采用未作出规定,这表明该法允许当事人在订立信托合同时自行选择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以作为其形式;但该法却并未明令禁止其他法律就导致某一特殊类型之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作出其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不仅如此,它的3条第1款还实际规定以依法应当办理登记或注册的财产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应当办理登记或注册,这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规定导致以这些财产为信托财产的信托设立的信托合同必须采取作为特殊书面形式的登记形式或注册形式。可见《日本信托法》对信托合同形式采用所持态度与《美国信托法重述》实际相同。
  《中国信托法》将绝对要式原则确立为信托合同在形式采用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该法第8条第1、2款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
  将绝对要式原则确立为合同在形式采用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曾经是我国合同法的一个传统: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3条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洁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7条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9条规定:“技术合同的订立、变更和解除采用书面形式”。《中国信托法》将绝对要式原则确立为信托合同在形式采用上所应当遵循的原则,显然是出于遵循这一传统。尽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放弃了这一传统;此点可由下述该法10条的规定体现:“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釆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尽管为这一传统要求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必须采用的书面形式运用起来显得繁琐而并不简便易行;然而,以书面形式记载合同条款却毕竟具有能够查阅且一旦发生纠纷则易于证明合同存在以及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内容的明显优点,正是这一优点致使书面合同与口头合同或者以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相比较,显得更加安全可靠。而信托合同依其性质属于附有存续期间的合同且其存续期间还往往较长;显然,只有书面形式宜于成为这种合同的形式,以不能查阅且一旦发生纠纷则难以证明合同存在及其内容为缺点的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却不宜成为这种合同的形式。可见虽然不能够仅据此便得出该法关于信托合同形式采用的规定要优于外国信托法的相应规定的结论,但这一规定的确属于一项谨慎的立法安排。
  创造性规定之十:禁止设立索债信托
  索债信托是指委托人以使受托人代替自己向其债务人要求清偿债务为目的设立的信托。索债信托一般这样产生:委托人为某项债权的享有者且该债权需要由其债务人通过给付财产来清偿,但该委托人却不直接向该债务人要求清偿,而是通过信托行为将该项债权转移给受托人,且在该行为中规定由该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向该债务人主张该项债权以要求后者清偿,并将由此从后者处取得的财产交付给该委托人或者由其指定的人。《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均既未明文规定禁止设立索债信托也并未明文规定索债信托无效,这表明它们对委托人设立索债信托均持允许态度。
  《中国信托法》对委托人设立索债信托持禁止态度:该法第11条第4项规定:专以讨债为目的设立的信托无效。
  《美国信托法重述》禁止设立八种信托:(1)目的违反法律的信托,(2)约因违反法律的信托,(3)内容违反法律的信托,(4)对其条款的履行将致使其受托人实施犯罪行为或侵权行为的信托,(5)对其条款的履行违反公序良俗的信托,(6)目的为欺诈债权人的信托,(7)其条款存在履行不能的信托,(8)其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此点由这部法律文件第60—65条将这八种信托列举为无效信托所体现;可见它在规定禁止设立的信托时所遵循的是具备违法性与欠缺可履行性这两项标准(因其条款存在履行不能的信托与其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均属欠缺可履行性的信托——笔者注),并认为任何信托只要符合其中一项标准便应当禁止设立。《日本信托法》禁止设立两种信托:(1)脱法信托,(2)诉讼信托;此点由该法10、11条关于“依法令不得享有某项财产权的人不得作为信托受益人享受等于有该项财产权时的利益”与“信托的实行不得以实施诉讼行为为主要自的”的规定所体现;可见它在规定禁止设立的信托时所遵循的仅是具备违法性这一标准。《中国信托法》除禁止设立索债信托外还禁止设立以下信托:(1)目的违反法律的信托,(2)以非法财产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为信托财产的信托,(3)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托,(4)诉讼信托,(5)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6)受益人或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的信托,(7)具有其他为法律不允许存在的情形的信托;此点由该法第11条将这些信托与索债信托一并列举为无效信托所体现。稍加对比便可以发现,《中国信托法》在规定其他各种禁设立的信托时所遵循的标准均与《美国信托法重述》相同(因“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与“受益人或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的信托”实际上也就是“规定信托财产的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与“规定受益人或受益人范围的条款不具备确定性的信托”,故它们均属于“其条款不具备确定的信托”的范围——笔者注),在此点上仅索债信托例外。由于该法关于禁止设立索债信托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既不具备违法性也不欠缺可履行性的索债信托,可见这一规定所具有的创造性质已经不仅限于较外国信托法增加了一项禁止设立的信托,而是还在于突破了为后者在规定禁止设立的信托时所遵循的标准。然而,该法禁止设立索债信托,这却值得批评。因为索债信托对其受托人而言实际上仅意味着“受人之托,代人讨债”,从运作结果角度看它与以索债为内容的委托代理并无实质区别;我国法律一向不禁止以索债为内容的委托代理,一向允许包括律师在内的任何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代理人代替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债权,甚至还允许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以代理债权人索债为经营范围的讨债公司;既然如此,便理应允许设立索债信托。
  创造性规定之十一:规定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原则上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
  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委托人通过遗嘱设立信托并在该遗嘱中指定某人担任受托人,但在其死亡时被其指定的人却拒绝担任受托人或者已经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在这种情形下,要使该项信托得以存续与运作,需要另行选任受托人。对于在这种情形下由何人来另行选任受托人,《美国信托法重述》并未作出专门规定。但这部法律文件的第102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未以言词或者行为承诺信托者,可以拒绝担任受托人”。第108条规定:“信托已成立但却并无受托人,或者单独受托人或共同受托人中的一人因故停止执行信托,可以依下列方式选任新受托人:(1)由适当的法院选任;(2)由信托条款授予选任权的人选任”。这两条适用于前述情形。依此两条的精神,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该项信托仍然成立,其所需要的受托人或者由法院选任,或者由该遗嘱有关条款授予选任权的人选任。《日本信托法》则实际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原则上由法院选任受托人:其49条第1款规定:“受托人职责终止时,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选任新受托人”。此款中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选任新受托人”与“法院可以因利害关系人请求选任新受托人”实属同一含义。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准用于遗嘱指定的受托人不承受或者不能承受信托情形”。第3款规定:“前二款规定,不适用于信托行为另有规定情形”。
  《中国信托法》在确认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该信托仍然成立的基础上专门规定在此种情形下原则上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该法第13条规定设立遗嘱信托,应当遵守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规定。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或者无能力担任受托人的,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法由其监护人代行选任。遗嘱对选任受托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依《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可以由法院选任受托人而依《中国信托法》原则上只能由受益人选任受托人,这便是两者关于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由何人来另行选任受托人的规定的差异。由法院选任受托人意味着法院对作为私法关系的信托关系的介入和干预;在美国一向存在法院介入和干预私法关系的传统,《美国信托法重述》规定在前述情形下可以由法院选任受托人实属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日本信托法》作如此规定则是出于对美国信托法的仿效;由于这一传统在我国并不存在,故《中国信托法》不可能规定在前述情形下可以由法院选任受托人,考虑到此时设立信托的委托人已经死亡,受益人为信托的仅存的当事人;从而该法只能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原则上由受益人选任受托人。然而,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由法院选任受托人,无论这一选任就法院而言是依职权主动为之还是应受益人的请求为之,均意味着司法程序为受托人产生的必经程序;这便致使受托人的产生不仅在程序上显得繁琐复杂,在时间还必将旷日持久,从而不利于信托的运作。而在此情形下由受益人选任受托人,则受托人的产生不仅在程序上显得简单,在时间上也会显得及时而不致拖延,从而有利于信托的运作,·况且信托毕竟是由委托人出于使受益人获得信托利益之目的设立,且在信托存续期间因受托人执行信托所生信托利益还归属于受益人;这就决定了受托人的产生理应符合受益人的意志,而此点只有在受托人系因受益人选任而产生的情形下才能实现,如果在其系因法院选任而产生的情形下则难以实现。可见《中国信托法》关于在设立信托的遗嘱指定的人拒绝担任或者没有能力担任受托人的情形下原则上由受益人另行选任受托人的规定,在合理性程度上要明显地高于《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关于在此情形下由法院另行选任受托人的规定。
  创造性规定之十二:规定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将导致自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成为该人的遗产或清算财产
  自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出于使自己获得信托利益之目的设立的信托,其特点是由委托人自任受益人。如果设立自益信托的委托人仅为一人,则该人既是单独委托人又是单独受益人。在自益信托存续期间,有时会出现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人格丧失即作为该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终止的情形。至于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对自益信托的信托财产的性质有无影响,《美国信托法重述》与《日本信托法》对此均未作出明确规定;即在它们看来,在自益信托存续期间,即便出现了这种人格丧失,这种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仍然属于信托财产。
  《中国信托法》规定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将导致自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变成为该人的遗产或清算财产:该法在其第15条中规定:“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依《美国信托法》第2条与第17条第2款的精神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且此点亦为《日本信托法》1条所实际确认;正是在这一确认前提下这两部外国法律文件才会认为在自益信托存续期间即便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这种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仍然属于信托财产。《中国信托法》第2条与第7条第1款确认在信托存续期间信托财产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正是在这一确认基础上该法便不得不规定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人格丧失将导致自益信托的信托财产在性质上变成为该人的遗产或清算财产。尽管如此,但《美国信托法重述》第142条规定:“受益人死亡的,其信托受益权按照关于相同性质的法定受益权继承与分配的规则转移”。依此条的精神,在自益信托存续期间,作为其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自然人一旦死亡,该信托并不因此而终止,此时由该人生前享有的信托受益权由其继承人继承并享有,该继承人由此成为该信托的新受益人。在美国,自益信托均属附有期间的信托。《美国信托法重述》第334条规定:信托因期间届满而终止。第345条规定:信托终止时以受益人为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依此两条的精神,在其继承人因继承死亡的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而成为自益信托的新受益人后,该信托的期间一旦届满,其便可以权利归属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日本信托法》并未规定受益人死亡将导致其信托受益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但该法第56条规定:信托将因信托目的不能实现而终止。第62条规定:信托终止时原则上以委托人或其继承人为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信托目的即委托人设立信托时所具有的目的;其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死亡就自益信托而言显然将导致其目的不能实现。可见依这两条的精神,在自益信托存续期间,只要其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一旦死亡,其继承人同样可以权利归属人身份取得信托财产。而在《中国信托法》第15条中却显然包含着“如果其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死亡则自益信托终止其信托财产作为该人遗产由其继承人取得”这样一项内容。以上所述表明,就其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死亡的自益信托的信托財产归属而言,无论是适用《美国信托法重述》、《日本信托法》还是适用《中国信托法》,其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至于在作为法人的单独委托人即单独受益人终止情形下自益信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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