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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传统东方法律文化的政治型态
【副标题】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法文化理论的述评【作者】 公丕祥*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期刊年份】 2002年
【期号】 17(春季卷)【总期号】 总第17卷
【页码】 22
【摘要】 马克思在研究传统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时,对这一社会特殊的政治统治形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努力揭示亚细亚的政治传统与东方村社制度及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阐发东方国家的运作机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773    
  一、亚细亚的政治传统
  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社会生活的统治形式繁杂多样,错综复杂。M·韦伯依据类型学的分析工具,把人类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区分为传统型、克里斯玛型和法理型三种类型。他这样分析说,合法统治有3种纯粹的类型。它们的合法性的适用可能首先具有以下性质: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1}传统型统治的法律特征是:缺乏现代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行政人员没有明确的职权范围;上下级之间没有合理的等级制度,决定事务的权限不明确、不固定,有时依照先例,有时统治者派员决定或个人亲自干预;没有基于自由契约的任用制度和法规化的晋升、奖惩规划;行政人员缺乏专门技术训练,责任人员无视实际工作能力;各级行政人员无固定薪酬;任何法律和法规不可能是经由立法程序而制定,在实践上可能会有创新的内容,但即使是这部分内容也须在古已有之的文献记载或先例中找到根据,并宣称这种根据被统治者个人的圣明的睿智再度发现,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地位。与传统型统治不同,法理型统治乃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基本面貌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以法律为根据进行管理的社会;法律规范是基于有利权衡或价值合理性(或二者兼而有之)经由协议或强制来建立,它要求这种统治类型的组织成员都要服从其权力;法律实体基本上是由一些抽象的规则组成的协调体系,通常是人们有意制定的;依法进行行政管理,将这些抽象规则运用于实际事例,行政管理过程或者制约组织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理性地追求利益并遵守形式化的原则;服从统治的人是以自愿加人协议的组织的成员身份而服从命令,他服从的只是这一组织的法律,只是一种非人格的秩序,而不是服从统治者本人,因而个人对执掌权力者的服从义务,也限于法律秩序所承认的范围以内,亦即理性所界定的范围之内;无论领袖、官员抑或普遍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都要受法律的制约或束缚,领袖和官员一方面自身也要服从这一非人格的法律秩序,另方面他们任何决策和命令,也要受到这一秩序的辖制。{2}在这里,韦伯通过对传统型统治与法理型统治的类型比较分析,揭示了传统型统治的内在本质特征及其价值基础,指出传统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乃在于传统的固有尊严及其规则遗产,在于传统所赋予的统治者任意专断,而这种传统的任意专断,主要是由于恭顺义务的服从,原则上讲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传统型统治是一种专断的统治,是一种世袭的统治,是一种等级的统治。
  在东西方社会,韦伯所描述的传统型统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分析了上古时代的政体形式,区分了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认为“政体”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同于公民团体,而公民团体就是每一个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团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3}而正宗政体又区别为王制(君主政体)、贵族(贤能)政体和共和政体,与此相对应的变态政体则有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之别。从上述政体观出发,亚里士多德讨论了东方的或非希腊人的政治传统及其统治形式。在他看来,东西方的政体形态多种多样。东方的君主政体类似于古希腊的僭主专制政体。“君主政体的另一属,其权力类似于僭主(专制)。常常见于野蛮民族(非希腊民族)各国中。但这一属君主政体也出于成法,列王都是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民族又比欧洲民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这样,蛮族王制便成为僭政性质的王制;但那里既然遵循成法而世袭嗣续,这种君主政体是稳定的。”{4}很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比之希腊民族,非希腊的东方民族是野蛮的;欧洲民族不具有奴性,而亚洲民族则富于奴性;希腊的君主政体不具有专制的属性,而东方的君主政体则具有专制的性质。在这一分析论断的背后,潜藏着亚里士多德对东方政治传统的某种偏见。{5}这一看法影响了后来许多西方学者的东方政治观念的价值取向。{6}
  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欧洲思想界关于东方社会的看法几乎成为定见,缺乏对东方社会政治生活历史演进的透辟分析,没有认识到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在文明与国家发生之初并不存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也没有注意到即便在东方的古代或古典时代也存在过先有城邦阶段后有专制帝国的政治发展过程,而是简单地用“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来统摄东方政治统治形式。在欧洲思想界学术主流的影响下,加之当时缺乏对东方社会政治史资料的详细占有和研究,马克思主要依据印度和俄国的历史情形亦把东方社会政治统治形式归之于东方专制主义。然而,马克思又不是简单地套用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来解释一切,而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深入考察东方社会的国家制度及其政治统治形式,分析东方专制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和社会职能,从而对亚细亚的政治传统作出了在当时条件下所能给予的理论与历史阐释。
  确认古代东方社会政治与法律体制的专制主义基础,这是18世纪乃至19世纪初欧洲思想界的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把专制政治与君主政体区别开来,认为亚洲政体是专制政体。{7}德国思想家黑格尔也承袭了孟德斯鸠的上述观点,认为古代的中国、印度、波斯、土耳其等东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都是专制政体,而且是恶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而在这些国家中,印度是最典型的,印度“是一种没有一个原则,没有什么道德和宗教规律的专制政体”。“在印度,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政治横行无忌。”{8}对于近代欧洲思想界关于东方社会政治统治制度的普遍看法,马克思一方面予以赞同,并且把它同近代西方的政治与法制形态对立起来,指出:
  “实体法却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以此类推,自由的公开审判程序,是那种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属性。”{9}马克思还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下述一段话揭露专制法律的恐怖性,即:“孟德斯鸠说:有两种坏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10}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亚洲的专制制度与现代的国家制度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说,在亚洲的专制制度中,“政治国家只是一个人的独断独行,换句话说,政治国家同物质国家一样,都是奴隶。现代的国家和这些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实体性统一的国家是不同的。”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批评了孟德斯鸠和黑格尔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区别进而美化君主政体的观点,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而孟德往斯鸠认为君主政体的原则就是荣誉,他完全错了。他竭力在制度和暴政三者之间找区别,力图逃出困境;但是这一切都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它们至多只能指出在同一原则下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11}
  二、印度的亚洲式专制统治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在一系列著述中对传统东方社会的国家制度及其政治形式问题作了多视角的深入研究。围绕英国议会关于印度问题的辩论,马克思写下了论印度的系列论文,透过印度的社会结构系统揭示了东方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之内在特质。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印度的政治结构并将之与意大利相比较,认为印度“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由征服者用宝剑强迫把不同的民族集团合拢在一起,印度斯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它不处于穆斯林、莫卧儿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的那些时期,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市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国家。”{12}马克思明确地提及了印度的亚洲式专制统治,并且指出了英国人殖民统治造成的欧洲式专制与亚洲式专制相结合所形成的可怕结果,认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了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会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13}
  为了说明这两种专制之结合,马克思引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瓜唾统治的有关材料,即:“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待自己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还付过钱,而荷兰东印度公司一文钱都没有花过,它只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构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都交纳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都贡献出来。这样,它就加重了任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是把政治家的全部实际技巧同商人的全部垄断利已心肠结合在一起进行统治的。”{14}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东方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及其存在的社会自然条件,指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15}在这里,马克思清晰地概述了传统东方国家的运行机理及其功能特征。第一,一般来说,亚洲国家的政府构成依据其性质与职能,大体上由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所组成。第二,由于一些亚洲国家的特殊自然和地理条件,兴建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发展东方农业的重要基础,并且成为东方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能。第三,在东方,中央集权政府之所以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那里的文明程度较低,并且地域广阔,不能象西欧那样产生自愿的联合。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理解了东方社会的上述政治机理,才能说明为什么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却荒芜不毛,也才能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由此,马克思揭示了东方社会的一条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运行规律:“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了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16}不仅如此,马克思还精辟地分析了东方专制国家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指出东方的村社制度“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训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17}村社制度使社会交往闭塞而孤独,使人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孤立状态,进而遂使东方专制制度能够长久地存在和延续下去。村社制度的封闭性和孤立状态,使村社成员对外部世界的社会变革无动于衷,以至于王朝兴衰更迭也不能影响村社制度的存在和发展。诚如马克思援引的英国下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东印度事务的第五篇报告所指出的,“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18}
  三、东方社会的共同体形式
  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他着力探讨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形态及其法权关系特征,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东方专制制度与东方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问题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与阐发。《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把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看作是“东方特有的形式”,{19}以与古典古代的形式和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相比较。在马克思看来,在亚细亚的形式下,作为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乃是共同体财产的最高的或唯一的所有者。“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和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在亚细亚的共同体中,财产对于单个的人来说乃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马克思认为,在亚细亚的形式下,由于专制君主是共同体财产的最高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公社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则属于这个最高所有者,而公社的剩余劳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贡赋和公共工程来加以体现。在东方专制制度下,“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宣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宣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20}在东方诸民族和国家中,兴办水利设施之类的公共工程乃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21}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这是东方专制政府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旧的所有制形式及其共同体本身就越是固定。在亚细亚的形式下,自给自足以及工业与农业、工业与手工业的统一乃是共同体及其专制制度稳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亚细亚的“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东方的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保持得最久,“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22}概言之,“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23}马克思也注意到,在东方,亚细亚共同体的政治表现形式因具体历史条件之差异性而有所不同。“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24}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性,又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移、引起历史条件等等的变动”。{25}
  由此,马克思提及了东方城市的政治性质,认为东方城市是专制君主的政治堡垒,是君主和官吏消费的主要场所,也是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之差别的统一。在亚细亚的形式下,“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26}“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27}“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加特的用语)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28}东方城市的政治特性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东方专制制度的历史精神是一脉相承、内在一致的。
  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中,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逻辑进行了深入充分的论证,并且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传统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式及其社会经济机理。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关于东方社会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基本观点,认为在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29}因此,这里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在这些条件下,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东方社会经济关系的超经济强制性质,与东方国家土地所有制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在亚洲,“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居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30}由此,马克思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形式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辩证的分析,指出:“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31}不过,马克思并没有把经济形式对政治结构的决定作用绝对化与抽象化。他看到了除了经济形式之外的其他因素或条件对一定社会政治结构或政治形式的影响,并且确证由于这些因素或条件的影响作用,具有相同经济形式的国家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形式会呈现出变异或程度差别,以至于形成多样化的政治形式与结构。他这样精辟地分析说,从一定的经济形式出发来寻找一定的国家形式赖以产生的秘密和基础,“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32}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根深蒂固的东方公社制度有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理,它对外部世界的政治变化很少作出反应,——只要与村社内部的结构关系没有变化。他引用了前爪哇副总督《爪哇史》中有关材料记载来证明其观点,即:“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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