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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对市民社会法哲学的思考
【作者】 张德琴薛爱娟*【分类】 法哲学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1(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21卷【页码】 25
【摘要】 市民社会理论为法哲学研究拓展了一片新视野,法哲学也为剖析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对西方法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有关市民社会理论的梳理,试图把握住西方基本法律理念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历程,并就此提出:市民社会是研究法制现代化过程及其本质的一把钥匙。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发现和了解现代法律的产生和演变的一些规律性内涵。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57    
  一、市民社会研究与法哲学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考释
  市民社会的英文是civil society,最早应该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在《政治学》一书中,他使用了“Politike Kornonia”(政治社会或政治共同体,苗力田先生译为政治共同体)。这一概念后由西塞罗转译为拉丁文“Civilis Societas”。在拉丁文中,societas一词指协会、结社、结盟的意思,Civilis一词的一个重要含义是指法律,还可指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民法,Civilis Societas 一般是指和野蛮社会相区别的文明社会。
  而现代英语和现代法语中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Societe Civile)一词便是由这个拉丁文词目演化而来的。因此,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有理由相信“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乃是指“政治共同体”。自14世纪开始,欧洲人广为采用该词,并将之译为今日通用的civil society。因此,通过对市民社会一词的词源学的考释,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在其刚刚产生时就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它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社会形态。
  在西方学术史中,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家的著作中其内涵是不一样的。大致说来,有七种不同的语义。除了上述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这两种语义之外,还有以下几种,它们分别是洛克、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和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市民社会概念。
  洛克的市民社会概念相当于他的政治哲学中从自然状态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它是人类发展逻辑中的一个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黑格尔是西方学术史上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他认为市民社会的道德地位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完美体现,因而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释较多地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的领域,这一点将在后面的文中进一步作解释。葛兰西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纠正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已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相径庭,认为应当重新理解市民社会,他把市民社会界定为制定和传播意识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私人的民间的机构,包括教会、学校、新闻舆论机构、文化学术团体、工会和政党等,其学术关怀是主张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且要取代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哈贝马斯则将市民社会解释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指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并尤其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是市民社会的主体。{1}
  当然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实际上远不止上述几位杰出的思想家。不过,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市民社会即是指在社会内部而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间组织和活动空间。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刘武俊先生认为,“市民社会的法理学定义——市民社会就是与公域相对峙的、主要由私法体系维系其自由和秩序的内生和自发的私人自治领域。”我们姑且把刘先生的定义作为本文对市民社会的一般理解。{2}
  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由来以久。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市民社会的某些因素。到中世纪,随着罗马帝国的形成,共和政体的式微,人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生活在一个理想的“政治结合”中,相反,人们日益感到是被“政治权力”统治着。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人们反贵族政治倾向日益増强,平民意识和平民心理日趋浓厚,教会开始以神权为基础将自身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尽管它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但其与过去的政治社会有着明显的界限,因而在政治上出现了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有限分离。
  11世纪左右,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堡周围形成了许多商业区,居住在商业区的居民被称为“市民”,商品经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成了联系“市民”成员之间的纽带,而且随着这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城市宪章(charters)、商人法(law merchant)以及行会制度(guild)等一整套符合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化的社会制度开始形成,这样,在封建体制内部就孕育了一批和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市民”阶层。
  在该基础上,文艺复兴之后,就逐渐形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的两大传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最终通过政治革命将市民社会和国家在现实中分离出来,18世纪法国大革命将这个分离变为现实。在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始终离不开市场经济这个根本性的基础。可以说,我们对东西方法律文化之间区别的分析,同样离不开这个市场经济形态以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
  (二)法哲学对市民社会研究的意义
  法的现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全部法哲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也是全部法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前后贯穿的一条主要脉络。可以说,脱离和缺少这个脉络,就既无法理解法哲学思想发展史,也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而市民社会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法的现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决定了近代欧洲法律思想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决定着欧洲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如果脱离了对市民社会的分析,就无法从完整意义上理解西方法律的基本理念和精神是怎样形成的等问题。因此,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市民社会理论为法哲学研究拓展了一片新视野,它驱使法学工作者将学术研究由国家和政府转向社会和个人这个领域,促使法哲学对传统的法的形象作出新的完整的设计和比较完善的概括。同时,作为法学灵魂之所在,法哲学也为剖析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法哲学的角度看,私法与市民社会有着一种天然的内在亲和关系。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私法文化孕育、成熟和发达的过程,也是私法价值的实现和私法精神的升华过程。法哲学与市民社会理论有着许多相通的契合点,他们都共同关怀人的权利、平等、自由等价值问题。法律从根本上讲属于一种社会性和契约化的规范,法治的真谛在于熔铸和弘扬一种以市民社会的私权利为内核,并融人民族文化传统的私法精神。
  二、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渊源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政治动物的人,天生要组成国家,过政治生活。他的生活目标是追求善。政治生活的追求目的是至善——城邦全体人民的共同善。政治学实质上是政治生活中的伦理学。不过,这种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法哲学,尽管现代政治学已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但是法与政治实际上是无法截然分离的。在古希腊城邦时期,人们谈到“法”,首先是指“宪法”(政治体制)。因此我们可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当作一部法哲学著作来研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开篇即使用“政治共同体”(Politike Kornonia)概念,指谓城邦作为一种根据宪法建立起来的独立自足的社会团体的性质,{3}这就是市民社会,也是古希腊时期特有的城邦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城邦的政治主权属于它的公民(Polites),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而不是以代议制的形式出现。
  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逐渐衰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到古罗马时期已慢慢失去了它的实体,不过,Jean L. Cohen等人认为市民社会“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4}这一含义一直延续了下来,并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上自由、民主、平等的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资源。
  公元1世纪,西塞罗将其转译成拉丁文Societas civ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征(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5}西塞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市民法理论。
  1.两种法律概念。
  西塞罗在《论法律》中一开始就强调指出,只有在阐明了人们之间的自然结社(natural societas)的性质之后,才能找到法律和法的根源。他说,“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理应属于同一个公民社会。”{6}他把神明的法看着先于市民社会的法而存在。由此他认为有两种法律,即神界的或永恒的法律(即至高的尤皮特的正确理性)和人民(即“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联合”){7}的法律(即由人民通过的法律)。前者为法的宗教性,后者为法的民众性。但他突出了法的民众性,即法律为人民投票通过的法令(lussa),这一点对后来的法国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市民社会制定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一概念出现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宪法中,在这一穿越历史的沟通中,实际上为人民立法权的代议制奠定了基础。
  2.市民社会是公民的法权联盟。
  西塞罗指出,公民社会是“人民的组织形式”,{8}“既然法律是公民联盟的纽带,由法律确定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么公民的地位不相同时,公民联盟又依靠什么法权来维系呢?要是公民们不愿意均等财富,要是人们的才能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起码应该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就这样,公民社会若不是公民的法权联盟;又是什么呢?”{9}这种法权关系从本质上看,乃是委托关系。西塞罗还指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10}这里的“国家(res publica)”意指“公共的事业”,publica (公共的)一词源自populus (人民)。
  3.两个“凡是”。
  西塞罗在论述法律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时,从“法律即理性”这个命题出发,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命题。他在《论法律》第一卷中,指出:凡是具有法律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也自然具有法的共同性;凡是具有法律和法的共同性的人们,他们理应属于一个公民社会。在公民社会里,家族分支的地位根据一定的原则由亲属关系确定,自然中的情况要远比这崇高得多,美好得多:人类以亲属关系和出生与神明相联系。{11}
  三、洛克和黑格尔:近代关于市民社会的两种代表性观点
  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一般有两种观点。一为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天赋权利,而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活动的限度,社会完全可以不需要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另一个则为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构架,其基本内容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但又处于不同层次,国家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超越市民社会,同时,由于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支配,在伦理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因此对这种不自足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国家这个唯一真正的道德力量。{12}
  (一)洛克:自由主义的观点
  在由古代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到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洛克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如果没有洛克,近代市民社会观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1.在洛克看来,市民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市民社会依旧当然地与政治领域相重叠,他不认为市民社会是后来才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人民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共同体(commonwealth)并由此所构成的政治结社领域便是市民社会。{13}洛克认为,政治社会或市民社会是这样一种组织或场所: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不便”或不足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契约和同意得到补正。{14}照此理解,洛克所说的市民社会实现了自然法统治下人所应享有的“完全自由”和“权利和利益”,是一种能实现符合自然的自由、平等和独立的一种较为完善的形式。
  洛克认为,并不存在本质上具有合法性的任何世俗性权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权威最终均来自于上帝。源此而派生的人的权力必须与自然法一致,也即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的保护,逆他而行的任何人为制裁都不可能是善的或有效的。”{15}由此可见,在洛克的市民社会观中,它是个人化了的道德行为者所构成的共同体,他们追求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的社会之善。他与西塞罗的市民社会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尚未完全脱离古代神学色彩的市民社会理论。但与此同时,洛克的市民社会观又成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由其历史现状所决定的。
  2.市民社会是同其他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而法律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批准的规则”,也就是说,法律的形式是由人民意志决定的,法律的执行和效力最终取决于人民的意志,即法律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同意。同时他强调市民社会成员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指出“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因为,如果任何人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对于他所做出的任何有害行动在人世间无从通过申诉而得到赔偿或保障,我要问,他是否还完全处在自然状态中,因而不能成为那个公民社会的一部分或一个成员。”{16}
  (二)黑格尔:国家主义的观点
  —般认为,在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17}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集中在其晚年著作《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而法哲学“作为客观精神哲学只是对逻辑学的应用与补充。”{18}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同时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相对的概念,作为人类伦理生活逻辑发展中、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分化了的特殊性阶段,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他给市民社会的定义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的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19}他强调,市民社会受两个原则的支配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特殊性又必须被超越,从而达到普遍性。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国家是一个伦理共同体(ethical community)(这有别于国家的政府架构,后者被他成为“纯粹政治性的国家和宪制”(the strictly political state and constitution),它代表着最兴盛、最完美的伦理生活。尽管从市民社会阶段的最初,国家作为真实的基础已经存在,市民社会本身也是家庭在国家内部发展和分裂的结果,但是在概念的进展中,国家作为结果是在通过市民社会的分解之后才显现出来了。
  黑格尔反复强调,市民社会不是国家,国家更不是市民社会。他指出,人们常常把市民社会看作国家,把它们混淆起来,以为国家的使命如市民社会一样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与个人自由,而单个人本身的利益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却没有认识到国家是“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国家的法是最高的,“它是在最具体的形态中的自由,再在它的上面的那只有世界精神的那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了。”这种混淆的结果是否定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内在性,并把国家的历史发展环节,即一些外部现象(如力量、财富等)看作国家的实体。{20}
  从总体上看,应当说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经济本质并指出它在道德上的重大缺陷,这是他的高明之处,认为必须由国家来纠正市民社会道德上的不自足性,有其合理之处;但在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问题上他却认为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高于市民社会。这是他致命的地方。
  四、马克思:唯物主义法哲学观与市民社会理论
  (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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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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