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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CAJ-CD不能忽视《著作权法》
【作者】 汤啸天【分类】 著作权法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9(春季卷)
【总期号】 总第19卷【页码】 222
【摘要】 CAJ—CD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其本身就有不规范之处,如未能正确区分注释与参考文献,忽视了“转引自”的存在等。CAJ—CD应当依照《著作权法》加以完善,以体现通过规范编排体例,促进学术传播,保护知识产权的应有功能。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2809    
  
  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来形容期刊编辑规范的重要性并不为过。既然是规范,就应当科学、准确、严谨、可行。通俗地说,如果作为工具下发的直尺和圆规失准,设计出来的图纸必然无法使用。正因为规范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规范自身的科学、准确就更加引人注目。应当承认,《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以下简称“CAJ—CD”)在统一编辑标准,适应计算机识别,方便检索统计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该规范在不少方面确实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说得不客气一点,该规范本身就有不规范之处,未能实现规范编排体例,促进学术传播,保护知识产权的应有功能。例如,CAJ—CD在没有对注释、参考文献做出准确界定的前提下阐释了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并提供了“模拟样本”作为范例。这件事似乎办得很“规范”,但实际上却把作者搞晕了,把编辑搞懵了,把读者搞糊涂了。
  一、注释与参考文献究竟是什么
  CAJ—CD并没有对注释的内涵下定义,但在强调参考文献与注释的区别时称:“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著时所参考的文献书目,一般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是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那么,注释的功能仅仅是对“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吗?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按照《现代汉语小辞典》介绍的通说,解释的功能在于分析阐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地说明某一事物的含义、原因、机理等。所谓说明,其含义有三:一是解释明白,如“说明原因”;二是解释意义的话,如“图片下附有说明”;三是表示证明,如“事实充分说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按照《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的解释,“注释亦称解。对文章中语汇、内容、引文出处等所做的说明。”细心的读者一定已经发现,CAJ—CD的编制者删去了注释的另一项功能——为引文说明出处。笔者赞同《辞海》对注释所作的界定,并认为注释客观上具有两种功能:一是为解释某些问题所做的说明,因其是为解释特定内容而附注的文字,可以简称为“释注”;二是因为引用了他人成果而标明出处的文字,可以简称为“引注”。从浅层次理解,无论释注还是引注,其基本功能都是说明情况;但是,释注与引注的功能是有区别的。释注的基本功能是针对内容做出解释,即因为某些内容的生僻、情况复杂及借用了某种提法等原因所做的说明,主要作用是解惑释疑,即释注是为内容的明晰而做说明,如“此处采用狭义说”、“我对该论点的阐述可以查阅某文”等。引注的基本功能是做出权利性说明,如“引自某人的某篇论文”是为公示所引用成果的知识产权为他人所有而作出的特别标识,主要作用是明示该段文字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即引注是为明确权利归属而做出的声明。
  二、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功能定位
  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看,严格区分参考文献与引用文献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将注释称为“对论著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显然表示由作者任意选择是否做出“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而引文注明出处是《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他人成果者规定的义务,使用他人成果而不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习惯上称之为“注明出处”)就是侵犯他人著作权。作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CAJ—CD,排除了注释具有为引文注明出处的功能,至少是不利于引导作者强化知识产权观念的。我国学术界目前对注释与参考文献的认识比较混乱,实践中的问题更多。笔者以为,这种混乱大多与对注释性质的认识偏差有关。概括地说,目前在我国,对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关系至少有三种不同看法:其一为“同一说”,主张注释等同于参考文献;其二为“互含说”,认为注释中包含了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中也包含着注释,完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理解;其三为“区别说”,认为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功能不同,严格加以区分理所当然。笔者持“区别说”的观点。
  必须强调指出,写作时所参考的文献与引用的文献在使用性质上是不同的。我国的《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在“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前提下,允许“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CAJ—CD的制定者将注释称为“对论著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无形之中取消了引文必须“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的规定,和《著作权法》唱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对台戏”。
  众所周知,“著作权法所保护的对象不是思想或情感本身,而是赋予思想或情感以文学、艺术外观的表达(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著作权所保护的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某一种思想、情感。打一个通俗的比方,人在皎洁的月光下容易产生思乡之情这一观点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李白所吟“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一表达形式却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著作权法要求引文注明出处,所要解决的是该内容是谁、在何时、在何处赋予了特定的表达或表现形式。凡是引文就必须注明出处,这是学术写作时不可逾越的“底线”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够,通过强制推行的编辑规范推动知识产权意识的建立,应当是学术界的共同使命。遗憾的是,CAJ—CD的编制者却把引文出处的注明任务从注释中无情地排除了。真不知道CAJ—CD的编制者是不懂著作权法呢,还是认为自己的权力比著作权法还大。
  三、列出参考文献并不能替代注明引文出处
  有人提出,可以将引文注明出处的任务交给参考文献,即要求作者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引文的页码。笔者也注意到,在CAJ—CD模拟样本A和B的参考文献中的确有少数文献标注了起止页码。如此设计的用心可谓良苦,但是,这种混淆使用参考文献与引用他人成果界限的做法,在理论上有违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这是因为:其一,如果作者只是在参考层面上使用了某一资料,而并没有引用资料中的原文或大意,在编辑规范硬性要求之下标注的页码必然是不真实的;其二,如果作者只是从资料中转引用了某一典故、史料、警语,本来可以实事求是地注明是引用,现在却必须按照编辑规范的要求将其纳入参考文献,也大有被迫说谎之嫌;其三,在参考文献中采取凡是引文均注页码的方式依然难以明确区分参考与引用的界限,况且在引用古籍时往往根本就没有页码可标。其四,参考与引用是对他人成果的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使用,编辑规范应当引导人们恪守诚信,而不是做“糊涂帐”。
  近年来,学术界的抄袭剽窃已经严重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成因亦十分复杂。笔者认为,除了其他主客观原因之外,做学问不讲诚信,学术规范缺失和现有的规范本身不够规范,这三方面的原因均不容忽视。如果学术界缺乏诚信的氛围,弄虚作假不足为怪,抄袭剽窃也许就真是积重难返了。作为学术规范的最低标准是必须引导和强制人们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如果某一种名为“规范”的东西在教人作假,其必然是短命的。举例而言,作者在论文构思时参考了王教授主编的某教材,行文时又引用了该教材中的某一段或者某一句话,那么,作者就应当既把该教材列人参考文献,又在注释中明示引文的作者、篇名、出版地、出版者、版次、起止页码等。这种做法无形之中对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把自己的见解与他人的成果区别开来,把参考前人文献与引用他人成果区别开来,把直接引用与间接引用区别开来。具体地说,一是直接引用他人成果的原文必须置于双括号之内,以使其与自己所写的文字相区别;二是引用他人成果(包括概括地转述要点的),都必须注明具体出处,不能使人无从查找核对;三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表明自己对他人成果的使用程度,或参考、或引用、或既参考又引用都必须明示于众。循此原则,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他人原话时必须加上双引号;概括地摘录他人原文必须不失原意。无论是原文引用还是摘引、意引,都必须一一注明出处,不能仅仅在参考文献中笼统地说明。这样的规定并不是对作者的苛求,而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
  参考是查阅资料以供考证研究,所参考的文献不构成新作品的组成部分,故列出参考著述的目录即可;引用是在合理限度内使用他人具有知识产权的成果,故必须明示与权利所有者相关的详细信息。如果引用他人成果而不注明出处,仅仅罗列在“参考文献”之中,仍不能解脱其抄袭的责任。这是因为:参考的作用仅存在于作品的形成过程中,参考是启迪思路、权衡比较、消化吸收,而不是搬用、套用、袭用。参考文献的内容可以融汇、渗透在新的作品之中,但必须是已经不具有原有的表现形式,即不是存在于新作品中的独立部分^被用来作为作者主张的一部分或证明自己观点论据的引文,虽然已经成为新作品的组成部分,但是,该部分是“借用”性质,是仍然独立于新作品的。所以,凡是引用他人成果,该成果的知识产权的归属必须予以注明,即清楚地标明知识产权所有者。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在新作品中引用他人成果类似于医学上的角膜移植。因为这种移植是适宜的,故经“移”而“植”入受体内的角膜能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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