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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关于中国法律史学与科学精神的思考
【作者】 陶广峰【分类】 中国法制史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7(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7卷【页码】 158
【摘要】 中国法律史学的历史,尤其近五十余年来的坎坷历程告诉我们,中国法律史等的独立品格,特别是科学精神的有无,不仅事关我国法学的繁荣,更关系到中国法律史学的兴衰。本文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所须具备的:探索精神、怀疑意识、批判理性和谦恭态度,并专门探究了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价值标准与行为规范,指出科学精神是中国法律史学的核心结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75    
  一、中国法律史学科的确立与科学精神的失却
  中国法律史学是确立于本世纪初的一门法学分支学科。此前,历代纪传体史书多有“刑法志”等关于法律史的专门论著,《通典》、《文献通考》等典制体史书,以及《大学衍义补》、《古今图书集成·祥刑典》等书也有法律史方面的专门记述或资料汇编,只是由于传统学术体系的限制,法律史学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1}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的学科分类模式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学界的传播,随着西方法律、法学的输入,中国学界如沈家本等人便以此为基础,对传统史料进行重新整理、研究,突破了传统中国法律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创立了现代意义的法律史学。后又经程树德、杨鸿烈、陈顾远等中外学者的努力,中国法律史学已成为一门研究对象确定、体系完整,研究方法独到、新颖、完备的独立学科。以研究方法论,如杨鸿烈在其《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即开列了:“外部法制史”和“内部法制史”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纵横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方法与比较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三种;其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又开列了所谓:“笃信谨守”、“穷源竞委”,以及“哲理的研究方法”等三种。{2}正是由于详备的研究方法、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的研究对象,使中国法律史学至20世纪40年代末,已发展成为一门新论迭出,名家峰起,于法学诸学科中卓异独立的显学。当时的法学前辈们,如江庸、王宠惠、丘汉平、王世杰等人,无论治部门法学或理论法学,均有高深的中国法律史学造诣。青年学子也多以修中国法律史学为重要选择。
  正是由于历代学者的努力,使中国法律史学摆脱了传统法律史学的桎梏,一跃而成为一门富有现代性、具有独立品格、且具科学精神的学科。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法律被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加之社会科学研究一律“以苏联为师”,{3}法律史学一开始便被包容在“国家与法权历史”之中,中国法律史学课程被“中国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等高度政治化了的内容所代替,中国法律史学成了政治学、成了阶级统治学的附庸。中国法律史研究首先是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制度和其他法律文化全部“砸碎”、“批判”,其次是“借鉴”,{4}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面教材,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法律史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研究成果,也大都以贴“标签”,{5}如以“儒法斗争”,“影射史学”的形式出现。具有悠久历史、研究队伍庞大、成果丰硕的中国法律史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中国法律史学的独立品格、科学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其在法学界,尤其青年学子中的形象至今仍尚未恢复。
  近代以来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法律史学的独立品格,尤其科学精神的有无,不仅事关我国法学的繁荣,更直接关系中国法律史学的兴衰、发展。因而,对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探讨,在今天不仅是必须的,也是迫切的。
  二、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构建
  我们知道,科学主要由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三部分组成,科学精神居于科学的核心地位。所以,所谓科学精神主要是指:科学文化的探层结构中所涵括的一套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是科学文化的核心结构。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被科学家内化而形成科学家的良心,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某些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他就获得了科学精神,实际上,科学精神的获得,则意味着科学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不仅仅只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而是融入了他的活动,矫正着他的思维,改造着他的习惯,从而形成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科学精神又逐渐地渗人大众的意识深层,被大众内化并形成大众的科学意识。所以,一个掌握了科学精神的人,才算真正理解了科学。也正是科学精神使科学具有了理论的普遍性,结果的可检验性,逻辑的严密性,构造的简单性和价值的多重性等品格。{6}
  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构建,从中国法律史学产生、发展,及所遭受的挫折来看,从科学精神对传统法律文化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来看,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构建问题予以说明。
  其一,中国法律史学的科学精神最容易获得赞同的一点,就是中国法律史学须有探索精神。我们知道,永远对新鲜事物敞开心扉,接受新知识,探索新奥秘,追求新结果,这是科学,也是中国法律史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实际上,中国法律史学的前辈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如正是汉代的司马迁、班固,明末清初以来的顾炎武、黄宗羲,清末民国以来的程树德、杨鸿烈、陈顾远等先贤,及日本的仁井田升等外国专家那种踏破铁鞋,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的探索精神,方有今天的中国法律史学。
  其二,中国法律史学的科学精神须有怀疑的意识。是否具有怀疑意识也是科学和信仰的根本区别。因为,信仰不能包容怀疑,如果产生怀疑,信仰便开始动摇;反之,科学则不能排除怀疑,除却怀疑,科学也就与信仰无异了。{7}不仅如此,怀疑还意味着科学绝不相信权威,也绝不无条件地宽容。显然,怀疑一切是不理智的,因为,如此将导致心灵闭塞而失去探索能力;反之,如果没有怀疑意识,也就失去了分辨是非的基础,结果,所有的观念,不论是合理的,还是荒唐的,都被全盘接受,科学也将成为垃圾站。{8}如20世纪开始至40年代,由严复、梁启超、丁文江、胡适等人先后提倡,盛行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科学主义方法派,在大力提倡归纳法、进化论、实证实验法等的同时,就曾极力推崇存疑方法。另外,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也强调用批判的态度考察古史材料,不盲从文献,妄言上古;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也主张以地下之遗物与纸上遗文相互释证,利用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史料;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都极大地充实了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库。为中国法律史学独立品格的形成,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构建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怀疑的意识是研究中国法律史学,繁荣中国法律史学,恢复中国法律史学昔日的辉煌,构建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所不可或缺的。
  其三,中国法律史学的科学精神须有批判的理性。如果说怀疑意识是构建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出发点,那么,批判的理性就是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主要体现。因为,中国法律史学如果仅从怀疑的意识出发而没有批判的理性,定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果,难以克服传统方法中的独断性、臆造性、孤立性和缺乏价值追求等的局限,最终,或者成为怀疑论哲学的奴仆,或者成为认同权威的理论侏儒。{9}不仅如此,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中批判理性的具备,同时还具有促进中国法律史学的深入发展,带动中国法律史学的理性思考,推进中国法律史学的价值追求,摆脱中国传统法律史学科学性格不强,而仅仅停留在整理典籍、理顺线索、鉴别真伪等表层而无法深入的弊端的作用。因为,科学是在试错中前进,在“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发展,其中自然少不了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交锋。科学探索中的学术争鸣不仅完全正常,而且有利于科学的进步。在这方面,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本质的争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不仅如此,由于学术争鸣属于学术范畴的争论,形式虽可多种多样,但要竭力避免非学术因素的介入甚至起支配作用。在这一点上,中国法律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所以,中国法律史学科学精神的批判的理性,从本质上讲,是对已有中国法律史学成就的反思和超越,决非简单否定,更不是彻底否定。因为,被理性批判的中国法律史学本身不但是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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