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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解说包公的吏治思想与法律思想
【作者】 徐忠明*【分类】 中国法律思想史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8(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8卷【页码】 162
【摘要】 本稿旨在讨论以下两个问题:在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法律制度的语境里,包公思考吏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有何特点?与此相关,在北宋仁宗时代吏治渐趋婧惰与法律逐步松弛的语境里,包公又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本稿的分析思路,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旨在梳理包公有关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以往包公研究相对忽略的解释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05    
  本稿的主题,是检讨包公的吏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这一方面可资利用的资料,仅有现在流传下来的“包公文集”——“奏议谏稿”而已。现在,杨国宜已经将它整理出版。{1}这部“文集”是本稿据以研究的基本资料。在我看来,通过解读包公的奏议,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释证相关的历史事实;二是疏理包公的思想观念。{2}不过,本稿讨论的重点问题,乃是包公的思想观念——关于政治与法律的思想观念。
  审读包公的奏议谏稿,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文稿都是针对当时非常具体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提出来的,基本没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阐述。经过初步整理之后,我发现,文集主要涉及以下主题:吏治、法制、边事、赋役、赈灾,以及其他零碎的问题。{3}通过这一粗略的整理,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与仁宗时代的“政治语境”密切相关;具体来讲,它们与本章第一节分析过的“政治语境”非常切合。所以,按照研究的一般进路,本来应该进行全面的相互释证,以期揭示包公所思所想的缘由,从而加深我们对于包公的理解;反过来说,通过解读包公的所思所想,进而丰富我们对于仁宗时代的政治、经济、边事问题的理解。只是,由于本稿主题和篇幅所囿,我无法全面讨论这些问题,而是考虑集中讨论一下“吏治”与“法制”问题,其他问题只能约略涉及而已。
  一、包公的吏治思想
  包公自打年轻的时候,就有从政为官的志向。对此,朱熹曾经讲过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他说:“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托以它事不入,它日复招饭,意谨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它日累乎?’竟不往,后十年,二公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4}这个故事虽然讲的是交友之道,不过,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包公“读书做官”的志向。至于为官的品格,包公也有一诗表述:“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求来羞。” {5}此诗写得非常通俗易懂,没有任何疏证考订的必要;而且,艺术上也不太高明,故而,也没有进行文艺方面评析的必要。后来,包公还向仁宗皇帝自述:“生于草茅,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以期勉徇。”据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包公确实胸怀大志,政治抱负不小;另一方面,包公心目中的理想官僚,乃是清廉、正直、忠君。所以,如果我们意欲解读包公的吏治思想的话,那么,基点应放在这一方面。但是,为了避免就事论事的浮浅,本稿试图通过“疏理”包公的吏治思想,重建它的内在结构。
  俗话说“清心寡欲”。也就是说,所谓“清廉”和“正直”,它的根基在于“治心”,必须时刻保持“心”的“清”。这与另一著名清官海瑞的思想非常相象。{6}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欲”的“寡”;才能克制欲望,超越欲望;进而,才能真正做到“清廉”和“正直”。对于“心”的治理,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向来非常重视。譬如《论语·学而》所谓“学而时习之”一言,它的要点显然落在“治心”上面;也就是说,通过对于“礼乐”的“学而时习”而达到“仁心”境界,乃是“克己复礼为仁”{7}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李泽厚所谓“仁”由内起,而“礼”自外作,说的也是这个意思。{8}孟子更加强调“心”的重要意义。例如《孟子·尽心》即有“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说法。著名思想家牟宗三先生干脆认定,“仁义礼智皆仁也。”{9}随着这一思想史的理路下来,{10}包公突出“清心为治本”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有时时刻刻保持“心”的“清”,推而施诸政治,才有“仁政”,才有“德治”。进而,慎选人才,也是非常自然的要求。
  那么,包公的具体想法怎样呢?他说:“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古之圣王,御大器,保重畜,盖各有其道焉。以万务之无极也,一统于上,岂可以思虑尽之邪!故立三公、设九卿、百执事,以维持之,俾群材尽力,而百工无旷,则王者正其本,执其要,而天下之大务举矣。故治乱之原,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11}如果把它与先秦以来的政治学说相比,当然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包公吏治思想的大致脉络。首先,皇帝统御天下,关键在于“群生”安集。这是“民本”和“德治”的基础。其次,所谓“民本”就要他者进行治理,而非自治;而要做到“以民为本”,这个他者必须是贤者,也就必然要求“以贤知贤,以能知能”。{12}这里,当然有个前提预设的问题,亦即谁是贤者?按照包公的预设,就是仁宗皇帝。{13}通过皇帝的英明,选拔文武百官,治理天下群生。这是皇帝“正其本,执其要”的意思。再次,所谓“民本”,当然是旨在“得民”;亦即“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14}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得民”或者“安集群生”呢?包公指出:“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于时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则必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者不失,然后幼有所养,老有所终,无夭阏之伤,无庸调之苦。”{15}在包公看来,“得民”的关键,就是“薄赋敛、宽力役、救荒馑”三项措施。这与孔孟以来的政治学说也无任何差异。最后,为啥“爱民”如此重要,以致成为“果为国,岂不以爱民为心哉”{16}的首要前提?在包公看来,乃是“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17}的缘故。据此,所谓“民本”实际上是“民用”的意思;因为“民”有用,所以才是“本”。这是计算的结果,而非终极意义的定位。换句话说,皇帝与帝国官僚都要依靠“民”,才能获得财用,维持国家的安危;而所谓“本”,具体而言,就是纳粮和当兵的基础。
  概括起来,我觉得,包公的“吏治思想”的结构,可以借用黄仁宇先生“潜水艇夹面包”{18}的比喻。上层是竭忠于君,下层施爱于民,贯通之间的是清心和直道。
  这是一幅理想政治的蓝图。但是,理想不能代替现实,{19}道德也无法取代技术。{20}反之,即使道德问题,往往也要通过技术——制度才能加以解决。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的根本问题,就是禾能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问.在仁宗时代的政治语境里,包公又提出了哪些具体设想和措施呢?这涉及到:一是思想层面的阐述,二是技术层面的认识。
  首先,思想层面的阐述。包公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知人则百僚任职,天工无旷矣。……治乱之本,在兹一举,可不慎之乎!”{21}取舍的原则如何?包公指出:“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22}这种意见,颇有“唯才是举”的意思。针对当时“吏治谕惰”的情形,包公又说:“谁能尽心敢救天下之弊,敢当天下之责者,果得其人,愿陛下主张而委任之;其阴拱循默,持禄取容,嫉妒贤能,以一己为计者,宜速罢免……”{23}知人能用固然不易,然而“用人不疑”似乎更为艰难。包公征引先秦法家管仲之言说道:“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24}
  在这一原则下,为了消除伴随“庆历新政”渐次形成的“朋党”政治造成“用人”问题的困扰,包公指出:“朝廷累年以来,凡进用庶官,裁处大事,必避形迹,以为公道》上下相蔽,习以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为者,以形迹而不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25}这一情形,将会导致“正人结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劝诫,此最为国之大患也。”{26}
  可见,在包公心目中,解决吏治问题的关键,就是:第一,厘定君臣之间的关系;第二,建立君臣之间良性关系;第三,消除“朋党”痼疾,形成协调的官场政治空间。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一旦推行改革措施,也就难免搁浅。
  原则一经厘定,那么取舍的标准如何?包公的意见是:清廉与正直。他说:“精选廉干中正之人。”{27}还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28}据此,包公坚决反对贪官苛吏。原因在于,“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宰,而一路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29}这里需要稍微疏证一下。包公所谓的“酷吏”,意指刑罚酷暴与横征暴敛。{30}针对仁宗时代惩治赃吏法律渐次松弛的局面,包公多次提到必须严惩赃吏。他说:“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掷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祗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31}在包公文集里,这种“依条施行”的说法,还算比较客气。他曾多次提出,必须“法外重行,以警贪猥。”{32}与正直相反,就是那种“谄佞”的官吏。对此,包公也是坚决反对的。这是因为“大抵今之居位者,挟奸佞则蔽善而背公,溺爱憎则卖直而嫁祸,滄滄然但以势利相轧,苟得无耻,岂有援贤进能之意乎!”{33}可以看出,包公的取舍标准,基本上还是以“道德至上”为归依。
  二是技术层面的认识。总体而言,在包公的知识视野里,当然不可能提出什么真正有效的吏治方案.不过,针对那时的吏治实际,包公还是提出了一些改革设想,约有以下数端。第一,治理结构。包公指出:皇帝之总治天下,内有宰臣、百僚执事;外有按察、刺史、县令。如果内外各得其位,齐心协力,那么皇帝即可收到“垂拱抑成,无为无事”的效果。{34}宰臣居于皇帝之下,百僚之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故而,选任必须特别审慎。包公指出:“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当历选群卿,以补其阙。”{35}县令,乃是帝国行政通向民间的关键,治理之良窳,有赖县令之良莠。因此,包公指出:“古之所重,为民父母者,县令耳。”针对宋人轻视县令,而且一般官吏缺乏政治经验这一现象,包公进而指出:“今后贴职并佥判及京朝官,凡历任不曾任县令及知县者,不得便为长吏按察之官。且县令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则宰邑得其人,长吏亦不能倖求而至。”{36}总之,包公认为:“讲求治道,外则黜郡守县令不才贪懦苛虐之辈,以利于民;内则辨公卿大夫无状谄佞朋比之徒,以肃于朝。”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回邪,振张纪律,可使教淳于上,民悦于下,足以导迎和气,驯致太宁,不亦盛哉!”{37}
  第二,选官方式。上文已经讨论,在中国古代,对于官吏的选拔,道德一直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以致每每强调“先德行而后才学”的取士选官的原则。但是,随着帝国政治的发达,行政技术逐步受到关注,而且不断完善。以科举考试为例,为了确保选拔人才程序的客观、公正和平等,宋代采取了锁院、封弥、誊录的办法。然而,庆历新政期间,有人建议:“州郡弥封誊录,进士、诸科贴经之类,皆苛细而无益,一切罢之。”{38}尽管包公本人一向非常强调道德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废除封弥制度的做法,还是表示反对。他说:“伏睹新定贡举条制节文,诸州发解,令知州、通判、职官、令录等保明行实,更不封弥誊录者,此乃三代里选之法。盖朝廷欲先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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