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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明清时期的“中人”及其法律作用与意义
【副标题】 以明清徽州地方契约为例【作者】 吴欣*
【分类】 中国法制史【期刊年份】 2004年
【期号】 21(春季卷)【总期号】 总第21卷
【页码】 166
【摘要】 “中人”是明清时期民间社会人们进行买卖、借贷、分家析产等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人为保障,是民间“防讼结信”的重要手段。中人所具有的公开性、权威性、人为性的特性使其本身很容易成为民间社会习惯法的人格化的法律象征和法律保障,进一步加强或削弱了契约本身合意的内容,凸显了身份契约所具有的“人治”特色。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59    
  一、引言
  “中人”,在明清时期又被称为凭、凭中、中见、见、居间、中证人、见中等等,是契约订立过程中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参与者。中人的出现是伴随着契约的不断发展而活跃起来的,早在西周的金文中,就有有关中人的记录卫益”铭文中,在记录了契约签订的时间、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及标的物之后,还有有关“五伯三有司”的记载,并将其作为除当事人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来监督并主持交割的进行。{1}《吕氏春秋·尊师》中也有记载段木干,晋国之大驵也。”有关学者考证狙”通“侩”,可能是最早以说合牛马交易为主的中人。{2}其后,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到唐代便出现了以说合为职业的职业经纪。“今人谓驵侩为牙郎,本谓只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市作牙,压似牙字,因讹为压耳。”{3}明清时期,在商业气氛浓郁的徽州社会中,理性的徽州人在频繁的商业生活,滋生出了强烈的契约意识,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显示出了几乎“无中不契约”的情形,中人成为契约成立的“要件”。那么,中人在徽州的民间社会中具有怎样的法律意义,它对明清时期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护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以往的文献记述以及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集中于中人的“中保人”角色,如《居延汉简》中载终古燧卒东郡邑高平里召胜,字海翁,贳卖酒楼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得富里张公子所,舍在里中门东人。任者同里徐广君。”{4}徐锴《系传》中认为任,保也”,即保人之意。具有成文法性质的唐宋杂令也规定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5}该项规定从中保人连带责任的角度明确了中人的作用。现代学者也着重从“面子”的角度考察了社会精英充当保人时在民间社会秩序维护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6}二、侧重于中人的“经纪人”和“中介”的内容居间,谓当事人一方为他人报告定约之机会或为定约之媒介,他人给予报酬之契约。他方委托人,前—方称为居间人”。{7}三、还有些文献明确了中人“调解人”的身份宾客居间,遂止俱解”。{8}应该说前人对中人的特征及身份的界定是十分清晰的,对其作用的分析与理解也相当深刻。但因为这些记述或研究成果中的“中人”大都不以主体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契约或债权研究的附属物而存在的,所以,当我们着眼于明清时期的徽州下层社会时,大量的契约提供给我们有关中人的更为具体、详实的信息,为对中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资料背景和进一步补充、修正前人研究成果的可能。虽然徽州地区的中人研究只能作为区域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对它的分析可能并不带有普遍性,但至少它能为我们研究徽州社会提供一定的借鉴。比如,一般人们都将中人的身份定格在具有完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族人、姻亲、近邻或地保等人的身上,{9}但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却有妇女和仆人这些没有完全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人成为中人的契约,这表明了中人身份的日趋复杂化。另外,作为一个集合体,虽然“中人群体”与个体中人的同质性是明显的,但在契约中“中人群体”的“合力”作用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它所反映出的人们对中人及其所代表的秩序的理解,也没有从其作用和意义上与个体中人的个人行为加以区别研究。如果说契约本身代表了一种秩序,那么中人就是这种秩序的维护机制;它既属于书面契约的文本化内容,又具有契约所不具有的书面之外的约束力;它既扎根于民间习惯法之中,又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尤其是中人所具有的公开性的特征足以使它成为不成文的成文法,不强制的强制力。
  本文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第一辑。在前书中,笔者选取了《康熙黟县李氏抄契簿》、《雍正休宁金氏置产簿》、《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乾隆休宁程氏抄契簿》、《嘉庆祁门吴氏誊契簿》、《同治休宁张氏置产簿》共六个姓氏的830例买卖契约作为分析、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以期从中人的个人身份及他与当事人的关系、中人群体的存在状况等多个角度去考察中人的实际作用。
  二、中人的身份
  中人的身份在本文的研究中不但包括了中人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且也包括他们与当事人尤其是卖主的关系,这种关系除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宗族、亲戚、家属、夫妻、父母子女及监护人等关系外,还包括了官民关系、主仆关系等等。
  (一)中人是地方基层组织中的领袖人物
  地方基层组织中的领袖人物一般是指保长、里长、图正等等。虽然基层的保长之类并不真正属于国家的行政官僚体系,但在民间,他们却被认为具有“官”的身份和象征意义,例如在《休宁金阿汪的卖契》中就直接将保长称为“官人”:
  “二十四都二图三甲立契妇全阿任,全男金千寿,今因急用,恃先年阿夫金六生手当过山五号,今内取山三号出卖与黄X名下为业,今恐无凭,立此存照。
  雍正九年七月X日立卖契:全阿任
  全男:全千寿
  凭中:巴佑徵官人(东沟人,任保长,名加寿)
  程春雷
  依口代书:程景虞”{10}
  在这一契约中,立契人将具有保长身份的巴佑徵称为官人,显然,在他们的心目中,保长就是代表国家的官方人员。其实在官方的文献中,对保长、里长等地方基层领袖也有类似的称谓,如“身充甲保,即属官役,一切事件,地方悉惟该役是问。”{11}既是官人,本身就具有了官方所赋予的诸多权利,也因此会增加他们倍受信任的砝码。从另一个方面,就他们的来源看,一般这些人是经由“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12}同时,他们也应具有这样的个人威信十家立为一甲,务选殷实老成、端正勤慎者,公举为甲长报官”{13}所以,这些由乡绅们推荐,并与地方官打交道的人在当地会有较强可信度。但笔者在前文列出的六姓氏的830件买卖契约中却仅见到2例由官人作中的契约,并且这两例也都属于族外契(买卖双方不是同族之人)。可见在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中,人们请保长、甲长作中的现象并不十分多见,也就是说,在经济交往中,人们所倚重的并非是代表官方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从理论上更具有保障作用的地方基层领袖。对这一问题,应着重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徽州地区宗族组织十分发达,“千年之冢,不动一杯;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14}一般“乡有争竟,始则鸣族,不能决,则诉于文会,听约束焉;再不决,然后送于官,比经文会公论者,而官藉以得其款要过半矣,故其讼能解。若里约坊保,绝无权焉。”{15}从这一记载来看,里约坊保在当地的权威有赖于宗族的支持,在“敬宗收族”的观念支配下,人们更愿意相信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信任体系,尤其在族内更是如此。第二,保、甲、里长等人自身的瑕纰。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的“更定保甲”之法就是针对此前“州县编查保甲,日久生玩□率以具文此事,各乡保长、甲长类似市井无赖充之”{16}的情形而制定的。所以保、甲长本身可信任程度的降低,也会使人对其行使中人权利的能力及其在法律上所应负有的连带责任产生怀疑。
  (二)中人是族长、族众
  此类契约以族内契最为多见。笔者现将所统计的830件契约列表如下:
名称族内族外合计ABCDEF道光休宁吴氏358277061同治休宁张氏490930768乾隆休宁程氏10744024121乾隆休宁黄氏152314566186雍正休宁金氏1813124711218康熙黟县李氏15069272176  注:表中A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完全同属一族;B代表中人与立契者部分同族,部分异族;C 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异族,但与收契者同族或有其它族人;D代表中人与立契者同族,但与收契者异族或有其它族人;E代表中人与买卖双方都不同族;F代表中人与买卖双方都有同族。
  上表中的数字很直观的显现出三个结论:一、六姓氏的买卖契约中,族内契占到了大部分,分别为70%、66%、92%、83%、84%、91%。这主要是由于在“寸土寸金”{17}的徽州地区,地权转移应是迫不得以的事情,并且惯例也对此有所规定,在一般包括地权在内的不动产的转移过程中,宗族和姻亲具有购买的优先权,其一般顺序是亲者优先,次及地邻、典当主、原卖人。在优先者不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人购买,否则,姻亲旧主就要从中作梗。{18}二、同族契约中,完全由同族人作中的数目较大,分别占到族内契的81%、100%、96%、98%、98%、96%的比例。这又进一步证明在同族买卖中,人们更愿意或必须选择族内之人为自己作中。三、在为数不多的族外契中,笔者按中人与买卖人的关系分为四类,从表中来看,几乎没有什么规律,这也表明在族外交易中,人们对中人选择的随意性较大。
  在族内契中,立契人对中人的选择也有一定差别。首先是族长、房长、门长等族内领袖。因为他们“分莫逾而年莫加,年弥高而德弥邵”,故“合族尊敬而推崇之,有事则必禀命焉”。{19}“所举族长,皆系绅衿土豪”{20}和“徽俗重长上,一家则知有族长、门长”{21}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氛围及权威人格导向,使得人们在“地小人众”{22}的现实生活中,更愿意选择族内权威来为自己作中。
  其次,中人是一般族众。一般族众是相对于族长、房长而言的在族中没有特殊权威的人。他们与立契人的关系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与立契人有较近的亲属关系,是立契人的兄弟、侄子、叔伯等。如《休宁吴事一卖契》中就写明:“见:叔吴仲宽、吴内孚;弟:吴惟时;侄:吴素瞵”。{23}近亲属作中的最大优势,一方面在于可凭借血缘亲情确保中人对契约投人最大限度的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则在于可以免去惯例中“亲属优先权”而带来的阻挠。
  另一种是立契人和中人虽属于同族,但相互之间的关系较远。在《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中有一个名叫黄朗仲的人,从所有的相关契约中我们并没有发现他的基层或族内领袖的身份,但他却在顺治六年到康熙二十五年间共为人作中28次。其中在他为黄羽仪作中的契约中共有两名中人,一个是黄羽仪的弟弟黄兆于,另一个就是黄朗仲。{24}因为契约中已明确了黄兆于与黄羽仪的关系,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黄朗仲与黄羽仪的非近亲属的关系。在黄朗仲作中的28个契约中,只有三个写明了立契人与他的关系,而其余25件中这种关系是十分模糊的。虽然25件中有可能出现漏写的情况,但所有的这些人又不可能都与黄朗仲的关系特别亲近,况且其中还有三件属于族外契。那么,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黄朗仲在族内有着较高的威信。虽然他在当地的经济地位不是很好,也曾于康熙24年、29年两次立卖地契,并于27年因生活贫困将土地当掉,{25}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作为中人的地位。可见对买卖双方而言,中人不一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富裕的经济状况,个人的品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个人威信是一种很好的信用保障。
  (三)中人是立契人的亲戚
  与同族契约中中人多是族人的情况不同,在异族契约中亲戚的比例较大。在《休宁王鲁山卖契》中,中人是亲:李明仆、吴志之。而在《休宁戴纳如卖契》中共有九个中人,其中就有族岳汪传来,侄婿汪永生和另外四个未表明实际关系的亲戚余健中、黄子重、洪旺至和金联玉。{26}
  亲戚是跟自己家庭有婚姻关系的家庭及其成员,《礼记·婚义》中称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二姓之好的含义,除却祭祀祖先及传宗接代的功能外,还在于用宗族观念维护同族关系,通过结亲的办法增加异姓亲属间的联络。在徽州“邑中姓多故族世系,历唐宋以来两姓缔盟必数百年婚姻之旧”,{27}亲戚作中,既可以为异族之间相互生疏而又都与之相熟的人作财产转让的中介,又表明了他们在“优先购买权”方面的态度。
  同族契约中较少有亲戚为中介的情况,但作为见证人,也有些立契者请亲戚作中。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卷五《康熙黟县李氏抄契簿》的契约中,我们见到了立契人李邦待、李邦卫、李有功、李东升都曾邀请过亲戚吴有孚作中,而李邦卫和李邦衡也请过姑夫汪士鳌作他们的中人。在笔者统计的830契约中,所见亲戚一般为:姑夫、姐夫、妹夫、女婿、表兄弟、岳父等等。
  (四)中人是妇女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在“三从”之礼的严格约束之下,妇女没有专用之道,她们的行为能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结婚以后,妇女的人格几乎都被丈夫所吸收,失去了独立性。国家法律也明文规定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监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28}不但如此,在权利能力上妇女也是不完全的,《大清律例》规定若妇人,除谋反、叛逆、子孙不孝,或己及同居之内为人盗诈,侵夺财产及杀伤之类,听告,余并不得告。”{29}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妇女财产权的实现方式却是多样的,“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家产分割时妇女的继承份额外,寡母,尤其是在子年幼时,对于其子的财产拥有很大的处分权。”{30}
  中人在契约中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信用——中人本身的信用以及其对买卖双方信用的证明。信用来源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而道德所依附的主体——人并不存在性别差别,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妇女作中的问题也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在明清时期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妇女作中的具体行为是存在的,并且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种中人是立契人的族中长辈。例如:
  “卖契妇程阿朱,今因年荒,日食无办,自央中将故副夫分得山尽行卖与族叔名下,
  崇祯十五年四月X日卖契:程阿朱
  中:津叔婆
  代书:亲汪文运”{31}
  虽然我们无法从简单的契约中弄清立契人程阿朱与中人津叔婆的关系,但从“津叔婆”这一称谓上来看,中人显然是立契人的族中长辈。
  第二种:中人是立契者家庭内部的岗辈。崇祯四年,程道升的卖契中写到:
  “卖契程道升将在字……号,土名……共租四秤卖与亲兄名下,……
  崇祯四年九月初五日卖:程道升
  中:道乾嫂”{32}
  在此之前的八月,程道升另一件卖与亲兄的地契,也是由道乾嫂作中。这一契约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女人作中,而且还在于买卖双方都与中人道乾嫂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这使得土地物权在兄弟之间的转移以及对中人的选择都没有超出近亲属的范围。
  第三种:中人是立契者的仆妇。如《休宁胡阿朱卖契》的中人除了亲人程元粮和黄朗仲之外,还有一人名日蔡腊嫂。从接下来康熙贰十六年胡兴旺(他是前契胡阿朱的孙子)的卖契中我们得知蔡腊嫂是胡家的“经管仆妇”。{33}尽管作为佃仆同时又是妇女的蔡腊嫂在身份与地位上与主人相差甚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依然可以成为主人地权转移的中介与见证。
  虽然在众多的契约中,笔者仅发现了八例妇女作中的情况,并且根据她们的特点所划分的类型因为数量较少也很难说是十分典型和普遍的,但它们的存在毕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尽管受到传统的礼制以及习惯的制约,但在实际生活中,中人的某些特性,渚如个人威信、个人身份、人际关系也会和某些个别妇女所具有的道德、身份和经济因素相结合,从而将她们推到中人的位置上。当然,仅以个别状态出现的女中人始终无法成为中人的主流。
  (五)中人是田仆
  佃仆或庄仆是明清时期因“种田、葬山、住屋”而形成的与地主既有租佃关系又有主仆名分的贱民阶层。{34}虽然主仆之间的身份差异是存在的,但在实际的契约中,中人的角色却可以由佃仆来承当。例如,天启四年,十五都的郑九买了汪向党的荒田及岭山,中人就是汪向党的庄仆李新柯。事后,李新柯因郑“伐伊坟边木植”,一纸诉状将郑九告上了县衙。县令在此案的判词中写到:“审得郑九弃买汪尚党等山木,即系李新柯为中。李向为汪之庄仆,其安葬之山出之于汪者,柯既为中,意欲近伊山界,使九晋木不伐,为他占争之地。但九实价买,安得阻之。今突告其砍祖坟顶巨木三根,索其醮礼,遂驾伐冢杀命之词。身为原中,本钉界定业必不容其侵伐,而山主汪尚党同事汪时震供未曾砍其坟木,则柯之同所告不实,合以杖惩。”{35}
  我们暂且不管县令的判断是否正确,仅从他对庄仆李新柯为中的态度来看,他已经承认了李为中的身份。这表明至少官方在仆人为中的问题上并不持反对态度,没有因为李的仆人身份而剥夺他的中人权利。并且在这一判词中也可以得知中人的一个职责是“钉界定业”,对买卖的不动产有丈量勘测确定见证的作用。事实上,在界定业址的问题上,仆佃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作为实际的耕种或看守者,他们对业址的了解要比实际上的主人清楚的多。尽管如此,佃仆的身份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中人的作用。由于主体资格的不平等,一旦发生产权纠纷,仆佃是不具备中人所拥有的调解人身份的,他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使纠纷双方达成某种妥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人的作用更多是中介或见证。
  (六)中人是主人
  主人是相对于佃仆而言的。虽然徽俗“仆佃一般都没有土地”,并且也“不得私置”,{36}但由于有些佃人对田地或山地投人工本就因此拥有了出卖的“田皮”和“力夯”的权利,但一般要先卖与主人。例如康熙17年,金六生因欠人钱财,将土地尽先卖给了家主黄仲立。{37}再如:
  “立卖契汪小龙,今因无银使用,自情愿将续置山一亩……出卖与房东李名下为业……
  康熙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立卖契人:汪小龙
  中见:房东李心如”{38}
  很显然,在这一卖契中,买者和中人都是房东李心如。按徽州习惯:凡“佃田、住屋、葬山”就证明了一种主仆关系的存在,所以汪小龙和李心如之间应该是主仆关系。虽然我们承认“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平等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39}但订立民事契约的当事人双方尊卑之间的不平等也会影响到契约的实质内容。如何保证契约在相对程度上的真实合意,便是中人的一个作用,因为他在当事人双方之间起到了一个支点的作用,使双方在契约签定的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之下,否则契约关系就很难成立。既定的主仆关系以及中人与当事人的“合二为一”的前提,都会使得这种相对平衡出现偏差。从根本上说,主仆的不平等从本质上决定了契约的签定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中人作为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这种偏差以弥和的个人化、人格化的保障,也因中人与当事人和主人的合一而把中人变成了一个有名而无实的“唯书面主义”的形式。
  以上六种中人的身份及他们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中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角度来论述的,但笔者在徽州契约文书中却发现大量的契约中的中人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作为一个群体,中人又集中了人们对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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