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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与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作者】 徐崇利*【分类】 国际经济法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18(秋季卷)
【总期号】 总第18卷【页码】 97
【摘要】 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是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与一体化的产物。首先,以实现经济自由化为要旨,使得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成为全球帀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框架;其次,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贸组织多边法律体制的构建,从而有助于健全和完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再次,在经济一体化的带动下,形成了内联紧密的世贸组织法律体系,并加强了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与社会领域国际法规则的联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04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世界经济自由化、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成为推动当代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通论,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或一体化的内涵虽非完全一致,但它们的基本取向却是相同的。从世界经济的这三个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可以把握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趋势。
  ―、经济自由化与世贸组织的法律体制
  晚近,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推开。市场经济的要义是,应依靠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来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排除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包括对外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可见,全球市场经济的推行,必然要冲破阻碍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要素跨国流动的障碍,从中必然演绎出全球经济自由化的趋势。
  经济自由化要求各国政府遵守以下三项基本法律原则:一是健全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和合同权利的法律制度,奠定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法律基础;二是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保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构造经济自由化的本体法律制度;三是完善法律保障机制,在市场失灵时,赋予政府适当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防范实行经济自由化带来的风险。{1}从本质上看,这三项法律原则同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既适用于一国国内的市场经济,也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从全球市场经济体制衍生出来的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正反映了以上法律三原则。
  (一)保护私人财产权
  经济自由化的推行,其前提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稳定。在对外经济活动的安全性没有得到法律保证之前,各国就不可能追求自由化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为了有效地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世贸组织法律体制十分注重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首先是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在国际贸易中,货物和服务从生产到销售各环节所具有的竞争力,无不与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密切相关。由此,在已有的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体系的基础上,乌拉圭回合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进一步提高了对知识产权的国际法律保护水平,为贸易自由化的推行奠定了必要的财产法律基础。
  其次是可能将国际投资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1995年,作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经合组织开始了《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其目的之一就是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对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成果。由于该协定对外国投资设定了迄今为止最高标准的待遇,因此被称为“外国投资者的权利法案”。经合组织就MAI的谈判虽于1998年失败,但发达国家仍意图将之“移师”世贸组织。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已议定,将由下一届部长会议决定是否发动投资议题的谈判。
  (二)保证公平竞争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当扮演的一个积极角色就是为私人的经济活动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这也是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为了“整平”实行经济自由化的“游戏场地”,世贸组织始终致力于创建有关公平竞争的法律制度。
  首先,在开展公平竞争的条件方面,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确立的非歧视待遇(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为货物、服务贸易及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法律机会。有了非歧视待遇原则。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入另一成员方,就可获得与其他成员方的进口产品和当地产品相同的法律地位。正因如此,非歧视待遇原则被誉为世贸组织法律体制的“基石”。此外,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也有利于保证来自各成员方的商人获得等量的信息,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公平的竞争
  其次,在规制公平竞争的规则方面,为了防止成员方以不正当的手段鼓励出口,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世贸组织制订了反倾销及反补贴守则。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成员方以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1996年,美国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日本提起了“柯达/富士案”的诉讼,试图通过对《关贸总协定》中“非违约之诉”的解释,将竞争规则引入世贸组织的法律体制,但终未获成功。{2}与投资议题一样,多哈会议已同意将是否启动竞争问题的谈判,交由世贸组织下一届部长会议决定。针对政府采购中的不正当竞争措施,乌拉圭回合已就该议题达成了“复边”协议,且多哈会议又明确把政府采购的透明度问题作为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的专题之一。
  (三)消除交易壁垒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本该扮演的一个消极角色就是戒绝对私人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干预,这是为保证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作用,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义务所在。世贸组织法律制度要求各成员方政府清除已有的各种交易壁垒,并保证今后不再设置新的限制性措施,从而持续不断地加大和拓展经济自由化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在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除了削减关税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外,《关贸总协定》还在其它方面进一步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例如,原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达成的一系列有关消除非关税壁垒的守则,均为“复边”协议,而乌拉圭回合已多将它们转化为世贸组织所有成员方必须遵守的多边协定;{3}又如,原关贸总协定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对象尚不包括一些重要的贸易产品,如农产品和纺织品等,而世贸组织的《农产品协议》和《纺织与服装协议》,已促成这两项产品回归总协定,等等。
  其次,以往,《关贸总协定》只涉及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问题,现行的世贸组织法律体制已把贸易自由化的范围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先后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及有关分协议(《金融服务协议》、《基础电讯协议》和《信息技术协议》)。多哈会议已决定由新一轮谈判继续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再次,今后世贸组织还可能将自由化的领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在投资领域,除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实际上包含了服务业投资自由化的内容之外,乌拉圭回合还专题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禁止成员方对外国投资设置当地成份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以及当地销售要求等投资措施。如前所述,为了更全面、更彻底地实现国际投资自由化,世贸组织还可能会发动投资自由化议题的谈判。此外,拟议中的电子商务等其他新议题,也已进入世贸组织自由化进程的视野。
  (四)设置“例外条款”
  当市场出现失灵时,世贸组织法律体制无不允许各成员方暂时偏离所承担的经济自由化义务;详言之,当一成员方一时无法完全承担自由化义务,或因承担自由化义务会对该成员方经济产生严重冲击时,世贸组织协定中的各种“例外条款”(诸如免除条款、选择保障条款、幼稚工业保障例外、国际收支例外、一般例外及互不适用条款,等等)都为其预留了各种“逃避机制”。利用这些“例外条款”确立的“逃避机制”,成员方有权对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实行暂时的、适当的限制。
  无疑,当前,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自由化已成趋势。然而,因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世贸组织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程度和步骤,必然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反映在内部立法过程中,为了避免有关协议谈判(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失败,世贸组织有时不得不采取“渐进式的自由化进程安排,最典型的是引入所谓的“自下而上”(bottom-up)谈判方式。在这种谈判方式下,允许成员方对有关协议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自由化的水平。
  然而,为了保证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些协议往往又采取与“自下而上”谈判方式相配套的“锁定”(standstill)制度和“逐步回归”(rollback)的方法。前者要求成员方作出具体保证,对条约中有关自由化义务的保留,不得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后者是指成员方在提出保留的同时,应承诺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减少直至消除暂予保留的反自由化措施,使其最终回归条约原定的标准义务。“锁定”制度加“逐步回归”的方法就会产生所谓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即每一次取消所保留的措施之后,一概不得恢复,并应成为下次“逐步回归”的起点,如此“只进不退”,从而使成员方踏上自由化的不归路。{4}
  二、经济全球化与世贸组织的法律体制
  全球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全球统一的基本法律框架;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期望,需要制定共同的法律规则,来提高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及各方对其法律行为后果的可预见性。与此同时,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也为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晚近,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一国在制定对外经济法律政策时,不仅对本国经济而且将对其他相关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蝴蝶效应”)。因此,各国在对外经济法律政策的选择上,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利害关系,彼此间不得不进行协调,而且这种协调仅在双边层面上进行已远远不够,需要做出妥当的多边安排,共同制定统一的法律规则,才能有效地处理全球性的经济法律问题。
  二战之后,国际社会成员大量增加,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经由各国的实践自然而然地形成统一的国际习惯法,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各国之间的谈判,达成有关国际条约,才能获取大量的国际法律规则。较之默示形成的国际习惯法,存在于国际条约之中的明示法律规则,具有内容固定、含义精确的特点。因此,在建立当代国际法律秩序的过程中,条约当担着主要的角色。{5}在国际经济领域,更是如此,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利益,在实践中,要找到被各国普遍认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经济习惯法规则,几无可能。
  为了建立一个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和透明度的国际经济法律秩序,早在二战结束前夕,各国就深刻检讨和总结了战前双边经济条约制度失灵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谈判缔结了多边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下简称《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创建了“布雷顿森林体制”,同时留下了《关贸总协定》。
  然而,依原《关贸总协定》建立的只是一个“跛足”的国际贸易法律秩序。因为该协定至少存有以下两方面的“先天不足”:第一,该协定以“临时适用议定书”的方式暂时适用;第二,该协定不具有真正的国际组织地位,从而削弱了其对各缔约国在履行义务上的监督执行和争端解决职能。在1986年发动的乌拉圭回合中,就贸易及与贸易有关的议题,一次性达成了29个多边协定(包括5个复边协议),并成立了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世贸组织,且在世贸组织成立之后,多边谈判的领域更为拓宽,深度也不断加大,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多边的国际贸易法律体制。
  从建立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进程来看,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现已分别有了《世贸组织协定》和《基金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等基本的多边经济条约作为“支柱”。然而,在国际投资领域,一直缺乏一部综合性的国际投资法典。二战之后,一些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国家政府及个人曾不断地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但终因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立场分歧,无一不归于失败。由此,在贸易、金融和投资领域,试图以“三足鼎立”之势,依托相应的多边条约奠基比较完整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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