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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一种法律社会史视角的考察
【副标题】 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界不良社会关系剖析【作者】 张仁善*
【分类】 中国法制史【期刊年份】 2003年
【期号】 19(春季卷)【总期号】 总第19卷
【页码】 179
【摘要】 本文从法律社会史的视角,以司法职业群体为解剖对象,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界的不良社会关系,包括司法界上层、中央司法界与地方司法界、审判官与检察官、司法主官与属员、法官与律师、司法人员与社会恶势力等关系,把司法职业群体的社会活动及其产生的社会关系放到社会大背景中,探讨了司法界不良社会关系对司法程序、司法公正、司法信誉等产生的负面影响,并对当代司法改革中,如何改良和规范司法界社会关系、防治司法腐败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10    
  
  司法界社会关系由司法主体相互活动构成,司法主体的社会关系大多是隐性关系,官样文书中不一定详细规定,却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游离于司法程序之外,却对司法程序及司法结果产生作用。司法界社会关系的调整可以依赖刚性法律,但更多得依赖司法主体的权力、道德、利害、素养、心态、交往等。古今中外,没有哪一种法律能把社会关系包容进去,研究法律发展历史,不能不关注司法;研究司法,不能不关注司法主体的社会关系。我们应对司法主体的出身、背景、利益等通盘考察,从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探寻那些会对司法发生作用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不良社会关系对司法不公的影响。司法界良好的社会关系,将有益于司法机制正常运行,促进司法公正;不良社会关系,将窒碍司法机制运行,引发或加剧司法腐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界不良社会关系主要体现在司法上层、中央司法与司法、审判官与检察官、司法主官与其下属、法官与律师以及恶势力等关系之中,它们在诸多方面影响着司法公正。
  一、司法上层社会关系
  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党政军各界内部,都有嫡系与非嫡系的分野;党政军之间,既相互勾结,又互相利用。为了排挤对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可以六亲不认,拼得你死我活;为了共同的利益,又会暂时结成攻守同盟。司法高层内同样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这些人事关系,直接影响到司法政策导向、司法派系之间权力分配、司法界人士构成等。
  派系林立,军界如此,政界如此,司法界也不例外。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界人事关系的复杂性,在上层已经有所体现,司法界领导人物走马灯似的更换。以中央司法行政主官为例,民国时期,从1912年到1949年的38年中,计有47任、31人次担任诙职。其中,1927年到1949年,即有16任、13人次担任该职。诸部长中,有数年一换的,也有数月或月余而换的。{1}其间的变更与政局变化及人事纷争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政见不同,学识不同,求学经历不同,利益不同,司法上层派系甚多。有按地域分的,有按留学背景分的,还有按权势范围划分的,有的几者兼有。从主官到属官,都用心培植自己的势力。
  民国时期,对中国司法界影响较大的有王宠惠、居正、魏道明、王用宾、谢冠生、洪兰友等,均有一定留学经历在他们之间,派系之争激烈;法律、法政系,如最高法院刑庭首席庭长叶在均、民庭首席庭长洪文澜及四川高等法院院长苏兆祥等;东洋系,司法部次长谢瀛洲、黑龙江高等法院首席邱廷举、河南高等法院院长徐声金等;留法系,魏道明、谢冠生等;朝阳系,最高法院院长夏勤为首的朝阳法学院同学;洪兰友为CC系骨干,长期把持司法官训练所所长一职。司法界人事更替与党界、政界关系密切。北京政府时期,司法界只有留学英、美与留学日本两派,近代中国引进外来法制的主渠道是日本,以留学日本得势的时期为多,那时留法的还没有出现。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留法出身的法律人士,在王宠惠支持下,进入司法部门,并逐渐掌握部分重要权力,形成了以魏道明、朱履龢、郑毓秀、谢瀛洲、苏希洵、谢冠生等为代表的留法派。
  为了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占有,司法界头面人士都注意培植自己的势力。司法界在国家机构中,又不可能完全独立,与党、政、军、警等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法人士的活动,必须考虑到其他机关反应,其他部门人际关系的变更,时常会牵连到司法界。拿最高司法当局司法院来说,居正为湖北人,居正当院长时,司法院自院长以下,如秘书长(特任)张知本、会计长(简任)朱卿,总务科长(简任)陈哲云,均为湖北人。其余简任秘书、参事法规研究委员及荐任、委任官40多人,均由湖北籍人士充任,司法院几乎成了湖北同乡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蒋介石注意渗透、牵制各院,多派非湖北籍人士任职司法院。但有人统计,1943年,司法院170多职员中,尚有湖北籍人士90多名,占一半多。重要职员党、政、法各有所派,纷争因此不断。{2}再以司法行政部主官——司法行政部部长一职为例,从1912年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到1949年的38年时间内,担任该职务的人员30余人。其中,担任次数最多的是王宠惠,担任时间最长的为谢冠生,1937年8月4日,国民政府任命谢冠生为司法行政部部长,从此担任该职达11年之久。围绕部长的升迁调任,各派势力之间常常各显神通,或互相利用,或互相倾轧。司法界及CC系政要谢冠生、王用宾、洪陆东、张继、洪兰友等都,都加入纷争。{3}谢冠生因性缓能忍,且深得蒋介石信任,才长据司法行政部部长一职。
  二、地方司法界社会关系
  中央人事如此,地方也不例外。民国实行“推检”制度,法官之中,掌握审判权的为“推事”,掌握检察权的为检察官。检察官依法拥有的独立起诉权力,充其量也只是提起公诉而已。掌握审判权的推事则不同。公诉之后,判罪与否,权力掌握在推事手上。至于民事诉讼,则基本与检察官无关。而且此类案件,多与财产经济有关,获利的机会较多。因此争夺审判权,在地方司法机关甚为激烈,高等法院院长位置首当其冲。
  以广东为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王宠惠接掌司法,把控诉法院改为高等法院,派罗文庄担任院长,仍配置首席检察官执行检察职务。1931年间,陈济棠倒台下野,去香港作寓公,叶夏声、谢英伯争谋广东高院和高院、首检地位。叶得意忘形,留法派谢瀛洲(1923年由巴黎留学归来)则工于心计,不甘罢休,乃搬出国民党老官僚及不满叶的法官,向蒋介石反映:叶夏声在广东声名狼藉,不足以执掌司法。蒋介石得此报告,即电令叶暂缓继任。向王宠惠征求意见时,王也认为,广东律师执掌广东司法,本非所宜。叶因此落职。蒋只好通知司法部长王用宾,另派人选。王用宾祖籍山东,与韩复榘、史延程有把兄之谊,以史延程曾于1917年在广州地方审判厅做过司法官为由,向蒋介石推荐,由湖北高院院长任上调掌广东司法,担任广东高院院长一职。{4}从1936年开始,史延程执掌广东司法13年之久,史一方面以官职、大案、“圣道讲习会”讲师之条件,刻意接纳地方权贵、监察使,另一方面将高、地两院的重要职位,都安排亲信担任。当时广东高地两院有“史家庄”之称。{5}1926年以后,广东高院院长,从陈融到卢兴原、余恺湛、罗文庄、陆嗣曾、谢藏洲,直至史延程等,都分别有政治权贵做靠山。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法院长官经常被司法行政部调任,每个院长在某地都不能长久任职,异地任用,限制了司法长官们建立自己的关系网。他们每到一地,往往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培植起自己的势力范围,达到“人地两宜”。一旦他调,下车伊始,只得另起炉灶。一些长官担心在新地方难以物色到绝对“信得过”的人,为了在新地开展工作方便,迅速进入角色,长官们甚至将原来的部下带到新任单位。如安徽省高院院长廖江南,1939年从湖北调任安徽高院院长时,就将同在湖北宜昌任职的内侄邹应光带到安徽,显然与用人当有所回避原则相违背。事实上,邹在安徽高院时,的确成了廖的“心腹”。{6}对于基层法院院长人选,廖又尽量荐举自己满意的人赴任。{7}法院主官没有足够的背景和基础,即使到任,很难开展工作。最后,要么以“人地不宜”被调离,要么就是被排挤到非重要岗位。
  首席检察官虽居于法院次席,但各派也不愿轻易放弃,因为首席检察官除检举公诉外,全省检察官须由其荐委,所以首席检察官的任免也存在严重派系之争。如广东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历任有陈炯明系的莫鸿秋(莫曾为陈的老师),王用宾系的黄镇磐、叶镜,王宠惠系的林熙畴、潘步云等。其次为高州系的廖愈簪,史延程系的张启鸿,沦陷期间有汪精卫的汪祖泽、潘冠英、罗其钟、邓昌运等。国民政府成立时,王宠惠任命罗文庄为广东高院院长,罗对全省法院的审检、监狱人员重新编派。书记官张昭芹、首席检察官林熙畴等,都是他的麻雀牌友。林熙畴因案被免,助罗文庄保位有功的廖愈簪继任首检。生性庸懒、有“糊涂睡猫”之称的谢英伯,也会凭派系之力而荣任首检。{8}
  三、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与地方司法关系
  中央迁就地方,地方要挟中央,是中央与地方司法关系的特征之一。中央对于向地方派署司法官,照例经过考核选拔程序,由司法行政部派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冲,派署司法官,并不能完全按照司法行政部的意旨行事,必须考虑地方行政主官的意图,尤其是高等法院院长这一级。如果预先与地方行政主官没有打好招呼,部派人选不受欢迎,他们就会想方设法抵制就任;即使就任,也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顺利开展工作。1941年前,司法经费由地方财政拨给时尤其如此。司法行政部要么委曲求全,一味迁就;要么采取一些迂回派署的办法,尽量避免与地方行政主官直接对抗。
  各省高院院长最好用该省本籍的人,且与该省行政长官或地方势力有一定关系,或便于沟通,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达成妥协,然后才可发表任命书。否则,即使任命了,也难以就任,甚至被赶出当地。如四川省高院院长和首检多是由中央司法行政部委派,但在1936年全国司法会议以前,中央是无权过问该省地方司法官吏任命的。因为四川尚处于防区时代,大小军阀割据,各自为战,所有地方军政都被他们掌握,法院一应经费都受他们控制,法院无权无钱,成了穷衙门。法院院长和首检只要愿意干,又与省政府(以前是省长公署)关系紧密,就可能得到任命。高院首检与省长公署关系密切,成都地方法院又为高院直接管辖,所以成都地方法院院长或首席,大多与高院院长或首席同进同退,高院人事变更,会直接影响成都地方法院的人事变更。地方委派与中央委派也经常发生相重、相争的矛盾。地方委派者因有地方势力作后盾,结果总是占优,中央委派的不得不悻悻离去。{9}
  司法行政部人事处也经常采取特殊方式,在地方妥善安排需要“特殊照顾”的人选,如“欲近先远”、“安排过渡”、“甄审升迁”、“卖官鬻吏”等。其中,“甄审升迁”为一些非法律科班出身的人士厕身司法官队伍大开方便之门。按照规定,推事、检察官的任用,必须经高等初试及格后,经过训练,再试及格,才分发各省学习,文理、法理、情理皆通的,才可试用。但凡有奥援,通过造些伪证,“积资”审查“合格”,“三理”不通者,同样可获荐任推、检职务。军法官转用人员,由于他们有某某行营或行辕机关的服务证件,司法行政部不敢怠慢,往往优先录用。非法律科班出身的人士充斥司法队伍,必然把衙门、行伍习气带进司法界。司法人员任用有学习、候补、荐署、实授之分,由于候补没有期限,所以何时实授,既要看才能,更要看关系。有些人士,即使在地方声名不佳,只要上面的关系处理得好,一样可以被重用。如郑烈在北京政府后期,主持福建司法期间,用人不当,狱讼不清,在当地口碑不佳。临去前夕,街坊竟出现“冤沉海底”、“打倒贪污”等标语。而郑烈赴南京做上层工作,后来竟当上最高法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10}也就是说,当不好地方法官的,却能“当好”中央级法官。
  四、法官与检察官的关系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审检配置制度。1927年8月16日,国民政府颁布训令第184号《裁撤各级检察厅并该定检察长名称令》,{11}下令裁撤检察厅。经此改定,将检察机构配置在法院内,把检察官以前的独立职权加以恢复,检察厅改称检察处,检察长改称首席检察官,但只作为法院内一部分的独立机构,而不成为一个独立机关,其职权仍旧,不过经费、预算不独立,由法院统一办理。监狱、看守所的监督指挥,各县管狱员的任免也归法院院长,而不属于首席检察官,行政权限,较前大为缩小。最高法院一级仍称总检察署,首长仍称检察长。各级检察处没有独立的预算,但检察权限内,也有相当的行政权。只有最高法院的检察署,独立行使其职权,并有独立的预算,与高、地两院的检察机构没有固定名称稍有不同是,在“检察署”前加上“最高法院”字样。
  由于法院权力主要由院长控制,如果院长比较开明,办事能够顾全大局,对检察官的人格、工作、生活具有起码的尊重,审检之间一般能平安相处,工作中也能互相配合。如果院长比较霸道,根本不把检察官放在眼里,审检矛盾激化就在所难免。检察官平时主动检举案子并不十分积极,一旦他们自身利益受到院长无理侵犯,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向上级有关部门控诉院长的行为。此时此刻,院长方才重视检察官的存在。1943年,江西赣县就发生了候补检察官袁兴玮与赣县地方法院院长徐葱珩之间,因食米发放问题而产生的纠纷,从中可以看出审检矛盾在地方法院的一般表现。
  关于这次赣县地院的审检之争的幕后情况,从江西高院院长梁仁杰1944年1月4日给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的私人信函中有进一步说明。梁仁杰在信中写道:
  ……连年以来,事务丛脞,各级法院院检不和,尤增苦恼。最近赣县地院袁候补检察官兴玮(系本院郭首席之亲戚)以向会计室借米未遂,与会计室发生冲突,具呈控院长进行侦查,而徐院长以袁候补检察官在会计室语涉侮辱,忿而赴检察官办公室击案,一则为非常时期,办事上确有因难,一则为生活所迫,业于呈复文件中均请免于置议。然袁动辄加入以抑留不发之罪,藉侦查以资报复,若各院尤而效之,将见院长无噍类矣。
  梁仁杰的信中反映出如下问题:第一,江西院检不和,不但赣县有,其他各级法院都存在,这是令高院非常“苦恼”的事;第二,徐葱珩在江西法界所以感到“有地位”,是因为有高院院长梁仁杰关键时候能为他说话撑腰,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院长是一条线上的人,堪称“院院相护”;第三,候补检察官袁兴玮上面也“有人”,即其亲戚江西高院首席检察官郭得彰,作为候补检察官的他,翅膀还未长硬,即敢与当地法院院长较劲,一来是因为自己占住理,二是觉得自己有靠山,否则,检察官位置还未坐到,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与院方闹僵。难怪在江西高院给司法行政部的呈文中,署名的郭得彰以“公出”理由,由检察官梁瑞麟“代行”,以示回避。第四,高院院长对各级检察官怀有敌意,如他信中所用的“袁动辄加入以抑留不发之罪,藉侦查以资报复,若各院尤而效之,将见院长无噍类矣”等语汇,都表现出他对检察官的蔑视和厌恶。对本院首席检察官郭得彰虽然没有直接指责,但他在信中特别把袁兴玮是郭得彰的亲戚这层关系提出来,对袁兴玮流露出的不满,等于是对郭得彰的变相指责。事情的发展,基本按照梁仁杰所希望那样,在司法行政部1944年的3月6日给江西高院院长和和首席检察官的指令中,对本案的处理结果是:“徐葱珩、袁兴玮均各拟免议,原案卷发还”。{12}也就是说,袁兴玮提出的追究该法院院长刑事责任的请求未予采纳,双方均未受到处理。实际上,还是院方在这场舌仗占据上风。法院院长是包括检察官在内的各级司法人员命运的实际主宰者。
  由于基层法院的用人建议权掌握在法院院长手里,使得院检不但在财务上有矛盾,在用人上也有矛盾。个别院长为安排好自己的人,不惜隐瞒推荐者的资历,而首席检察官为了保荐自己的,又苦于无用人权,怕遭院长否决,只好不择手段,试图盗用院长的名义,向上峰保荐人选。甘肃省高院第五分院就发生过院长高广德和首席检察官杜培滋违规保荐人选的事。{13}云南省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朱观也碰到类似的问题。1943年6月,云南高等法院庭长王开祥及5名推事,联名向司法行政部呈诉朱观的种种不法行为,请求司法行政部撤职查办。主要理由就是朱观在云南高院的种种行为,对云南高院及昆明地方法院的人际关系造成不良影响。他们列举了朱观的种种“劣迹”,表明整个云南省高院与昆明地院审检矛盾已经公开。根据的云南高院、昆明地院的呈文拟订的、由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签署的“交办案件通知单”、云南省议长李鸿祥、副议长赵钟奇签署的“云南省临时参议会咨文”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签署的“云南省政府公函”,相继移送到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手里,一致建议查清真相,予以处理。对朱观形成了全方位包剿之势。
  既然行政院、昆明参议会及云南省政府出面,要求调查,在此压力下,朱观若真有其事,而司法行政部不理不问,于行政院、云南省方都不好交代,理论上讲,不大可能。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给云南省政府的公函中,似乎可见端倪……查该员前以人地不宜,业已他调,准函前由,相应函复,即希查照。此致云南省政府。”一句“人地不宜,业已他调”,似乎解释了一切。{14}朱观的为人,有两件事可以侧面了解:一是从他在1941年,就检举云南高一分院及大理地院院检不合、前任后任院长交接不默契,向司法行政部所作的陈述辩护中,他认为院检不合,在现行法院组织法状态下是不可避免的事;二是上峰让他对高一分院沈沅院长及推事张世檀办案情况进行调查,他陈明,沈是他的太老师,张是他的同班同学,请求回避。从这两件事看来,朱属于比较诚实之人。{15}朱观所以被院方呈控,根源乃在院检不和,只要一方存心排挤,“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有的地方法院院长不能洁身自好,又担心首席检察官检举,为了排挤不能与其默契的首席检察官,还会借用当事人的名义,向上峰诬告办案检察官,希图通过扰乱上峰视听,将该检察官调离乃至法办,除去心头之患。如广东澄迈地方法院院长吴丹华,在任期间,常有舞弊情事,担心首席检察官廖麟材检控,于是在该检察官审理一起杀人案中,吴收取犯罪嫌疑人家属的巨额贿款,私自释放犯罪嫌疑人,却口授电文,法院执达员执笔,假借被告、犯罪嫌疑人爱人的名义,捏造事实,向广东高院诬告该检察官受贿,将犯罪嫌疑人逮捕。本以为这样一来,广东高院必令他调查,他就可以乘机作虚假呈覆,那时,该检察官一定被处理,预期目的达到。不料,该检察官依据大量事实,揭露该院长受贿私放人犯的真相,并依法对吴贪污行为提起公诉。由于有关法政机关办理不力,致使吴逃离本地,逍遥法外。{16}由于院检矛盾存在,不少司法工作经常受到干扰,为司法机制的正常运行人为设下障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审检对立严重,但审检之间也经常互相勾结,前提是共同的利益驱动。广东民间有一种说法:“做审判的愈高愈好”,因为上级审是终审,决定官司的胜负;“做检察官愈下愈妙”,因为下级检察官接近人民,掌握侦查拘押大权。经常有检察官借口秘密,使人不容易了解真相,如传票上故意不写案由,让人无从摸索,惊魂不定之际,只好派人向法官打听,任由宰割。法警发传票时,公家本来有计划旅费,可是长官经常不发,留着私分。他们知道,当事人不能不招待。被告接到传票,托人抄状,则要由书记官和收发员先讲妥价钱,才代为抄写。到庭报到时,法警庭丁传供公然勒索报到费,这是公开的,法官明明知道,却视为当然。因为法警庭丁多与法官沾亲带故,所以故意让他们得点好处。不少当事人为花钱消灾,也顾不了许多。
  五、法官、检察官与属员的关系
  国民政府时期,法院编制人员包括院长、庭长、推事、书记官、执达员(承发吏)、庭丁、翻译等;检察处包括首席检察官、检察官、主任书记官、书记官、检验员、法警等;监狱有监所长、看守等。法官营私舞弊,一般都要通过手下吏员,特别是书记官。法官从当事人那边攫取好处,书记官是一个重要媒介。案件调查的出差费由书记官出面与当事人谈价,收取后,与长官协商分配。一些出差并不是实际勘验,而是书记官带同法警,向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示威。有的地方所收民、刑事旅费,账面上按推、检、书记官、法警、执达员的职级和出差的里数计算分配,其实当事人已经先被敲诈了一笔。
  传票、记录、送达、查案等,均由书记官经办,笔录怎么写,案子早结还是晚结,书记官都能串通作弊。所以,书记官一般为法官信得过的人,每次办案,由谁操办,谁作记录,哪些该记,哪些不该记,法官预先都有考虑和关照,万一书记录者不能完全领会法官的意思,有所出人,会使有心作弊的法官审案时陷于被动。有的书记官与录事摸透了某法官审判的意向,法官不说已明,私下向双方当事人要价,理由充分、估计能胜诉的就多要,许诺如果败诉,原款全额退还。法官就此被蒙。
  执达员的职责是专门为法院送达民事诉讼方面的传票、判决书,为执行民事诉讼案件而设。票件的送达,按有关规定,可按路程远近,征收车旅费,并连同抄录等费用填具收据,随票件由执达员一并送达,一次征收清楚。执达员自己或另雇人送达,常向当事人索要额外费用。如遇到民事上的假扣押、查封财产等紧急处分的事件,数字大的,执达员就从中要挟,双方谁给钱多,就帮谁的忙。被判决确定的民事执行案件,数字大的,执达员同样可以捞钱。只要事情不要闹大,法官大多装作不知道庭丁、翻译也有乱索费用的机会。不论民事或刑事,到庭报到应讯时,庭丁便向拫到当事人索取报到费,也称“堂费”或“翻译费”,不得满足,则百般刁难,如法庭点名传讯时,故意漏而不传,使当事人久等于侯讯室,反诬当事人擅离不应,直到最后才补传到庭。法官如果是外地人,不懂本地话,翻译时,故意把重要陈诉、供词和证词略过。
  院检配置,人事权和财权掌握法院院长手里,使得一些不法院长滥用职权,任用私人成为可能。如四川绵阳地方法院院长胡凤丹在担任院长期间,私自把杀人犯刘自才提出,充当厨师,在庭丁编制之外,又多报庭丁名额,冒领薪金。把地方法院档案室腾出,给自己的女佣囤积菜子,用以倒卖,为其牟利,当检察官履行职权,对女佣传讯侦查时,女佣竟躲进院长寝室,彻夜不出。{17}
  由于为了争取主动,法官、检察官双方都尽量任用私人,在这一问题上经常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如1940年长沙吃紧期间,湖南高四分院院长是张有柜,首检是袁士镡,各用各的私人。张是江西人,法院除推事及两个湖北书记官外,其余都是江西人;袁士镡是安徽人,检察处除一名检察官和主任书记官外,其余均为袁姓。为了办公费,双方屡屡发生争吵,袁说张是“江西会馆”,张说袁是“袁氏祠堂”,互相讥笑。1941年,松滋地方法院成立时,院长赵心闿、首检潘登魁之间也是成见很深,水火不容。平时不大见面,即使见了面,也不多说话,必须说话时,动辄争吵,拍桌打椅,似有不共戴天之仇。{18}院长看在检察官的面子上,只要不危及自身的利益,也有睁一眼、闭一眼的,除非有人向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举报,则把责任推到该检察官的头上,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按照《法官任免条例》,推事、检察官和书记官,须经铨叙部铨叙合格后,才由司法行政部任命,各地临时悬缺,只先派代,报部转请铨叙。有时,地方的一些司法长官竟把缺出的职位估价出售,坐而牟利。福建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张清泽就曾如此操作。凡是有检察官和书记官缺出,即定价出卖,按县份收款;外县300元,闽侯400元或500元(书记官价格稍低),录事即法警的缺一样出卖。有合作,也免不了有纠纷。
  法院吏员职位也可酌价出售。民国以来,县府及地方法院的法警、执达员的开支都列人法院预算,但一些县法院的法警、执达员不但不要钱,反而出钱买差当。四川巴县地方法院执达员52名,先后各缴“保证金”550多元,而他们每月的薪金仅7元左右,这笔保证金照例是不要上缴的,法院主官即可自己支配或挪用,对法院而言,保证金只是一些空头支票。如1930年方仲颖接任巴县地方法院院长时,该院所有执法员的保证金只剩下一些空头收据,可谓有“保证”而无“金”。交纳保证金后,这法警或执达员会加倍从当事人身上勒索榨取。
  关于司法机关人员的回避,从1914年开始,北京政府就颁布了回避办法,北京政府时期,大体能够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回避办法一度没有很好执行,1932年1月,行政院接到一件地方司法人员的呈文,其中指出:“近年人民对于司法颇滋诟病,而回避办法未能实行,亦为诟病之一端”,主要因为全国人才有限,且分配不均,就地取材,本法官服务于本省,形成有的地方滥竽充数,有的地方人才拥挤;本地人服务于本地,难免涉及亲朋好友关系案件,甚至有的父兄子弟共事一堂,亲戚故知,互相统属。根据呈文,行政院拟订颁布了《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规定:第一,各省区高等以下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不得以本省本区人充任,但边远及交通不便,或有特殊情形者,暂得回避该法院管辖区域;第二,各省区各级法院推事检察官应回避该法院管辖区域;第三,各省区各级法院院长及推事检察官与该管上级法院或本院院长有四亲等血亲关系、三亲等姻亲关系者,均应自行申请回避。有前项关系而不自行申请回避者,由司法行政部分别提交惩戒;第四,各省区回避人员由司法行政部酌定期间分期调换;第五,本办法无论实缺、署缺、代理及候补司法官均使用之;第六,本办法第三款至第五款之规定,适用于法院书记官长、主任书记官、书记官及监所职员。{19}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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